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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程维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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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钟。盐业狈溉松蟆！ �
李山林后来一看监察局也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又动用了检察院。
我们建委下面有个招标办公室，招标办可是个有油水的单位呀，进驻了检察院，据说还真查出了不少人的问题，虽然够不上判刑，但在李主任亲自抓的“廉政风暴”下，这些有点小问题的人全部开除党籍了，有一些人待不下去了，调到了别的单位。但过了几年，那些开除党籍的又全都给恢复了。招标办主任有问题，把他给抓起来了。问他有经济问题没有，他说没有。检察院就采取了强硬措施，他受不了了，怕了，交代出了6000多元的问题，还包括发的酒啊、面啊、牛羊肉什么的。
李山林一看，这招标办出问题了，“突破”郭光允的机会又来了。赶紧向检察院告我，让检察院抓我。因为我又管招标办，又管质监站，又管定额站，这些下属单位的业务都归我管，哪怕稍微捞一点好处就是犯罪的。结果他们没有证据也不敢贸然抓我。
李山林调动检察力量把建委搞得鸡犬不宁的那些日子里，检察院的人当面对我发出了威胁的信息：“等着瞧！只要我们往死里查，总会查出你的问题！”
那一天，我正在建委主持召开质量监督站和招标办负责人会议。人都到齐了，可是招标办的负责人催了两次都不过来。我起身离开会议室，到招标办去催那位同志。
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有人声音低沉地说着话。
我嘴里叫着招标办负责人的名字往里走，突然里面传出粗暴无礼的呵斥声：“叫什么叫？”
我愣住了，只见招标办里几个检察院的人满脸杀气，而那位招标办负责人尴尬地站在那里。
“他是什么人？”检察院的人问。
招标办负责人小声说：“这是我们郭处长。”
检察院的几个人目光唰地集中到我身上，盯了我半天，其中一个人阴阴地说：“郭光允？好！就是他，记住他了！”
这分明是在威胁我：现在不抓你，可我们“记住”你了！
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全市建设系统都知道纪检政法部门在查一个“腐败分子”郭光允。
而且这样的话不断传来，当然，传这话的人自然是李山林和他周围的人。
“给你们打个招呼，马上要逮捕郭光允了！”
“明天就逮捕郭光允！”
当时我觉得我不用怕，反正我一分钱的问题都没有。招标办的人也奇怪我这么多年搞建设，怎么遇上了这样的事。他们都劝我赶快出去躲躲，或者让我给别人点好处堵堵嘴。我什么措施也没采取，没任何问题，我不需要堵嘴，不需要躲起来，我等着他们，我看他们谁敢抓我！
结果又从我妹夫承揽小工程的事入手，想挖出郭光允“徇私舞弊”的证据。我有个妹夫在这附近搞副业，做点小的建筑上的活。结果把他抓起来了，抓了好几回。铁路上一个经办的小侧门是我妹夫给修的，他们硬说是我逼着铁路上预付给我妹夫4万块钱，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检察院让他交代我的问题。我从不给亲戚好友谋私利。审问了他好几次，也没问出什么问题。后来，亲戚就把建委发的资质证书自己吊销了，不干这个行业了，免得给我添麻烦。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坚决的。
最后铁路上的人去了检察院质问他们：你们到底还查不查？郭光允两口子谁不知道是大好人，你们这样整人家，太过分了！
李山林他就这么有能量，这么神通广大，先是和监察局的人合伙，后又利用检察院的人查我。后来风险过去了，招标办的人跟我说：“哎呀，郭处长你真了不起，我们还以为你真有点问题呢，你搞建设这么多年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是有了100块钱的问题他们就会把你往死里整。”
那时候，一般的人都进不了我的家门，那些想送礼的更进不了。国家让我当公务员，我就当好这个公务员，我不能贪图享受。为什么我会这样？这是有根源的：一是我出身贫苦；二是文革时我在南方农村劳动改造那么多年，看老百姓那么辛苦，一粒粮食都看得特别重，省吃俭用也挣不了多少钱。我有这个经历，我是从艰苦环境过来的，我心疼老百姓的这点血汗钱。我不能挥霍、侵吞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觉得痛苦折磨使人获得智慧，痛苦艰难使人升华。我经过一个痛苦的生长过程和身处艰难的生活环境，艰难让我升华，所以我不会去做那些傻事，不会去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李山林整我真是费尽心血，挖空心思。他曾经秘密发过话：我要把郭光允整死，最起码也要把他给整老了，整到没人要了。所以李山林才利用监察局、检察院来这么折腾我。我并不是天生不怕死胆子大，而是因为自己站得正，我可以抗争。监察局一位副局长和李山林合伙整我，我抗争下来了。李山林叫检察院整我，我以我的正义、我的清白抗争下来了。他们最后没敢动我，没敢抓我。但是，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家里非常为我担心，他们如果把我抓起来，硬要给我戴手铐，硬要拿警棍电我，那我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当时被抓进去的很多人出来后说他们之所以交代了问题，就是受不了那个罪，总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里边吧。
监察局审查我将近两年之后，给了一个结论，我确实一点问题也没有。后来，方副市长在建委系统大会上宣布，郭光允经过审查，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这就是组织对我的结论。后来下属单位很多领导干部鼓励我说：给你平反了，把你腰杆挺硬！该抓你的工作还抓你的工作。
但我抓不了工作了，我定额站站长免了，高工工资不给我，工程处我又做不了主，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
区级检察院那边老是巴不得赶紧抓我，发现不了我一点问题，结果他们也没有办法。
检察院的领导同志也感到李山林几次控告我是故意整人，打击报复，于是渐渐对李山林不予置理了。所以尽管李山林多次书面告我，然而市检察院就是按兵不动。
1990年、1991年两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就用这副身板抗争过去了。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7）
我曾经想“求小同存大异”
如果把后8年的故事看成在天亮前的黑暗中逐渐找到方向、迎接光明的历程，那么前8年的建委风云，实在是个不够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里面，我扮演着一个不舒心的角色，我不但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李山林的问题，揭发他的犯罪行为，相反，我还把不少精力用在洗刷自己，写辩诬材料，把时间耗在对付询问上。在一般读者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个精彩的“反腐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实在是个很窝囊的经历。
1993年，我查出食道出了肿块。当时跑了很多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省三院、市中医院都去了。当时我去铁路医院做钡餐检查，结果出现了可怕的现象：喝下去之后到达咽喉部位和食道口就给挡住了。给我做钡餐检查的那位年轻大夫当时就吓得出了一身汗。大夫一个劲的摇头，劝我无论如何得彻底查一查，别闹出食道癌什么的，那可就麻烦了。
我这个身体确实是不争气，年轻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冒发烧，60年代我考上大学时到保定二中领大学录取通知书，走了百余里地，实在挺不住了，就在一个草坡上躺下来等死，年纪轻轻就有了濒死心境的体验。那时不感到特别害怕，不知道是麻木呢，还是宁静的恬然。说来也挺奇怪，年轻时倒对“死”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上了年纪了，当医生暗示我有可能患的是食道癌时，我却无法安之若素，变得有几分恐惧了！在我去医院检查的路上，脸憋得通红，情绪十分激动。这就交代了？这就消亡了？还有多长的存活时间，一年半？一年？半年？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哪！如果我这么就去了，留给后人的评价会是什么呢？一个老是陷在单位是非里不能自拔的郭光允？一个背负了“清查对象”名声的倒霉蛋？
当时我就很紧张，跟人家斗争，生命却只有一年半载的时间了，该安排后事了。好多医生跟我说我这个动不了手术。和平医院的冯医生是河北最好的胃镜专家，他也皱着眉头嘀咕，更让我心惊肉跳。和平医院让我观察治疗。我小弟弟是学医的，医术挺好，当时我母亲也是长了个瘤，我小弟弟给治疗的，一直活到了83岁。后来就是他一直给我治疗的。当时病到这个程度了，一切都灰心了。跟人家抗争，也没身体本钱了。这就等于宣告我失败了。当时跟李山林抗争的另两个同志已经死了，一个是建委副主任，一个是城建局副局长，一个58岁，一个48岁。当时那位副局长还曾经说，他这么整人，捞不到什么好结果。但是他也没坚持下去，他有思想包袱。我曾劝他也去找市委领导说说李山林的情况。他说他不敢去，他担心：“去了以后人家再说我，误解我呢？”他有思想包袱，还想升官，怕丢官。受了冤气也不敢说，都憋在心里。
坦率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软弱的时候。我头一次思考“值”与“不值”的问题，我并非纪检干部，李山林神神鬼鬼的那些事情，又干我何事？郭光允啊，你的父辈祖辈安分守己，用一个“忍”字来支撑自己卑微的生命，你为什么就不能隐忍呢？
因为这种矛盾更多的表象不是正与邪、光明与黑暗的截然对立，而是琐琐碎碎、叽叽喳喳的。你的奔走、呼吁，也许你自己认为是正义的、悲壮的，但在“明智人士”的眼中，却是不值的。再加上权力、地位的严重不对称，小人物的举动显得徒劳、笨拙，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应付，所以，前8年我的形象就是这么一个无奈的形象：不是弓着腰受询问，就是在监察局按手印；不是被主管市长当面臊个大红脸，就是递信给纪委书记时，人家拂袖而去，我的手停在半空中……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8）
更多更多的是难堪的记忆。
在前8年，我希望告诉读者多一些“针尖对麦芒”式的故事，哪怕是专政机关对我下手，哪怕是李山林雇人殴打我的故事发生，都会带来一种血淋淋的快意，可是，更多的是压制和威胁。
我不讳言一个中国公民自身的局限：我动摇了，想和和气气地化解矛盾。
历史应该感谢李山林，倒是他老人家的不宽恕使我恢复了决心和勇气。说起来像个笑话，但确实是事实。
一段时间里，我也试探着另一种可能性：能不能同这个李主任实现某种沟通？一个主任，一个主任手下的处长，老是这么搞摩擦，把单位内部的矛盾搞得这么白热化，这么你死我活，而且带累了不少同志。当然这一切是李山林引起的，他的目的是要排除异己。一种灰溜溜挺失败的情绪支配着我，我想：算了吧。我还找出理由来宽慰自己：能否在求同存异的清况下“向前看”？且不要说“求大同存小异”，因为我不可能认同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不可能认同他的世界观。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求小同存大异”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为我们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两家孩子又同在天津上学（是同班同学），如果把精力耗在闹不团结上，心情不舒畅、工作没法做不说，给孩子的影响也不好。
这期间，李山林也托我老伴办过事，李山林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书，我爱人就在坐火车上给予他们某种方便，比如安排铺位、吃饭什么的，我跟李山林虽有矛盾，但这种事只要他说了，我和我老伴就尽心去办，而且办过不止一两次。我的二儿子跟李山林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有一次李山林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女儿要返校，但孩子身体不好，又晕车，能不能在路上给她安排得舒服一点。我就让我的儿子退掉了本来订好的车票，让他们俩同车返校，路上照顾好李山林的女儿。我也不讳言，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了某种“巴结”的意味——但想起来可怜，这种“巴结”，并非想改变乾坤，攀附上李山林，从此成为他的“门下走狗”。我只求能唤起他某个层面上的“良心”，或者说激醒一个国家干部的正常思维模式，别一味整人，而应该用全部精力“整工作”。
李山林的女儿写信回来，说这是她最愉快的一次旅行，没有晕车，非常舒适，等等。
孩子尚且这么懂事，而他呢？上班以后就当没这回事一样，该整你照样整！
李山林就是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人。
很明显，跟这样的人实现“沟通”，是异常困难的。
当时李山林整我的时候，主管我的副主任还劝我，他说，你这人就这么个毛病，从来不到领导家里去拜年，从来不跟领导说句好听话。你跟人家低下头，一家子到李山林家里去聊聊天，两家人一说一笑就过去了。有些市政府领导也劝我去找找他，融洽一下，他就不会一门心思整我了。
我前思后量，决定和爱人一起登门拜访李山林。
到了他家以后，李山林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谈事。我们就在另一间屋里跟他爱人先聊着。
李山林老婆抱怨说：“你看他忙的！过年了家里还不消停！我早就劝过我们家老李，趁这个时候赶快多捞点钱才是正理！别的都是虚的！”
过一会儿，李山林的客人走了，我和爱人过去了。
我对李山林说：“山林主任啊，我是来向你负荆请罪的。”
李山林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似笑非笑，没吭声。
我接着说：“查了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有一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之间的疙瘩，同志们也有议论，有些是工作矛盾，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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