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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实录-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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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对麦克纳马拉备忘录的第一个反应是“疑惑不信”。腊斯克也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外交接触试探河内的观点。他说：“如果北越作出某种明确可靠的表示，他们将会使战争降级或开始认真的谈判，那么我们就结束轰炸。”但是，就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奉命撰写有关暂停轰炸的备忘录的同一夭，美国驻西贡大使洛奇也在写报告，提出他个人对越南形势的估计。洛奇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
“结束对北越的轰炸，而又不能重开谈判，这无异把赌注押在共产党人一方，使南越政府士气低沉。这实际上等于把我们绑在北越，让共产党在南越恣意蹂躏。”
在12月17日和18日的会议上，约翰逊仔细权衡了顾问们的意见。就在约翰逊召集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和鲍尔在密室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在圣诞节暂停轰炸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杰克·瓦伦蒂对会议作了记录。总统承认，暂停轰炸北方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在1965年2月批准了“滚雷行动”，因而，约翰逊不想公开宣布暂停轰炸的决定，而偏向于以天气为借口，把圣诞节也作为暂停轰炸的一个因素。不过，他又说：“使用炸弹的任何行为都有害于和平的努力。让我们把轰炸撇在一边，直到我们能够和别人坐下来谈判。”
约翰逊总统担心的是军方，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参谋长们。他说：“问题在于，我们一提起暂停轰炸，参谋长们就会闹翻天。”事实上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夏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一致反对暂停轰炸军事基地。据其他观察家的看法，约翰逊事实上也非常犹豫。
12月26日，当总统向邦迪表示圣诞祝贺和节日问候时，切斯特·库柏正和邦迪一起呆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里。约翰逊还问道，飞机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轰炸。邦迪不清楚，便问库柏是否将重新轰炸的命令下达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库柏表示没有见过这样的命令，但又说，可能正在拟定，或者正在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这儿来的途中。
第二天下午，邦迪会见了几位官方新闻发言人的代表，这些人每天都在处理越南问题。邦迪向总统报告说：“他们的发言都很激烈，认为如果暂停轰炸时间再延长一天左右的话，那么就应该延长更多的时间，以给我们的那些评论家们一个真正的答复。”约翰逊接受了这一建议，12月27日晚，延长暂停轰炸期限的命令下达，并将此通知了西贡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抱怨说，这项决定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因为重要的电文连续9天一直瞒着他们。
麦克纳马拉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第二天他召集参谋长们开了个会并允诺说，在1966年将继续增派军队，在3月之前破坏海防港，并将轰炸升级。他还说，在作出暂停轰炸决定的那个会议上，他已把这些观点告诉了总统。麦克纳马拉还特别强调，暂停轰炸将使轰炸升级更容易。这样，参谋长们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保证，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暂停轰炸，约翰逊总统还发动了一场圣诞节和平攻势。他向世界各地发出亲笔信，捎出口信，并且派出使节，要求在莫斯科和仰光进行美国大使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直接接触。最后，他的和平攻势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相反，河内却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的支援帮助下修复了它们的补给线，并且把军队和给养运到了南方。约翰逊拒绝了越方关于美军撤出南越的要求，再次恢复轰炸，时间就在1966年1月31日，出动飞机132架次。从此以后，当他的顾问们再次提到暂停轰炸时，约翰逊总是“嗤之以鼻”。
3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再次重申了袭击石油资源的要求。他们的要求还得到中央情报局一份特别国家安全情报评估和五角大楼一份证明其军事效果的研究报告的支持。3月28日的“星期二午餐会”对袭击石油资源进行了讨论。在3月，对北越进行轰炸的飞机多达4484架次。4月，随着袭击石油资源的讨论不断进行，出动的轰炸飞机首次超过了5000架次。
对此，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盟国及南越军事力量日益增长、北越及越共军事行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我赞同加强美国的军事行动。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威斯特摩兰将军制定的计划，要求把我们（在南越的）整个武装力量到1966年年底增加到约383500人，到1967年年中增加到425000人。威斯特摩兰将军深信，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盟国不仅能对付来自北越和越共与日俱增的威胁，而且也有可能增强进攻的能力。”
随着轰炸的升级，反战运动风起云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1967年，轰炸政策成了抨击的中心和议论的焦点，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说明空袭不能再进行下去。约翰逊自己也承认：“五角大楼，至少是国防部长办公室，越来越被看作是滋生反对意见的温床，鸽派人物彻底占据了这个战争机器的核心。”麦克纳马拉感到精疲力竭，并决定挂冠而去。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67年夏季，当他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和其他人之后，走到关于越南问题的国会听证会的证人席上时，他成了一个公开的异端分子。在那里，其他人都要求继续轰炸，而麦克纳马拉则第一次公开提出轰炸没有效果这样权威性的观点。
1966年10月，约翰逊再次飞越太平洋同西贡领导人会谈。菲律宾总统菲迪南·马科斯邀请南越领导人和有军队在南越同美国一起进行侵略活动的协从国家政府的首脑，在马尼拉开会，“检查战争和非军事发展计划”，会议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即研究一下“亚洲的前途”。
但是，约翰逊对南越的访问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出于对旅途安全和新闻媒介的担心，约翰逊的南越之行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他只到了金兰湾，用了半天的时间视察了美国军队。约翰逊从未访问过西贡。即将被任命为南越驻美大使的裴典认为，他的人民“感到被这种行为方式侮辱了”。他回忆说：“约翰逊对金兰湾的访问就像打了我们一记耳光。”
1967年初，约翰逊认为：“也许通向和平之路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胡志明直接接触。”他决定在2月份写信给胡志明，建议美越双方代表举行秘密会谈，以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约翰逊在信中对胡志明说，他对北越军队可能会利用暂停轰炸来加强它的军事地位表示关注。约翰逊说：“要是我得到保证——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北越停止派遣军队，停止向南方提供物资装备，那么我准备停止一切轰炸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和把美国主越武装力量冻结在现有水平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谋求和平解决方案方面前进一步，有一条良好的途径，那就是，我们要在隐蔽的环境中——并不是在引人注目的环境中，为我们双方可靠的代表之间安排直接会谈。”约翰逊在信中说，“这种会谈应该认真努力寻求一项可行的、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1967年2月8日，约翰逊把给胡志明的信递交给北越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同日，约翰逊再次命令把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作为春节期间全面停火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伦敦访问，越旨问题成为他与英国首相威尔逊讨论的若干问题之一。威尔逊似乎认为，他和苏联领导人可能作为调解人并促成越南战争的解决。约翰逊对此表示“强烈怀疑”。但是，他愿意让他的英国朋友“试一试”。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的当天早晨，河内电台广播了胡志明对罗马教皇保罗的和平呼吁所作的严厉的、毫不妥协的答复。首先谴责美国对北方的轰炸是不能容忍的强盗行为，坚持越方的“四点计划”——包括撤出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作为唯一的争取和平的基础；强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必须被认为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
和谈不成，战争进一步升级。
1967年7月底以前，西贡头目阮高其宣称，南越的武装力量将增加65000人，总数将超过100多万，同时考虑把征兵年龄降低到18岁。在此期间，泰国的“志愿军团”开始抵达越南，并预定9月份进入阵地。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逊公开宣布，赞同把布防人数增加到4。5万到5万人，在下一年，1968年，各兵种新的最高限额将达到52。5万人。
就在越南和谈陷入僵局的时候，越南战争成了亨利·基辛格注入约翰逊政府的敲门砖。经洛奇和邦迪推荐，他出任国务院政策顾问。然而，越南问题并不是基辛格的专长。他的兴趣一向集中在该战略、欧洲和大西洋联盟等问题上。他游历过的世界是西方，不是东方。他对欧洲如数家珍，却从未涉足东南亚。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对他也不能说是完全陌生的。哈佛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舆论的“温床”。基辛格对官方人士的思想是熟悉的，这些人老是说，看到“隧道将尽，光明在望”。他阅读来自西贡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经常同约翰逊白宫的“乐观言论”唱反调。他十分了解法国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
基辛格曾访问越南多次。第一次是1965年10月，同行的有克拉克·克利福德。克利福德是华盛顿有势力的律师，担任过从杜鲁门开始的历届民主党总统的顾问，后来在1968年初继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了国防部长。他们的任务是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作出估计。
当然，基辛格同明显的掌权人物进行了商谈——美国方面，找了大使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南越方面，找了阮高其、阮文绍和其他高级将领。但他也知道官方说的那一套总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他便跳出了“要人”的圈子，开始向不当权的人们征求意见。他同佛教领袖、当地的知识分子、村长、记者们谈话。他认识到西贡和偏僻的村庄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越南，因此，也下乡走走，询问一些有关越南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情况。越南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有什么民族传统？他们有政治基础吗？他们能应付战争吗？南越的军队情况怎样？能改进吗？怎么改进？要多久？最重要的是，除了源源运进美国军队和战争物资以外，美国还能用什么更切实的方法来帮助南越？
经过这次“走马观花”的访问，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虽然大量投入了美国兵和美元，但在南越政府当时和未来的领导人中，“几乎完全缺乏政治上的成熟性和无私的政治动机”。在回华盛顿的途中，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作为“思想库”的兰德公司作了短暂停留，报告他南越之行的调查结果。那里的专家不是认识基辛格本人便是熟悉他的著作的，因此来听的人十分踊跃。当时在场的一位有名的东南亚问题的专家后来回忆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对这场战争最精辟的分析。他了解军事形势、政治形势，对于交谈过的越南人，谁的话值得听，谁的话要打折扣，他都心中有数。据他估计，‘我们正在执行的军事战略非常错误，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反叛乱战斗，而是在对非常规的敌人进行一场常规战争。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旗子钉死在西贡一小撮声名狼藉的政客和将军们的旗杆上了。”
基辛格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才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秘密谈判家的；但他早在约翰逊政府时代就成了一位代号叫做“宾夕法尼亚行动”的关键人物。这个行动就是由华盛顿通过基辛格所熟识的一个法国微生物学家，同河内极秘密地进行通信。那个法国微生物学家名叫埃尔贝·马科维奇，他认识一个叫奥布拉克的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认识胡志明。基辛格和这两个法国人都不是精通外交谈判艺术的老手，只是抱着寻求结束战争的动机。他们的目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要以美国停止轰炸换取河内同意“迅速进入建设性的谈判”。这场戏是在1967年6月到10月期间演出的，虽然没有能使双方开始谈判，却是次年把交战双方一起弄到巴黎的那个秘密外交活动的先声。
法国人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受基辛格之托，在征得戴高乐总统的同意后，在1967年7月21日飞往河内。3天后，见到了范文同总理。他们为了说明此行并不单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便把同华盛顿的半官方联络员基辛格的关系告诉了范文同。接着马科维奇“作为个人意见”扼要叙述了两点建议：“美国停止轰炸，北越限制运往南方的战争补给。”
范文同回答说：“我们要求无条件停止轰炸，如果这一点实现了，谈判就没有多大障碍了。”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范文同接着说，“美国有很大的力量，美国政府想要打赢这场战争，约翰逊总统正受着病痛的折磨，这个病痛就叫做越南南方。我们也认为战场上的形势是决定一切的；这场比赛正在越南南方进行。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有些人希望把战争限制在南方。但白宫和五角大楼看来决心继续对北方进行战争。因此，我们认为对北方的空袭可能增加。我们准备他们轰炸我们的堤坝；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领土上迎战。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我们的军事潜力不断增长我们为独立而战是有长期历史的。我们曾3次打败过蒙古人。美国军队纵然强大，恐怕也未必有当时成吉思汗那样可怕吧。”
范文同总理坚持美国军队必须撤出越南。但是他说，在时间表上他可以通融，他了解有一部分美军可能要留在南方直到达成政治解决为止。他还说：“我们并不想使美国屈辱。”那天晚些时候，范文同陪奥布拉克会见了胡志明。会见后，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使用预先约定的密码，给基辛格发了电报。两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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