我告程维高-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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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书，因为当时先体检和政审，如果政审不合格成绩考得再好也不允许上大学，为了不在政审表中填上我这个被诬为右派子弟的学生“此生不能录取”的结论，班主任才和党委书记商量让我只填一般专业，因为我们班主任靳及人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我考虑了很久，在尹书记的建议下，填报了对政治条件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同济大学，专业也是似乎并不敏感的建筑工程专业。　　　　
　　　　　　　高考完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一躺下就开始发烧，我舍不得花家里的钱去买1分钱1片的退烧药吃，于是就想了一个招儿：那就是直接光着膀子躺在地上，跟冰凉的地“交换热量”以达到退烧的目的。不料我自己发明的“土方子”并不见效，烧一直退不下去。就这样烧了半个月后，拿通知书的日子到了。　　　　
　　　　　　　一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我硬撑着爬起来，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就开始赶路去学校。我浑身滚烫，脑子被烧得稀里糊涂的像一锅棒子面粥，连走路都踉踉跄跄的。这样走了30里之后，我捱到一个叫做“古灵山”的地方，从那里到通往保定城的大路有一段长20里的堤坡。　　　　
　　　　　　　我走啊，走啊，身体越来越难受，头晕眼花，走几步就要坐下来歇口气。我从小到大走了很多路，但是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艰难，没像今天这样力不从心，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想到了死亡。　　　　
　　　　　　　这段短短20里的路，我从日头才有一杆子高的时候走到了太阳偏西！脑子里一片空白，两条腿越来越不听使唤。忽然感到心脏一阵猛烈的收缩、绞痛，我大叫一声，接着蹲了下去，一手撑住地，一手捂着心口——我想那大概是心脏病的前兆吧。　　　　
　　　　　　　顿时，我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灵魂似乎都开始出窍了。我在生死一线间拼命地挣扎着，心里默默地念叨：我不能死在这里啊，我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啊。我还要上大学，我还要让全家人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呢！　　　　
　　　　　　　也许是我的哀求感动了苍天，慢慢地，我的心好受多了，勉强可以站起来走路了。我命大，算是给我捱过这一劫了。　　　　
　　　　　　　费尽千辛万苦，总算走到了大路上。　　　　
　　　　　　　这个时候，一个黑脸膛的农民赶着一辆牛车过来了，看我一脸疲惫困乏的样子，好心地招呼我：“小兄弟，去保定吗？上来搭一段吧！”　　　　
　　　　　　　“谢谢大伯……”我感激得不得了。　　　　
　　　　　　　托这位大伯的福，我在天黑前赶到了保定二中。　　　　
　　　　　　　到了学校，我找到了班主任的靳及人老师，我问道：“靳老师，我考上大学没有？”　　　　
　　　　　　　“郭光允啊郭光允，你怎么能这样问呢？这个问题不是你这个学校尖子学生该问的！”靳老师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完从一摞信封中抽出一个，“喏，同济大学来的！”　　　　
　　　　　　　我喜出望外，赶忙拆开信封：“我考上了！谢谢你，靳老师！”这个时候尹书记也走了进来，他说：“我审查你的志愿是为了你能有学校上，也是对你好。”我感激地看着尹书记，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同济大学读书的时候，听一个保定老乡说尹书记后来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到保定农村一个公社去工作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现在他在世的话也该84岁了，他或他的后代如果能看到此书的话，我真心希望我能报答他老人家的栽培之恩。　　　　
　　　　　　　获知上大学的喜讯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初中毕业后转到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的小玉。　　　　
　　　　　　　在保定二中读书时，我几次都想去探望她，可是一想起自己的处境和被饥饿搞得疲于奔命的状态，我就有点心灰意懒，我这副模样去见小玉，人家会不会嫌弃我呀？二是我也意识到，在困难得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里，考虑个人的恋爱问题是自私的，按照当时的道德观，甚至是可耻的。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压抑不住对小玉的思念之情，有一次，我踟蹰到她所在的学校门口，差点进去，可是狠了狠心又离开了。　　　　
　　　　　　　让我能稍微安心一点的是，以后小玉的消息我还可以不断得到。　　　　
　　　　　　　她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科研单位工作。　　　　
　　　　　　　善良和美丽的小玉，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是不会受到任何惊扰的。她能够顺利成长，安宁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每次听到她的消息传来，我都会感到慰藉，然而，还是克制不住一丝淡淡的忧伤……　　　　
　　　　　　　别了，我的少年时代。　　　　
　　　　　　“大老郭，一分钟”　　　　
　　　　　　　全家人知道我考上了同济大学之后，都很高兴：咱们老郭家出了一个大学生了！但是高兴之后紧接着就是发愁了：上海那么远，怎么去呢？火车票要24块钱呢，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花销对于家徒四壁的我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不上大学了吧？全家都在想办法。　　　　
　　　　　　　父亲蹲在门口，一声不吭。我站在门边呆呆地站着，望着瘦得让人揪心的父亲的背影，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忽然父亲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有办法了！你看那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在哪儿呢？”我糊涂了。　　　　
　　　　　　　“就是那几根屋檩子啊，五八年村干部拆了咱家东屋后剩下的！那个可以拿去卖了啊！娃儿，卖了它爹就有钱让你去上海念书了！”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种激动甚至超过了看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　　　　
　　　　　　　“是啊，多亏他们拆了房子，不然还真没辙呢！”我一高兴，竟然说出这样没心没肺的话。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3）

　　　　　　　　
　　　　　　　第二天我们就借了村里的大车把那几根屋檩子运到村里的集市上，运气不错，碰上了一户想盖房子的人家，看我们的屋檩子是好木头，就全买下了，一共卖得62元钱。尽管我一再拒绝，父亲还是把这些钱全给了我。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就给我张罗吃的，说是要我吃饱肚子再走。他拄着拐杖——他才41岁啊——出去想办法。从外面回来以后，他变戏法似地做了半碗油汪汪香喷喷的茄子焖小米饭端给我：“孩子，去上海要好好学习啊！家里你不用管，没事的！”　　　　
　　　　　　　那碗小米饭的滋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嘴里我的心上。　　　　
　　　　　　　走的时候，父亲正睡着觉，他太疲乏了。半碗茄子焖小米饭让他忙活了一整夜！我走到床边看了一眼苍老得不像一个41岁汉子的父亲，然后抹着眼泪转头走了，我不敢再回头了。年仅19岁的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竟然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　　　　
　　　　　　　由于多年的积劳成疾，父亲病死于1962年7月24日，家里跟生产队借了一个大瓮，连同家里的一个瓮拼凑成一口“棺材”，把父亲下葬了。我借了同学20块钱买了火车票，手里攥着一纸“父死，速归”的电报跑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长眠于一堆黄土之下。因过度悲伤而神情恍惚的母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堂叔抱着我幼小的弟弟，替我摔的瓦，扛的招魂幡。　　　　
　　　　　　　“忍为高”！这是父亲一生的总结吗？　　　　
　　　　　　　连一副薄棺材板都买不起，这就是一个以“忍为高”为人生信条的中国农民的最终归宿吗？　　　　
　　　　　　　踏上南下上海求学之路的时候，我额头上还发着烧，怀里揣着沉甸甸的62元钱，背上单薄的高粱红粗布棉被，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的物品是一条屁股上有两个大补丁的藏蓝色粗布裤子、一件小时候穿过几年的黑粗布夹袄、几本高中课本、一个我用了两年的小塑料盆等），像前些日子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一样，我又是徒步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保定。　　　　
　　　　　　　家在保定的一个热心的高中同学告诉我说，天津有一趟到上海的车，虽然很慢，但是车票很便宜，我听了很高兴。他帮我买完车票后，我便踏上了南下求学的征程。到了北京以后，我顾不上看一眼伟大祖国首都的雄姿，又立即转车到了天津。　　　　
　　　　　　　到了天津火车站，我又困又乏，在火车站广场上把行李往地上一放，就躺下开始睡觉，身上还在发烧。整整一天我不敢吃也不敢喝，因为怕去厕所啊，要是上厕所，我的行李谁给我看呢。我等车等了大半天，到天擦黑的时候，车来了。　　　　
　　　　　　　从离开家门到达上海，现在只要20个小时的旅程，而当年的我竟然花了4天3夜。火车上我低烧不断，我暗叫不好：我可千万别死在火车上啊。等到熬过去的时候，还嘲笑自己怎么这么怕死啊。　　　　
　　　　　　　从上海火车站下车，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坐什么车才可以到同济大学。问了一个三轮车夫，他告诉我说火车站到同济大学没有公交车，劝我坐他的三轮车，车费两毛五。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另一方面因为我很急切地想见到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咬咬牙，生平第一次做了“剥削阶级”做的事——使唤人。后来我才知道，同济大学的门口就有55路公交车直达上海火车站，一到上海我就给人蒙了。　　　　
　　　　　　　坐在三轮车上，虽然只目睹到大上海繁荣的一些角落，但也足以让我震惊了，中国还有这么繁华的地方啊！从大百尺村到保定，再从保定到上海，我两次大开眼界，这两次经历在我一生中算是两座拓宽人生视野的里程碑。　　　　
　　　　　　　到了同济大学，一个大四师兄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看着热闹的大学校园，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走在同济美丽的校园里，我回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在城里给人当保姆的母亲，我第一次吃上猪油烩饼、第一次看到电灯、电话的激动心情，那是怎样的一种精彩而深刻的人生体会啊。　　　　
　　　　　　　有人说幸福感和物质的丰富程度成反比，意思就是，物质越匮乏的人，得到物质后感到幸福的程度，是比更容易得到那些东西的人大得多的。我虽然不敢苟同这个观点——贫穷本身总不能说是一种幸福吧——但是我在生活得到改善后所体验到的幸福则是真真切切的。　　　　
　　　　　　　说到我的专业，是建筑工程经济组织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很特殊，不是具体搞什么技术工作的，用新生欢迎会上系主任的话说，我们这个专业是“总指挥专业”，是“领导”专业，专门搞统筹策划的。我听了这话，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这么说我可以当官了？到了宿舍，发现里面的同学都不像刚来几天的，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拾掇得整整齐齐的了，他们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你是郭光允？怎么才来啊？要是再不来，学校就要开除你了！　　　　
　　　　　　　在学校的澡堂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很舒服。舒服完了，准备洗洗刚才在盆里泡上的衣服时我傻眼了，我那件可怜的衬衣忽然像纸做的一样一扯就破了，连抹布都做不了。我叫苦不迭，没饭吃可以饿着，没衣服穿怎么去上课啊！　　　　
　　　　　　　无奈之下，总不能不穿衣服吧，我便在九月天就穿上夹袄穿梭于同济大学的教室、图书馆和食堂，我这副古怪模样成为当时同济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南方雨天多，路面上经常有积水。结果，这下可好，我那一双可怜的布鞋也报销了。那个时候，买鞋子要鞋票，我一个外地的穷学生到哪里弄啊，只好去四平商店花3块钱买了双不用鞋票就可以买的短帮雨鞋穿。　　　　
　　　　　　　一个同学后来借了双布鞋给我穿，才结束了我在大晴天套着雨鞋跑来跑去的尴尬，所以我很珍惜这双布鞋。打篮球的时候，我经常是脱了夹袄、光着脚丫子上场，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形象，真是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交书费（当时是12元）的时候，按照我这样的家庭条件，绝对是应该免交的。老师问我：“还有交书费的钱吗？”我身上那时候还有30多元，于是便老老实实地说有，老师说：“既然自己有钱，那就交吧。”等到交了以后，知道自己符合免交的条件，心疼了很长时间。更要命的是，我的眼睛在上了一年大学后也近视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学校每个月每人发16元助学金，这16元就成为我的惟一生活来源：每月吃饭吃15元，剩下1元买点笔、本子、墨水什么的，几毛钱一块的肥皂我都舍不得买，要花更多的钱配眼镜却太难了。但是上课时实在看不清黑板，向老师反映了以后，按照老师的吩咐写了篇个人生活报告交到学校，学校给我批了6元钱，才配了副眼镜。　　　　
　　　　　　　南方的冬天跟北方不一样，不像我想像中那么暖和，空气都是湿冷湿冷的，一刮风，带着一股潮气的凛冽寒风直往脖子里灌，那个滋味真让我终身难忘。这时候家里给我寄来了奶奶亲手缝制的棉袄，虽然不太合身，但也是救了急了，不然我肯定要被冻坏的。　　　　
　　　　　　　放寒假了，我买不起火车票，就留校勤工俭学（现在叫打工）。学校把我们介绍到沪南电车厂的26路车上去卖票，一天1块2的工资，但是要吃自己的。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去车上打扫卫生，陪司机师傅试车，晚上10点才能交账、下班。寒假时间不长，我一共做了14天，一天省下6毛钱，总计8块4毛钱。　　　　
　　　　　　　我很喜欢打篮球，我还当过3年多我们系的女篮教练呢，并且成绩斐然。那时候1个月30斤饭票加上3斤就餐券让我基本不会挨饿了，而且打篮球这样的体育锻炼又大大增强了我的体质。大米饭确实养人，大一的一年，我的身高竟然“疯长”了12厘米，达到1米74，总算有了一点北方汉子的模样了。看来，我如果不是从小饿到大的话，我兴许能长到篮球运动员的身材呢，因为我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爷爷啊。　　　　
　　　　　　　中小学时因为营养不良，我只能靠高效率来维持优异的成绩，因为饿肚子的时候浑身乏力，不睡觉不行啊，而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让我很高兴，我开始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