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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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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报到，跟行李一起装进卡车，拉往河北蔚县的工地。我们的任务简单明确：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
我头一个师傅叫向桂林，他是个六级木匠，领着一帮知青和当地的民工干杂活。向师傅河北人，一看人就老实，话不多，总是笑呵呵的，牵动满脸善良的皱纹。他从前在矿上干活，得了矽肺病，咳得很厉害。我们这帮知青，上班总是扎堆聊天。向师傅经过，一声不吭，自己动手干起来。
下放的会计张胖子和“阿驴”跟向师傅住。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全班人马挤在他们小屋抽烟打盹儿。这回知青来了精神，轮流读书读报，声音高亢。向师傅不识字，在马克思的哲学概念前有点儿慌乱，两只粗手卷着“大炮”，一点火，脸顿时被烟雾蒙住。
“阿驴”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眼镜厚厚的，个儿高高的，走起路来三道弯。那架式哪儿有防人之心？他带来一台红梅牌半导体。有一天被贴了大字报，说他偷听美国之音。向师傅知道了，跳着脚大骂，从未见他生那么大的气。工地来人调查，他作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阿驴”总算过了关。
几个月后正式分工种，我被分到混凝土班。在工地常能见到向师傅，他带着“阿驴”放线。我挖沟，向师傅蹲在沟沿抽烟，背后是天空。他突然剧烈地咳起来。两年后，在宿舍聊天，突然听到向师傅死于肺癌的消息，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把在场的师傅们弄得莫名其妙。工地死人好像一阵风，是不留痕迹的。
孟庆君，山东人，小个子，黧黑，金鱼眼，满嘴脏字。他那时候快五十了，可别的师傅都管他叫小孟。我们班长刘师傅整天拿他开心。他当年的笑话可多了。刚解放，小孟从山东来北京，头一回坐火车。买了票一转身，火车开跑了。他站在月台上，指着火车破口大骂：“火车，我日你奶奶！”来到北京，他想往老家寄包裹，问别人火车快还是电线快，回答电线快。
他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
在蔚县工地，小孟在洞里当安全员，后来转到我们班组。那天上夜班，我们把拆开的铁支架扛到另一个山坡上去。小孟突然来了气，啐了口唾沫，把手套一扔，骂开了：“呸，三孙子，瞎他妈指使人，这活儿不是白干？”他往地上一蹲，罢工了。班长只好忍气吞声，绕着他走。这情况有点儿像政界元老，骂两句，皇上也得听着。
不久我们搬到北京远郊的东方红炼油厂，小孟正式成了我师傅。我们俩整天穿着大胶靴，拖着震捣棒，在刚浇灌的混凝土中跋涉。那好像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比赛，裁判是死亡，看谁在这样的行走中先耗尽生命。他对我的劳动评价挺高：“不怕脏，就怕累”。我晚上看书看得晚，他每天早起冲我嚷嚷：“晚上耍夜猫子，早上耍死耗子。”如今我也冲我女儿这么嚷嚷。楼盖多了，我们的住宅条件有所改变，从上百人同住的大工棚，搬进尚未装修粉刷的宿舍楼。我、孟师傅和另一个人住一屋。那简直是一种奢侈。工地开大会，指导员大叫大喊，挨家挨户砸门。我把门反锁，躲在屋里看书，孟师傅翻着金鱼眼帮我打掩护。
他说话特损。夏天中午午休，我们一帮朋友到水沟游泳，每人穿着游泳裤，外边裹着橡胶雨衣。孟师傅看不惯，嘿嘿笑了，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别害羞，下回再少穿点儿，干脆就戴个避孕套算了。”
孟师傅从内蒙弄来一堆生驼毛线，准备给自己织条毛裤。他先向女工取经，学习针法，回来再一点点儿琢磨。每天晚上我读书写作，他戴上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织起来。坐在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从秋天一直织到第二年开春，冬天过去了，眼看着他老人家没穿上。更不幸的是，裤腿织到一半，毛线用完了。再细看，那毛裤又粗又硬，戳在地上能立住，像古代铁甲。我管它叫“孟师傅的毛裤衩”。
七四年我调到三工区的铁工班，跟阎师傅打铁。阎师傅叫什么，我忘了。他又瘦又小，最小号的工作服也显得太大。一顶破帽子汗渍斑斑，帽沿耷拉下来。他少言寡语，有时咕噜几句，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师徒俩的对话多半都在那铁砧上。他的小榔头叮当一响起，我的十四磅大锤就得赶紧跟上，轻重缓急，声起声落。铁块转暗，不再迸溅火花，我一身虚汗，眼冒金星，正是两锤聊得更欢时。小榔头一停，阎师傅挥挥手，让我回宿舍。他知道我有个爱读书的毛病。这工夫，他忙着淬火、打磨、收拾烘炉。有时看书看忘了，他来宿舍找我，叫声“小赵”，转身就走。
不久，给我调来个师弟。小王原来是架子工，从七步架上掉下来，把脊椎摔坏了。他膀阔腰圆，比我壮实多了。两个大锤和一个小榔头之间的对话，真是有些惊心动魄。小王一直惦记着用大锤换那个小榔头，借打铁和阎师傅讨论。大锤砰砰地追问：我何时才能当师傅？小榔头斩钉截铁：没门儿！
淬火是铁匠活儿的关键。有时阎师傅不在，由小王执掌小榔头。结果刚修好的铁镐，因淬火不过关，卷刃断裂，很快退了回来。小王背后骂骂咧咧，怪阎师傅保守。师徒之间，既是权力关系，又有感情因素，技艺承传并不简单。阎师傅几次想教我，我没兴趣，他闷闷不乐，背手扬长而去。
他准是这样嘟囔着：“读书，哼，读书管屁用？不好好学技术，喝西北风去吧……”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芥 末
郑某，大款也，外号“芥末”。他进美国赌场登记，问他叫什么，他摇摇头——不懂，人家顺手给他取个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译成一种颇有个性的佐料。“这名字不赖，”他跟我说，“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来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说我俩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共同点：他做生意，我写字；他挥金如土，我两袖清风；他占山为王，我满世界奔走。谁承想四年前，我们同时搬进这个美国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镇。
芥末东北人，个不高，瘦，寸头，一对招风耳挺喜庆。他生长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小村子里，八岁那年跟爷爷去东北找当林业工人的父亲。那童年的贫困刻骨铭心，按他的话来讲：“我十五岁以前没穿过线裤。”初中毕业后留在林场，开大卡车，在林区小火车烧锅炉。给他评工评成二级，少拿五块钱，开始闹情绪。那天早起上班，他说他病了，师傅不满地摇着头，拿他没辙，只好让副司机烧锅炉。他躺在火车头和煤车之间的平台上睡着了。小火车在过桥时突然出轨，车上的圆木冲向火车头，把两位师傅活活顶死。他小子命大，从梦中直接掉进结冰的河上。爬起来，一瘸一拐，跑了四十里路去报信，到了场部才发现右胳膊摔断了。
后来当兵，父亲给连长打了个大立柜，换来为首长开车的美差。他在林场拉圆木拉惯了，可得小心点儿，别把首长颠着。七十年代末，他考上政法学校，毕业后进了公安局，成了跟踪和窃听专家。这可是门真本事，要不怎么能跟上七十二变的时代呢。
他对数字过目不忘，车一过，他准能记住车牌号码。但他坚决不学英文，遇事手一比划，再蹦几个英文单词。去年他跟我去买辆旧车，人家开价五千，芥末心急手快，伸出四个指头，嘴也还跟得上：“Four dollar！”愣把车价还成四块美元。那卖车的墨西哥人差点儿气疯了。
英文不灵，总会有点儿小麻烦。有一回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美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芥末不爱写信，这两百美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
要说芥末不会英文也不对，凡赌场用语，从钱数到纸牌的颜色等级组合以及比赛规则，他全都一门清。他的手势特别丰富：沮丧、踌躇、愤怒、咒骂，老美都懂，特别是凯旋时啪地一拍桌子，让输家心惊肉跳。芥末有一阵天天去赌场上班。附近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开有赌场，我跟芥末去过一趟。一进门，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芥末挺胸收肚，笑眯眯地挥手致意。发牌的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在赌场有自己的账号，吃喝免费。他有一种大家风范，输点儿钱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挥手之间输了八百块，于是谆谆教导我说：“赌博其实跟做生意是一码事，敢输才能赢钱。”
去年开春，他在印第安赌场赢了五百，加上兜里原来揣的七百，回到我们小镇，欲罢不能，过家门而不入，租了辆车，直奔一百多英里外的雷诺（Reno）——美国第三大赌城。沿途多是山路，赶上下雪，必须要加防滑链。这是美国法律。他一听六十美元，立马退货，对那工人说：“No！”拍拍自己的胸脯，伸出大拇指，这意思很简单：老子车开得棒，用不着这玩意儿。人家如数把钱退给他。可没开出多远，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可不管他怎么比划，刷，一张八十美元的罚单，还用步话机召来一辆吊车。那司机熟练地运用大钩子和钢缆，连车带人吊起，再绑在吊车平台上。芥末来美国还从来没这么风光过，高高在上，视野开阔，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司机护驾，真有点儿国家元首的架式。可惜吊车没开多远，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下，除了吊车费，还得照样花钱买防滑链，外加安装费。到了雷诺，又花钱找人拆下那倒霉的玩意儿。还没进赌场，里外里已经被宰了两百多。苍天在上，眼见着芥末走背字，没过多久全部输光，只剩下九块钱。出门再去装防滑链吧，不够。他用手指头戳着皱巴巴的纸币，拍拍口袋，一摊手。人家在赌城干活，什么样人没见过，得，好歹帮他装上了。可这九块钱的安装有问题，回租车公司一查，防滑链把漆皮打坏了。没买保险？赔。没现金？好办。女职员押着他去银行提款。可这还没完，五百美元不够，又寄来一千二的修车费。更倒霉的是，芥末从此上了这家公司的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
自九七年夏天，我跟芥末常在一起，交流赌博经验。没想到他居然还喜欢诗，要去我的一本诗集。有时他冷不丁背出我的诗句，吓得我一激灵，以为我那隐秘的声音是被他窃听到的。
正写到这儿，电话铃响，是芥末。我们有半年多没联系了，听说他在国内做生意做砸了。这边既要养家糊口，为了办绿卡，还得缴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于是两口子双双去餐馆打工。我约他过来聊聊，说到就到。他手上有刀伤，裹着胶布，再卷起袖子，胳膊上满是燎泡的痕迹。人倒是比以前精神了。他在餐馆什么都干，洗碗、炸锅、红白案，有时还掌掌勺，每天干十二个钟头，能吃能喝，倒头就着。
中午我请他到市中心的一家中国馆子吃便饭。他是干一行爱一行。进了餐饮业，他对诸如点什么菜干净，烹调程序以及什么样餐馆赚钱全都门清。来美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没办法，如今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去了。说到将来，他准备打工攒钱，自己盘下个餐馆，东山再起。
他告诉我，他金盆洗手不赌了。有时半夜开车带餐馆的黑工们去赌场，每人收五块钱汽油费，他躺在车里睡大觉。偶尔跟着进去看看，支支招。赢了，问他是否会赌，他摇摇头走开。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如果天空不死
我是临回北京时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黏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
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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