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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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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观念艺术家。高个女人纠正说，是世界级大师。你好，大师。酒尽人散，大师要开车送我回曼哈顿。他开的是辆后车厢加盖的小卡车。那女人后我下车。于是窝进窄窄的后座，手脚支出来。
X车开得稳，不像刚出道的艺术界的怪人。当时作为画家的家属，我也跟着啧啧称奇。
我们约好再去喝一杯。到西村停好车，那女人被解放出来。先进一家酒吧，女侍态度恶劣，每人非得买两杯才能坐下，岂有此理。又换了一家，坐定。他相当内向，自有一套语言系统，不易进入。我琢磨一个人独处久了，他人已不重要——虚无之墙的投影而已。
到纽约后，他边打工边琢磨自己的走向。他早期作品有自残倾向，比如跳楼钻粪坑，把腿都摔坏了。一瘸一拐地摸索，终于开了窍，他连续做了四个为期一年的作品。
从七八年至七九年，他自我监禁在一个十平米见方两米多高的笼子里。一年期间，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他进笼子那天由律师贴了封条，出来时再启封。每日三餐是由一个朋友送的。对伙食不满，他只能摔碗抗议。他以床为家，到余下的地盘散步算作出门。他每天在墙上画一道——整整三百六十五道，早画了还不行，剩下的时间显得太漫长。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笼子，只是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从八○年春天起，他把自己关进同一个笼子，穿着工作服，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了一年。为了精确，他买了台日本打卡机，和手表和高音喇叭串连，每小时差三十秒响一次。和头一年那种半冬眠状态正好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二十四次卡。他说，打卡打久了，就像瘸子走路变得自然而然。在他看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所谓时间是无限的，在打卡时他强烈感觉到生命与时间的荒谬关系。
第三件作品是从八一年夏天起在户外生活一年，不进任何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他背着个睡袋，与纽约街头的流浪汉为伍。比流浪汉强的是他兜里有钱，能填饱肚子，但不能像他们那样钻进地铁、桥洞或废弃建筑物睡觉。那年纽约的冬天奇冷，低到零下三十八度，他把所有衣服都穿上，烤火取暖，一躺下就会被冻死。人比自然更恶。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厂附近喝茶，老板连打带骂赶他走，他掏出护身用的三节棍。警察来了，他拿出报道他的报纸，蒙混过去。不久那老板在街上看见他，又叫来警察。这回可不管什么艺术原则，先关十五个小时，还要判刑。他花钱找来律师。开庭时，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师的铁嘴铜牙加上法官的同情心，最后把他放了。除了那十五个小时，他孤狼般在户外生活了一年，成了人类文明的旁观者。
从一九八三年七月四日即美国独立日那天起，他和一个美国女艺术家林达（Linda）用根八英尺长的绳子互绑在腰间一年，双方身体不能接触。洗澡上厕所在一起，出门遛狗接受采访会见各自朋友也得在一起。一旦吵起架来比较麻烦。有一回他正洗澡，林达发脾气要冲出去，差点把他光屁股拖出门外。和平共处时，他们俩一起打工挣钱，一起去教书，一起坐飞机到别的城市演讲。由于完全没有隐私，在八四年独立日分手时，两人几乎到了彼此憎恨的地步。
从八五年到八六年，他坚持不做艺术、不看艺术、不谈艺术一年。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他的生日起，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整整十三年期间，他虽然做艺术，但不发表。在我看，这后两个声明是多余的：将军退休了，就不必再言战事。他结了两次婚，又都分了手。他告诉我，他现在忙着装修他在布鲁克林的房子，准备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免费居住创作。
十二
每星期三中午我坐九号地铁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Penn Station），先买一份《纽约时报》，然后搭乘十二点十五分开往长岛的郊区火车。在车上我把报纸翻过来掉过去，被另一种语言所遮蔽的事件弄得昏昏欲睡，直到播音器吱吱嘎嘎响，我戴着花镜冲出车门，一片茫然，再随众人涌上另一辆日本造的双层火车，爬到二层，把报纸扔在一边，看窗外风景。离开纽约，空气越来越新鲜，到处是树林、坡地、溪流和一闪而过的白房子。下午两点五分到达石溪（Stony Brook）。
搬到纽约不久，经朋友介绍，我稀里糊涂找份工作——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英文系教一个学期的诗歌创作课。由于交通不便，课都集中在星期三。我就这英文水平，若让我反过来当学生肯定不够格。我心想，在美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说诗歌本来就说不清，用另一种说不清的语言也许更好。头一天上课，我真有点儿上刑场的感觉，头皮发麻，身上冷飕飕的。
我的课从四点到六点，外加三个钟头的辅导课，说得我理屈词穷，累得我灵魂出窍。在美国大学，老师比学生更怕性骚扰：办公室永远敞着，相隔一米，还得尽量提高嗓门儿。送走最后一个学生，锁上门，我裹紧大衣，哆哆嗦嗦穿过楼群和停车场，好歹赶上八点四十开往纽约的火车。除了换车时买包土豆片充饥，我真恨不得睡到世界末日。
我的学生多是本地人，没有纽约人的那种精明和神经质。要说也怪了，这儿离纽约不到一百英里，不仅地貌甚至连人种都变了。迈克（Michael）赤红脸膛，满脸络腮胡子，头发蓬乱，潦草得像一张未完成的肖像速写。他嗓门大，一会儿叫我“教授”，一会儿叫我“船长”。每回课间休息，他高喊着“热狗的时间到了”，冲出门去买热狗。他告诉我，他刚跟女朋友吹了，现在有两个候选人。听那口气他本人就是白宫，看哪位候选人有资格进来。他每周在报亭打工三十个小时，比美国总统对世界的局势还了如指掌。他既信天主教又渴望革命，跟他的诗一样混乱。
安娜（Anna）是个白净的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在课堂上总是静悄悄的。她起先成绩平平，到后来竟写出一些惊人的句子，让我这个当老师的颇有些沾沾自喜。克里斯蒂娜（Chistina）是个五十多岁的职业妇女，是这儿艺术系某教授的夫人。她来上课，纯粹是因为热爱写作。她无疑是全班最勤奋的学生，一首诗往往改上十几遍，可进步不大。她是那种富于幻想的女人，诗歌正好帮她飞翔，飞向美国中产阶级那单调刻板的生活以外。我们之间似乎没有性骚扰的问题，可以关起门来无话不谈。
冬去春来，通往火车站的小路从积雪中显露出来，被阳光晒干。我理直气壮走着，迎风用手机满世界打电话。
十三
纽约人的内心其实是极孤独的，只要看看他们眼神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除了神经有毛病的，他们从不直视别人，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也真难为了。比如在地铁车上，为了躲避目光碰撞，他们要不看书看报，要不闭目养神，要不干脆把目光悬浮在空中，梦游一般。这本事，恐怕得花好多年工夫才能练就出来。当然要有个把绝色美女出现，男人们会醒过来，混浊的目光像雾中的灯一闪。但绝不像我这样的乡下老鼠直眉瞪眼，而是用余光悄悄跟踪，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儿倦怠。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别烦我。
曼哈顿的单身贵族特别多。这道理很简单，单身是保持了孤独的最佳方式，没配偶没孩子，省得罗嗦。除了访亲会友，他们会多半在家一个人吃晚饭。打个电话到附近中国餐厅订外卖，一份咕老肉外加酸辣汤；要不干脆对付对付，就着干酪，啃着昨天的干面包。目光像苍蝇在四壁游荡，一不留神落进墙角的蜘蛛网里。偶尔也说说话，跟自己。据说在纽约吃抗忧郁药的比例特别高，这也难怪。
若两个孤独加在一起，必有新的麻烦。有一回从甘乃迪机场飞巴黎。一上飞机，我就发现自己的尴尬处境：正好坐在一对纽约夫妇中间，女的邻通道，男的靠窗口。我马上提出换座位，人家不干。起初我还以为感情有问题，拿我作挡箭牌。没有的事儿，老两口亲热得很，一口一个“亲爱的，我的甜心，我的宝贝儿”，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男的给女的找出拖鞋和小说，嘘寒问暖；女的藏起一小瓶免费红酒，留给男的在巴黎受用。更让我不解的是，两口子竟隔着我侃起来，从纽约的天气到巴黎的旅馆，从亲戚间的纠纷到股票投资。我再次提出换位子，遭到一致反对。我这才明白，这位子是人家事先挑选好的，让我为孤独作证。
其实孤独并非与寂静对应，它有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在纽约则被无限放大了。首先是那些警车救护车救火车，为引起足够的注意，不断提高音量，高入云霄。而那些单元里快憋疯了的狗，好不容易放到街上，为了向另一只狗致敬，非得用整个腹腔吼叫。轮到纽约人，要想再表达点什么，得多不屈不挠才行——他们扯直嗓门，说到一半被警笛打断，张着嘴，只好把话咽了回去。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4）
十四
W大姐在纽约中国文化圈是个中心人物，那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人打破脑袋撒遍钱，名片印十八个头衔也没用。文化圈既有形又无形，不存在权力结构，故也不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没有头头，只有中心人物。
曾几何时，纽约人才济济。一九八八年我头一次来纽约，赶上个聚会。有唱茶花女的、跳黑天鹅的、反弹琵琶的、话剧演正角的；还有红卫兵大款、文化掮客、舌头打结的侨领和半老半疯的业余女作者，外加身分不明者——如我。要说谁谁都面生，但全认识W大姐。她性情中人，好热闹，揽天下闲事，会八方来客；她办文学社，为诗歌刊物撑腰，组织朗诵会，收容流浪文人，穿针引线于撕碎的纸片之间。
她自打年轻时就写诗，又是个美人，台湾诗人群起追之。尘土飞扬中，被一个不言不语的台湾留学生得手，成婚，众人傻了眼。
糊涂可算得她优秀品质中的一部分了，对化解大都市的勾心斗角和人生的千古忧愁，百利而无一害。在美国留学，她稀里糊涂卷入美丽岛事件，上了国民党黑名单，流亡了二十年；她稀里糊涂当上北美某中文报纸文艺版主编，招揽天下长反骨的，这报纸后被切断财源，不得不停刊；好不容易歇两天吧，她又稀里糊涂被我裹挟进《今天》，当牛做马。
她大事糊涂，小事更糊涂。给外州读书的儿子寄隐形眼镜，到了邮局，顺手把刚买的汉堡包塞进纸盒。回家路上猛醒，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再三叮嘱，千万别吃那个会变质的汉堡包。有一回，她满心欢喜到旧金山看朋友，下了飞机没人接，给谁打电话都不通。问警察，才知道自己坐错了飞机，飞到洛杉矶，离目的地差四百英里。她早上永远睡不醒，到曼哈顿时上班基本上处于梦游状态。若有熟人招呼声，她会大声警告说：“我还没醒，现在认不出你是谁！”
W大姐的微笑特别，在表达对人世间无奈的同时，又展示了某种宽慰，像护士在照料垂危的病人。和她在一起，不说什么，心里也会踏实多了。在某种意义上，作家都是病人，正需要这样的护士。
他们两口子当年在苏活（Soho）买了一层旧厂房（Loft），数年后翻了好几番，卖掉以轻心，搬到纽约上州。这一离开曼哈顿，想回来可就不容易喽。每回她都得掰着指头掐着表赶郊区火车。当年仗着年轻倒不怕，晚就晚一趟。如今大家兴致正高，她起身告辞，谁拦也拦不住。眼见着纽约中国人的文化圈衰败了，肯定和这郊区火车的班次太少有关。
十五
在纽约一住半年多，没有老A的消息，听说他回国做生意去了，他那些故事倒常有人提起，那是纽约传说的一部分。老A上辈子肯定是个说书的，其杜撰演绎绘声绘色的天赋，无人出其右。若在太平年代，故事就是故事，说书的和故事保持足够的距离，台上台下共享叙述的快感。而他投胎于乱世，故事和自身经历搅在一起，说书的和听众兼于一身，忙得他上窜下跳，顾此失彼。
我是九七年认识他的。那时我刚调进一家杂志社，跟他同事。他十三岁那年在天津被打成反革命，跳河自杀未果，跟父亲一起被发配到新疆，又成反革命，到处流浪。在西安要饭时，结识了公安局长的千金。据他说，每天都从那官邸后窗递出一张张热腾腾的烙饼，有一天突然变成火筷子，劈头盖脸——原来是局长大人发现了。
我认识他没多久，他的舌头得罪人了，遭到暗算，左眼被打得半瞎。自八十年代初起，他是我家常客。他的故事每回都有新发展，跌宕起伏，关键处他大笑，一抹嘴，戛然而止，起身——且听下回分解。我们请他帮个女孩找对象，先让他过过目。经不住当天下午一阵神侃，那女孩成了他老婆。
他有种处变不惊的本事。大年初一，他跟老婆闹别扭，只身到我家。我们刚买了只烧鸡准备过年，端出来招待客人。只见他一边诉苦，痛不欲生，一边抓住烧鸡麻利地啃着，津津有味。我们眼睁睁的——烧鸡不见了，在悲惨世界的终点剩下一堆鸡骨头。
那年我在纽约见到他，他都长横了，油光满脸，半瞎的左眼球鼓出来。但在表面的亢奋状态中，我发现他其实有某种焦虑：在那些顾客中他只是个说书的。钱倒是挣到了，但既没参与感，故事也没新高潮。总之，纽约缺了他也行。
这一面很快就翻过去。我有一天在《世界日报》看到一篇台海局势分析文章，署名是军事评论家A。接着又在电视的中文频道看见他，正在一个两岸军事专题讨论会上慷慨陈辞。他告诉我，中南海和五角大楼都跟他秘密接触过，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能避免，就看他了。
从风水先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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