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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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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Y开车带我去看X君。X君在巴黎远郊买房置地，过着半隐居生活。我和Y先去中国城买了蛋糕，赶上堵车，好不容易才出了城。法国高速公路比美国的窄得多，一般只有两道。而法国的路牌实在有点儿非理性，这八成跟葡萄酒有关，你总不能对酒后行为有过高期待吧？我正对前进方向表示疑惑，Y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放心，我是老巴黎了。”我们果然迷了路。在几辆巨型卡车的围追堵截中，用手机跟X君联系，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小镇。
X君迎出来。他的头发花白，如今这年头君子实在不多了。他厚道，见多识广，一肚子学问，又善言，本来是该安安稳稳当教授的。他曾花了六年工夫翻译萨特的巨著《存在与虚无》。若干年后，在萨特幽灵的冥冥引导下，来到巴黎并从此定居。他似乎是为一个哲学命题远道而来的，并以自己的生命为证：流亡既是虚无又是被迫选择，如同存在与虚无的约会。
九一年我来巴黎演讲后，和朋友小聚。头一次见到X君，话不多，却甚是投缘。次日，他约我到他家小酌。X君的性格中有一种迷人的东西。他对逆境丛容不迫，天大的事拿得起放得下，并以自嘲化解。依我看，没多少中国文人懂得自嘲，故非重即轻。X君正闷头写书，是为了自己，把这些年在海外的沉思默想用白纸过滤一遍。
他夫人比他年轻得多，是他当年的学生。他们接连得了俩闺女，加上他夫人的弟弟、弟媳妇和两位老人，济济一堂。X君做得一手好菜。只见他掀动大围裙，叮当五四，变得一桌子佳肴，斟上二锅头，让人心头一热。
可以想象当年他在北京授课的风采。如今他远离文化中心，忙于生计，难得有我们这样忠实的听客。他咂着白干，掰开大拇指，古今中外那点儿事，被他一一道来。酒过三巡，最后说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
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
四
“我爱你，万恶之都。”波特莱尔（Baudelaire）是第一个专写巴黎的诗人，其诗是对巴黎的咒语。他一生在巴黎搬过四十二次家，从出生的拉丁区奥特弗伊街（rue Hautefeuille）十三号，直到蒙巴那斯（Montparnasse）公墓。我虽如此热爱搬家，也没到波特莱尔那近乎疯狂的地步，尤其在一个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得安宁。
也许是光线。巴黎自有其特殊光线，这和天气变幻、河水折射、街道曲折及独特的灯光效果有关。我估摸，波特莱尔准是长期失眠，又无特效安眠药，他只能夜里满街道溜达。那时还没有电，煤气灯加重了他诗中的鬼魅气氛。第二帝国的贫富悬殊及城市的迅速扩建，让诗人难以适从。他拍案而起，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一月革命。
如今阶级问题似乎被福利制度掩盖起来了。其实一个巴黎人只要说出地址，就差不多说出了一切。九五年夏天，我父母女儿来巴黎看我，我在七区租了一个单元。那儿有种时光倒错的感觉。每天早上满大街都是珠光宝气的老太太，她们眼珠子往上翻，一步三摇，用软绵绵的贵族口音互相打招呼。而我到近郊的朋友家作客，在那些标准化的第三世界楼群里，各种肤色的孩子呼啸成群，他们精力无限，法语短促刺耳，随时准备接管这座城市。
我从纽约到巴黎，Y来戴高乐机场接我。他摊开中文报纸：昨天巴黎市长竞选，左派获胜。据说这是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来，第一次由左派执掌巴黎的市政大权。
五
我一到巴黎，马上给N打电话。人不在，在录音机留了话。她晚上打了回来。“你老兄总算到了。”她笑着说。
她曾在富人区的阁楼上住了多年，狭小阴暗，没有洗澡设备，是过去仆人的房间。她生长在广西，在香港上学教书，八九年到巴黎攻读博士。她是为了追随爱情而走遍天涯的。男朋友是法国人，有家室，不能离婚。我给她带来哈金的英文小说《等待》（Waiting）。
“这是个好主题。说来一切是个过程，有时想想，目标反倒不重要了。”她叹了口气，对我说。
她请我们到她家吃午饭。拿到博士后，她在中世纪博物馆工作了一阵，终于在大学找到份教职，生活宽裕些，她搬到拉丁区的一个时髦地段，离萨特常去的咖啡馆很近。房间小而温馨，书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没有厨房，炉灶在一个小吧台后面。她像酒吧女侍，端出一道道菜来。
早春多雨，潮湿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在巴黎的中国文人圈里有一种旧式温情，这在别的地方少见。虽也闲言碎语，但不会反目成仇。我猜想这大概和巴黎气候的阴柔暧昧及法国文化中的宽容倾向有关。
Z来迟了。他去年拿到法国社会学博士，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家带孩子。当年那个愣头小伙子，如今面有菜色。刚好Z的救命恩人H也在。他一脸络腮胡子，会唱露骨的陕北酸曲。酒尽人散，N陪我去附近书店买书。巴黎的书店朴素内敛，和美国大书店俗气的陈设及推销方式绝然不同。顾客们和书的关系轻松亲切。
从书店出来赶上暴雨，我们躲进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是作家和出版商常光顾的地方。傍晚时分，灯亮了。N谈到中国的死刑和人类繁衍本能对女人生育的召唤，谈到她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生活。我面对玻璃窗，看那些雨中惊慌的行人。一张张鲜艳的伞在风中翻开，像折损的花朵。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巴黎故事（2）
六
我沿着赛纳河漫无目的地溜达。那些沿河排开的小书摊都关了，木箱上着锁，大概要等周末或夏天再开张。我纳闷，这古老行业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换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这恐怕和法兰西民族怀旧、追求闲暇的倾向有关。而闲暇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如今闲暇正消失，据说是为了追求所谓物质上的舒适，其实闲暇正是舒适他祖宗。在现代化暗夜中，人们忘记了光源。
我拐进卢浮宫（Louvre）内的小广场。时间尚早，没有几个游客，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闪着幽暗的蓝光。这座宫殿诞生于十一世纪未，是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este）国王在十字军东征时，为保住自己的王位下令修建的一座城堡。后来每个皇帝都按自己意志顽强地改造它，以致面目全非，没什么个性。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这宫殿，让人压抑。依我看，作为法兰西骄傲的同时，它也多少反映了这民族的弱点——虚荣和夸张。
在温州街的小吃店点了春卷、敲鱼面和青岛啤酒，边吃边喝边看中文报纸。饭后回住处睡午觉。我被吵醒，有人在街上高喊我名字，我睡意朦胧地大声应和，此起彼伏，像在两个山头上对歌。有人砰砰砸门，是Y。我睡前把电话挂断，门口的对讲机又坏了，他在车里等得不耐烦，喊上门来。
他总拎着鼓囊的塑料袋。我问他整天拍皮包是不是到了憎恨的地步。“没有的事儿，那是老子的饭碗。”他摆摆手，手中烟卷上的灰散在桌上。
拍包是周期性的，活忙时几个月连轴转。一旦完了事，则跟金鱼一般悠闲。他那消磨时光的方式特别：中午起床，先买份中文报纸，进咖啡馆从头读到尾，然后去下围棋。有个四川饭馆离我住处不远，他整天泡在那儿。黑子白子中，我猜他多半执黑子，代表夜，与白天缠杀。而在棋艺上他毫无长进，如今连他徒弟都让他四子，他还不一定能赢。
一个朋友从德国打电话给Y，说到他的处境：“你他妈的这不是跟历史开玩笑吗？想想看，一个朝代好几百年，一个人能活多久？最多几十年。你这么一折腾，哪辈子才能熬到头……”Y嘿嘿笑着，不答。依我看，他就是要跟历史开这个玩笑，这是他的命。他消磨时光的方式肯定与此有关。
七
C是我的法文译者，在巴黎七大教中国文学。她多年前离了婚，独自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是法国人，多年前嫁给了中国人，故有个中国姓氏，离婚后仍保留下来，好像是她跟中国的最后联系。
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太阳像手电筒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天又阴下来。漫长的冬天过后，巴黎的春天简直像开玩笑。她那身讲究的毛料外套，是从露天市场上廉价买来的。按她的话，“都是大裁缝做的。”说这话时她眼会发亮。她没有法国职业妇女那种虚荣。家中大多数家具是她从街上捡来的，不配套但还算和谐，好像由孤儿组成的家庭。
C的性格中有一种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又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掩盖了。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对女人极不公平。女人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而一次感情或婚姻的失败往往就会毁掉其一生。C又恰恰是那种完美主义者。我从未见过她的中国丈夫。他们的恋爱史，是和六八年的革命大火连在一起的。他们厌倦了暴力，搭车到西班牙去玩。每回讲起这故事，她脸上会泛起红潮。
我以前来巴黎常住她那儿。她家在巴黎郊外某小镇一条名叫希望（Esperiance）的僻静小街上，院中有花坛和一棵大柳树。当年她买的房子很小，由于孩子们对空间的需要，房子不断扩建，多半是靠她自己的双手，由于经费短缺，不得不经常停工待料。女儿长大搬了出去，房子尚未竣工转眼已空荡荡的。
这条街并没给人多少希望。两年前的飓风把大柳树连根拨起；接着由于连年干旱地基倾斜，房子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虽说有保险，但加固工程旷日持久。更倒霉的是，她喜欢跳芭蕾舞，可两条腿拒绝合作。左腿膝盖的半月板刚做过手术，她像只受伤的鸟连蹦带跳好几个月，右腿又出现类似麻烦……
如今她坐在危楼中备课翻译。她本来就是那种紧张型的人，这世界又偏偏跟她过意不去。但她自有办法，除了跳舞，她还写诗搞摄影。至少在审美的意义上，她表达了对命运的抗辩。
八
两年前一个夏日早上，一个住巴黎的朋友带我们去散步。在通向巴黎圣母院的桥上，兴之所至，他用手机给住在附近的O打了个电话。O正好在家，约我们上去坐坐。她年近七十，第二代白俄移民，寡居，本人学过中文，曾是联合国《信使报》主编。我们一起在朋友家过过新年。她反对著书立说，认为写作本身多少带功利色彩，而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是不见诸于文字的，比如基督和孔子的思想。
她家紧靠赛纳河，水面折射的阳光映在玻璃上，动荡不安。她穿着睡衣，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她说她病了，把我们让进卧室，拿出几个高脚杯，斟满粉红色香槟酒。她家像个小型的人类学博物馆。卧室桌上放着骷髅，茶几是一块缅甸古墓的棺材盖。
待我们坐定，她说起上周末的一个插曲，手舞足蹈。她不久前接到邀请，请她去看俄国侨民演的高尔基的话剧《在底层》。拎着两瓶香槟酒，她好不容易在一条小街找到那个废弃的地窖。
“它叫天堂街（rue du Paradis），多有讽刺意味。”O怪笑着说。
住在里面的俄国人，衣衫褴褛，眼珠子紧盯着她手中的两瓶香槟酒。她这才发现她是惟一应邀的观众。没有舞台没有灯光，几乎每个居民都是演员。他们走来走去，台词脱口而出。那哪儿是什么话剧，正是生活本身。
演出结束了，她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只有面包和盐。她带来的高级香槟酒刚打开盖，顿时被喝得精光。那些眼睛在昏暗中转动。“很多年没喝过这样的好香槟了。”有人咂巴着嘴说。坐她旁边的是个年轻妓女，她用身体和男人交换面包。那些人在俄国几乎个个都是专家教授，居然有人用中文背王维的诗，有人用希腊语援引亚里斯多德的话。
最后O花两千法郎买下《在底层》的道具，那是个用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材料加工而成的斗篷。O搂着它，在屋里踱来踱去，讲述那插曲的最后部分。分手时竟有点难舍难分，她那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贵族口音让他们着迷。他们盼她再来作客，最好能多带上几瓶好酒。说着说着，她突然把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像个古老的俄国精灵。
九
巴黎是个很难描述的城市。那些敢于描述巴黎的人八成都是游客。他们像牛一样被导游或旅游书牵着鼻子走，因为时间短又不懂法文，自由放牧的可能性很小。旅游正在成为一场人类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之类的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历史变成现实，游客变成居民，白昼变成黑夜，哭变成笑，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连，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要说资本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闹心。据说若有一天中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每人都盘算到巴黎走一遭的话，那么巴黎每天要额外接待两千万游客。
我从住处出发，穿过市政厅广场和赛纳河，穿过城中之城塞特（Cite）岛，到达左岸的拉丁区。北京和巴黎同是皇城，但少有相似之处，而巴黎倒是让人想起上海。也许正如法国这个词（France）是阴性的一样，巴黎带有一种阴柔之美。
其实人跟狗差不多，也主要是靠鼻子生活的。记忆深处，气味甚至比视觉更持久。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茫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的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在海外久了，对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抽象，而北京那独特的气味时不时浮现出来：冬储大白菜、煤球炉子的浓烟味、榆树开花时的清香味、夏天湖水的鱼腥味、胡同里厕所的尿臊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巴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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