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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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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记得我紧张地盯着计价表上跳动的数字：兜里钱有限。
没过两天，我又陪托马斯去长城。那天作家协会出车，同行的还有《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的李之义。他把作协的翻译小姐支走，小姐也乐得去买买衣服。李之义是我哥们儿，没的说，除了不得不对司机保持必要的防范。那年头，我们跟托马斯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坐专车赏景，还在长城脚下的外国专家餐厅蹭了顿免费的午餐。
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的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包括我译的那几首。
快到维斯特若斯，安妮卡用“大哥大”和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ka）联系，确认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路线。托马斯住在一片灰秃秃的没有性格的排房里——我紧跟攥着门牌号码的安妮卡东奔西突，在现代化的迷宫寻找托马斯。
他出现在门口，扔下拐棍，紧紧搂住我。那一瞬间，我真怕我会大哭起来。莫妮卡说：“托马斯正要出去散步……看看我们的托马斯，要不是这两天感冒，简直像个明星……”待坐定，我才能真正看到他。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气色很好，眼睛恢复了中风前的镇定。
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得到托马斯中风的消息，马上给莫妮卡打电话。她哭了，“托马斯是个好人……他不会说话了……我能做什么？”莫妮卡是护士，托马斯中风后她辞了职。九一年夏天我来看望他们，托马斯显得惊慌而迷惘。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只见莫妮卡贴近托马斯，和他的眼睛对视，解读他的内心。她也常常会猜错，托马斯就用手势帮助她。比如把时间猜成五年，手指向右增加，向左减少，微妙有如调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现实中是真的，他们跨越了语言障碍。
如今托马斯能说几句简单的瑞典话，常挂在嘴边的是“很好”。托马斯，喝咖啡吗？——很好。去散散步吧？——很好。要不要弹钢琴？——很好。这说明他对与莫妮卡共同拥有的现实的满意程度。我给托马斯带来一套激光唱盘，是格林·高尔德（Glenn Gould）演奏的巴赫第一、第五和第七钢琴协奏曲，他乐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儿向莫妮卡使眼色。在我的请求下，他用左手弹了几支曲子，相当专业。弹完后他挥挥手，抱怨为左手写的谱子太少了——如今莫妮卡“翻译”得准确无误。
女人们去厨房忙碌，我和托马斯陷入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我说了点儿什么，全都是废话。我剥掉激光唱盘上的玻璃纸，把唱盘交给托马斯。放唱盘的自动开关坏了，用一根黑线拴着，托马斯熟练地把唱盘放进去。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动人心的第一乐句，吓了我一跳。他两眼放光，让位给伟大的钢琴家和乐队，自己摸索着坐下。音乐给我们沉默的借口。
茶几上，那团成一团的玻璃纸，像朵透明的花慢慢开放。
二
蓝房子里挂着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画，是托马斯的祖父画的。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由于保暖需要，天花板很低，窗户小小的。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托马斯的小书房，窗外就是树林。托马斯的很多意象与蓝房子有关。
我头一回见到蓝房子是八五年夏天，即我陪托马斯游长城的半年以后。
托马斯笑呵呵地在蓝房子外迎接我。在场的除了马悦然和夫人宁祖（她去年因癌症过世）、还有他们的学生碧达（Britta）和安妮卡。安妮卡来晚了，她刚从北京调回瑞典外交部。如果时光是部影片的话，我非把它倒回去，让那个时刻放得慢一点儿，或索性定格。那时托马斯爱开玩笑，壮得像牛；宁祖活得好好的，大笑个没完；安妮卡年轻得像个大学生，精力过人，好像直接从北京游过来似的。
瑞典的夏天好像钟停摆——阳光无限。坐在蓝房子外面，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尝莫妮卡做的小菜，话题散漫。瑞典文和中文近似，有两个声调。两种语言起伏应和，好像二重唱。那年蚊子特别多，逆光下呈雾状，挥之不去，让人心烦意乱。而托马斯坐在蚊子中间若无其事。蚊子不咬他，他也不驱赶，似乎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和平协议。
托马斯给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诗作《上海》（题目后来改成《上海的街》）。开头两句是：“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意象来自他上海的经历。从北京到上海，没人陪同，使馆要他把所有发票都保存好。发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着看倒着看都没用。那上海闲人多，估摸这奇怪的动作招来看热闹的，于是发票变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
托马斯是心理学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在二十三岁那年，托马斯靠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把瑞典文坛给镇了。即使现在看，那些诗也近于完美。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诗，结成了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
我们又回到一九九八年，在晚饭前喝着西班牙开胃酒。我问起托马斯的写作。他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八开的横格本。九○年十二月是个分水岭，以前的字迹清晰工整，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一个美国诗人告诉我，当年托马斯来美国访问，人一走，有人把摹仿他诗句的纸条塞进他住过的房间，再找出来，宣称是伟大的发现。他们要能看到这原稿，还了得？
六七十年代，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骂他是“出口诗人”、“保守派”、“资产阶级”。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我倒想说不，可我能不生气吗？”如今时代转过身来，向托马斯致敬。他接连得到许多重要的文学奖。莫妮卡告诉我，前不久，他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被一个导游认了出来，他大声向观众们说：“这是我们的托马斯！”全体向他们鼓掌。
一九九○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一住就是八个月。八五年那个令人晕眩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着窗帘，跟自己过不去。若没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疯了。
那年我常和托马斯见面。
一张托马斯在花丛里的照片上标明：九○年八月四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轮船直奔蓝房子，结果坐过了站，被抛在另一个岛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几个钟头。李笠说服了一个住在岛上的老头，用汽艇把我们送过去，老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那天布罗斯基也在。他七二年离开俄国，再也没回去过。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此后又见过面，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实实承认，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
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懒洋洋的。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用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Maria）帮忙收拾杯盘，她长得很像莫妮卡。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斯德哥尔摩。
李笠、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我留下来，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那夜，我失眠了。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
算起来，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只有托马斯自己，在七四年发表的惟一一首长诗《波罗的海》预言了这场灾难。八月初，我从瑞典搬到丹麦，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马上打电话过来。和中国人在一起，饭局是少不了的，几杯酒下肚，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
十一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朗诵完了，听众开始提问。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他脸红了，嗓门也高了。
朗诵会后，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问起刚才的争论，托马斯只说了一句：“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他把手伸进书包，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没了。没了？我有点儿怀疑。没了！他肯定地说。
一个月后，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听到他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首诗给他，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托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
我第二天一早飞回美国，得早点儿动身回斯德哥尔摩。晚饭吃得早，有鱼子酱、沙拉和烤鱼，餐桌上点着蜡烛，刀叉闪闪。烛光中，托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时不时握握他的手，询问般地望着他。饭后，我们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正好是晚间新闻。政客们一个个迎向镜头，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来，而托马斯表情严肃，紧盯着电视。一会儿，莫妮卡关上电视，端出她烤的苹果馅饼。我们正有说有笑，托马斯又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觉得有责任监督那些愚蠢的政客。
一九九○年夏天，我的确在蓝房子过夜时失眠，莫妮卡证实了这一点。那么第二天早上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托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第一辑 空山空 山
一
今年夏天我在德国，住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名叫“孤独”的城堡里。在此期间，我跟我的德文译者顾彬（Wolfgang Kubin）去柏林和慕尼黑朗诵。从慕尼黑回来的路上，我们去他弟弟家做客。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uhl）是座古老的小镇，沿着老房子上标明的建筑年号一直可追溯到中世纪。他弟弟一家住在小镇边上。附近的池塘野鸭嘎嘎叫着，有力地扇动着翅膀，似乎想挣脱这近乎黏稠的宁静。顾彬的弟弟是医院的麻醉师，从早到晚奔波于麻醉与清醒之间，
他太太代表了那个清醒的世界——家庭。
顾彬是那种不知疲倦的人，刚放下行李，就拉我出去散步。每回跟他出门我都犯怵。那哪儿是什么散步，完全是一种德国式的急行军，我得紧追慢赶，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城墙荒草瑟瑟，有木梯石栈勾连。我只听见自己风箱般的喘息和怦怦心跳。顾彬话不多，皱着眉头大踏步前进。他坚持要带我去看一个中世纪刽子手的故居。据说当年几乎每个城镇都供养这么个职业刽子手。我们爬上爬下，拐弯抹角，足足找了一个多钟头。我两腿发软，差点儿就要在找到刽子手之前求饶了。
我认识顾彬是八一年九月，在友谊宾馆。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她丈夫给我们斟上香港带来的“金门高粱”。顾彬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他的笑容很特别，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一九八二年早春，我们又在颐和园后湖见面了。记得那天我没睡好觉，又忘了刮胡子，浑身不自在，好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顾彬掏出个德国微型相机对准我。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竟有点儿像，都不爱说话。他那天心不在焉，眯缝着眼，大概湖水的反光让他分心。他长我三岁，我们那时还年轻。
那是顾彬刚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不久。他在大学涉猎甚广，包括哲学、日尔曼学和汉学，但他主修的是神学，本来顺理成章顾彬该做牧师的。我最近读了《空山》一书的中译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在此书的序言中，平日沉默寡言的顾彬终于给了我们一点线索：一九六七年底，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成了他告别福音新教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诱因。如果一个人因一首诗而改变一生，其中必有某种神秘的召唤，且多半来自于血液中。
顾彬生在德国北方的策勒（Celle），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父亲是柏林人，母亲维也纳人。父母相识后搬到他祖母的老家策勒去。虽然同属于日尔曼种，但维也纳人很不一样，多愁善感，所以能产生像特拉克尔和里尔克这样的大诗人。八五年夏天，我头一次跟顾彬从柏林去维也纳。这旅行是从他父亲这边出发，到达他母亲那边，带有某种血缘考查性质。柏林的刻板和维也纳的闲散恰成对比。我们坐有轨电车，哐当当穿过中午昏睡的街区；去维也纳森林散步，在弗洛伊德对朋友说“梦将解释一切”的地方驻足；晚上到郊区贝多芬经常光顾的酒吧，喝刚酿出来的葡萄酒。在维也纳，连街头艺人演奏的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也与众不同，染上那儿特有的忧伤。
顾彬最喜欢带我去墓地。刚到维也纳，我就跟他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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