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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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　　　　
　　　　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一九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　　　　
　　　　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怪人家楷

　　　　我弟弟来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带来大大小小十来条精致的小鱼，由珐琅和金丝镶嵌而成，摇头摆尾，若不是重了点儿，放在水中多半能游走。这是他太太开的工厂生产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过中学同学认识大中。他在中专教书，口才好，喜欢抽雪茄，满肚子学问随烟雾沉浮。他是天生的文学评论家，可惜那年头无书可评，只好就凑合着把他精心裁剪过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外衣套在样板戏《海港》和电影《春苗》身上。谁知道连这类文章也和地下文学同命运，无处发表，还得掖着藏着。　　　　
　　　　有一回大中跟我聊天时透露，家楷是他中专同学，喜欢我的诗。一天夜里，我正钻被窝看书，有人敲门。只见一个人风风火火冲到我床前，满嘴酒气，唾沫星子乱溅。我吃了一惊，再细听，才明白来者正对我的诗赞不绝口，说我比他崇拜的当今大诗人吴三元（何许人也？）还棒。那时候年轻，哪儿经得住这么夸，夸得我直头晕。还没定下神儿，他又像来时那样突然消失了。　　　　
　　　　此人便是家楷。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他长我五六岁，眼见着奔六十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当年的模样：个儿不高但结实，头发蓬乱，眼镜腿缠着胶布，笑起来嘴角朝下，似乎随时都能转成嚎哭。他爹惨死于文化革命中。说到此，他两眼发直，一脸杀气。自打我们认识，他已经是个酒鬼了，借酒浇愁，动不动酒后大哭一场。他管喝酒叫吃酒，可见其量。吃醉了，除了上天无所不能。当年跟人打赌，他光着脚头顶鞋袜，正步穿过王府井。　　　　
　　　　他住什刹海，离我家不远。那是一栋破败的小楼，夹在当时体委两位高官的豪宅之间。他住二楼，仅一间半小屋，隔门缝可窥视邻居的姑娘。他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技术员，泡病号吃劳保，嗜酒如命，只好变卖家当，最后连椅子都没了，仅剩一床一桌一锅一碗。　　　　
　　　　有一回，我俩在地安门一家酒馆吃酒，隔壁桌子两男一女，年轻单纯，一看就是干部子弟，不知怎么搭上了话，甚是投机，转而坐到一起吃酒。余兴未尽，家楷请他们到家里坐坐，推开门，他大声说：“前面是李清川，后面是陈步雪，中间便是鄙人寒舍。”那三位来自豪门，被这一贫如洗的“寒舍”惊呆了，相视而笑。家楷实在好客，没椅子，就把客人往桌上让。待两男一女在桌上坐定，别说无茶待客，连个杯子都没有。主人和我戳在旁边依着墙，一聊聊到半夜。刘禹锡在《陋室铭》怎么说来着：“孔子云：‘何陋之有？’”　　　　
　　　　有天早上我来找他。他光着膀子，枯坐床头。我约他出去转转，他执意不肯。何故？他指指挂在屋当中铁丝衣架上湿漉漉的破旧蓝制服——只此一件，无衬衫无背心，非等干了才能体面上街。我只好奉陪。那年头人有耐心。好在天热，我们等一缕缕无形的水气慢吞吞蒸发。　　　　
　　　　过了中午，他终于穿上那件半湿不干的衣服跟我出门。　　　　
　　　　家楷愤世嫉俗，但满脑袋糊涂思想，尤其吃过酒，更是谬论连篇。我想是恨毁了他。社会的压力过大，必怪人多，其内心世界苦不堪言。很多人受不了——疯了。得亏有酒，救家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单身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找到小骆，那真是他的福份。小骆通县人，纯朴宽容，否则怎么受得了家楷？　　　　
　　　　他们结婚前不久，家楷来找我，声称他自己配不上小骆，极力劝我当新郎。气得我暴跳如雷，差点儿把他赶出家门。我岂能夺人之美，再说这种事哪有先人后己的？我越是生气，他越是哈哈大笑。真没辙。　　　　
　　　　家楷终于搬进通州府骆家大院，做起小地主来。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他酒醒了，磕磕绊绊也跟上时代步伐。大概是缺衣少穿不愉快的经验，他竟成了裁缝，而且是好裁缝，特别是裤子，成了通州府头号权威。再进军北京城，开了裁缝店，当了某服装中心的顾问。　　　　
　　　　但酒还是要照吃的，天还是要照骂的。　　　　
　　　　我离国十多年，和家楷断了联系，偶尔能从亲友处听到他的点滴音信。只知道小骆响应邓小平号召，自己开工厂，先富了起来。家楷不再做裤子了，闲在家里吃酒。　　　　
　　　　想当年，小骆还是县办工厂的工人，从厂里“顺”了几条归为残次品的小鱼，经家楷之手送给朋友。这本算不了什么，就像我是建筑工人，拿两块砖回家当枕头那么天经地义。可没想到赶上运动，厂方四处追查——事关国家外汇储备之流失，吓得小骆直哭。家楷疯了似地满城奔走，寻找小鱼。与此同时，官方正在追查反革命谣言。家楷大概总共给我五条，我转手送给女友表妹，她们再送人。几经转手，要想找回来小鱼就像追查反革命谣言一样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找回两条。家楷那阵子天天哭丧着脸。　　　　
　　　　很多年过去了，小鱼又从茫茫人海中游了回来。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1）

　　　　　一　　　　
　　　　刘伯伯是我妻子的继父，可自打我认识他，就管他叫刘伯伯，叫了快二十年了，好在他不挑理。我搞对象那会儿，他也正跟我岳母谈恋爱——我们像两颗行星同时进入一个家庭。今年三月，他们老两口来美国探亲。几年没见，他的背更驼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牙也快掉光了。他是个乐观派，只要有酒，日子总是美好的。他闲不住，要么在后院种菜浇水，要么骑车满城转悠，驮些减价的菜回来。在美国住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这儿的大店竟和北京农贸市场一样，菜不新鲜也撮堆卖。他爱钓鱼。听说附近河沟里有鱼，我们先去视察了一趟。他手背在身后，像首长在河边溜达，笑眯眯的，可见心里有数。买了钓鱼证，备好鱼竿，我一早开车送他过去。头两回不是断线，就是连鱼竿都拽跑了，可见鱼大。换上粗线，那些美国傻鲤鱼可算遭了殃，一条跟着一条被拉到我们家的餐桌上来。他牙齿数目有限，只能抿些软食。待白酒下肚，眼睛生出些光辉。酒后他喜欢讲故事，多是他的亲身经历。　　　　
　　　　他爷爷是广东茶农。一个俄国商人想在高加索开茶场，把中国茶引进俄国。他到广州召募了七个中国人，包括爷爷在内。这班人马折腾到高加索，水土不服，全都得了疟疾，死了俩，跑了四个，爷爷奄奄一息。俄国商人把他接到莫斯科治疗，气候变了，竟又是一条好汉。否极泰来，茶场日见兴隆，爷爷种的茶还得了巴黎博览会金奖。沙皇红了眼，于是茶场易手。这茶刚沏上，赶上十月革命，沙皇升天，茶场归苏维埃政权，新官僚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爷爷获红旗勋章。　　　　
　　　　刘家族谱上有格外荣耀的一笔。大儿子八岁来俄国，送到彼得堡读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一介书生，无党无派，竟成了第三国际的中国代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毛泽东还在橘子洲头长叹。他先行一步，是为了营救困在俄国的华工。列宁接见了他，并写信帮他疏通渠道。护送华工回国的途中，他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幸亏有中国驻俄武官作保才获释。他留在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局工作，很快升任监事长。他在两种语言的边界上搭过革命列车，其终点是他编的《俄汉大辞典》。　　　　
　　　　小儿子即刘伯伯的父亲，一生没有这般光彩。他中学毕业后被爷爷留在身边，养马种地，照料茶场。十九岁那年，他和茶场的格鲁吉亚管理员的女儿堕入情网。在女方父母的反对下，他们秘密结婚。　　　　
　　　　刘伯伯原名刘杰，一九二三年生在俄国巴统。他有一半格鲁吉亚血统。这有好处，天生就是俄语教授；也有坏处，赶上文化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天生就是“苏修特务”。　　　　
　　　　刘杰六岁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哈尔滨，父亲在中东铁路局做事。九一八事变，再搬到北京。父亲先在故宫抄写古老的俄国文件，东北大学内迁，他成了俄文教授。七七事变，书又教不成了，索性到兰州去做生意。刘杰跟同学一起去救护伤员，在死亡中翻滚。母亲不放心，凑了路费，让他去找父亲。那年他十五岁，初中还没毕业。　　　　
　　　　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开车上山，在聂华达山脉的太浩湖（Lake　Tahoe）边野营。山顶积雪，烟波浩渺，红木参天。据说这是美国最清的高山湖，清得能看见水底的藻类。傍晚我们在帐篷旁边升起篝火，抵御阵阵寒风。刘伯伯负责管火，他拾来树枝和松果作燃料，烧水烤肉。夜深了，岳母、妻子女儿都睡了，只剩下我们俩，围着篝火，分享他那广口玻璃瓶里的伏特加。松果扔进火里，吱地冒出白烟，噼里啪啦烧起来，很快变成灰烬。火势变化无穷，百看不厌。　　　　
　　　　刘杰辗转找到父亲，在兰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徒工。父亲常外出，为商行收购皮毛。那时，苏联的军事援助车队经哈萨克斯坦、新疆到兰州、西安，再奔重庆。车队一来就是一二百辆，前面车上架着机枪。沿途专门设了招待处，提供食宿翻译和向导。刘杰如鱼得水，常跟着苏联车队东游西荡。那些俄国大兵远离故土，听到纯正的乡音，惊喜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回他搭车去安西找父亲，途中得了盲肠炎。苏联车队的卫生员，只有止疼片。到了安西，疼得更厉害了。安西是个破败县城，只有一条街，既无药铺也无大夫。他整天躺着，疼痛减轻时到街上走走，晒晒太阳。安西有个苏联飞机加油站，有时飞机在去兰州途中停下来加油。站长保证，一旦有飞机，即使是战斗机也会把他捎到兰州。他每天盯着天空。三个月过去了，他只好忍着剧痛，搭长途车回到兰州。　　　　
　　　　兰州刚经历大轰炸，到处是废墟和尸体，医院根本没床位。他找到打排球认识的苏联航空大队的人。俄国卫生员挠着头皮说，他原理懂，但从没做过盲肠手术，除非能找个有经验的护士。老护士找来了，可语言不通，还得找个翻译。他找来姑姑的同事，一个懂俄文的中年妇女。手术在一个被炸毁的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肚子刚一剖开，翻译立马晕了过去。刘杰只好自己翻译。可这位“蒙古大夫”怎么也找不到盲肠，翻来翻去，伤口越开越大。再加上吗啡是黑市上买的，搀了假，很快就过了劲。刘杰剧痛难忍，破口大骂，拒绝再翻译，只盼一死了之。“蒙古大夫”终于找到了盲肠，好歹和老护士齐心协力把伤口缝上。伤口整整疼了两年才完全愈合。　　　　
　　　　那年秋天他再到安西，父亲出门了。离县城七里外的龙王庙改成俄国车队接待处，父亲的几个学生在那儿工作。正赶上中秋节，他们请他过去吃晚饭，有酒有肉。夜深了，主人们留他过夜，但他执意要回县城。外面很冷，他们找来件老羊皮袄给他。月光朗照，荒草瑟瑟，小路把他引向河边，河水哗哗地穿过一座木桥。走到桥中间，心里一惊，迎面一对萤绿的眼睛闪烁，显然是只孤狼，也要过河。听老人说，见狼不能往回跑，否则会从背后咬住喉咙。他急中生智，脱下羊皮袄反穿，一边向前跳跃，一边学藏狗吠叫。狼倒退两步，夹着尾巴逃跑了。　　　　
　　　　二　　　　
　　　　刘伯伯嗜酒如命，每天没半斤白干，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按美国标准，他早该进戒酒中心了。三年困难时期，找不着酒，他什么代用品都喝过，甚至酒精香水。我真不知道喝香水是什么滋味，那要打个酒嗝，可够吓人的。自打跟我岳母结婚，我岳母总是拦着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把酒藏在酱油瓶醋瓶里，一边做饭一边喝。嗨，那还挡得住喝？让他喝吧，一醉解千愁。　　　　
　　　　刘杰高中只上了一年，就考上了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教育系。属他年纪小，英俊潇洒，被女同学们围得团团转。他喜欢运动，是校排球队队长。有一回比赛，他一记猛扣得分，发现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