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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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皇家花园宴会上。由于我也答应了许多其他的正式活动和邀请，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了英国的邀请，使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一霍姆爵士不得不亲自登门造访，设法弥补一下过失。我从那以后从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

“我得立即加上一句，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大国才出过这类丑事。”西哈努克介绍说，“1965年，我应邀前往包括亚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以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进行正式访问，先后次序是根据这些国家提出的日期和日程定好了的。但到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时，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来看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份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说什么由于苏联领导人在原定访问期间‘突然很忙’，因此粗暴地要我推迟访问，而且对新的访问日期只字不提，我苦思冥想，是不是我在北京或平壤说过什么得罪他们的话呢？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也未曾要求苏联人对此作出说明。我取消了对其余国家的访问，直接回金边。”

西哈努克在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指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类行为是完全不符合他们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概念的。我早在1958年3月22—29日这期的《柬埔寨现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这个方面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发现他们是真正尊重国家和个人的尊严的。”

西哈努克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周恩来总理谈到了大国沙文主义，共产党政府深知亚洲和其他小国对于它们应享有的尊严和联合国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能否落实是特别敏感的。在对待国宾的礼仪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构成了这方面的大部分幻想被破灭的基础，而亚洲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确存在这种做法，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声望的亚洲人，对他们的荣誉问题比对金钱问题重视得多，要是重物质主义的西方人真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准会大吃一惊。”

文章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我们保持中立作了对比，而且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西哈努克继续写道，“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让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把这些人当作炮灰但是，搞一支雇佣军队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支军队愿意为付钱的人打仗的话，那么它不是也很可能背叛他，跑到肯付更多钱的新主人那边去吗？”

西哈努克说：“我用不着对这段话作任何修改，因为它在今天对尼克松主义以及什么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等等仍然适用，而且适用得更加维妙维肖。尼克松之所以最后遭到不光彩的失败，恰恰是由于雇佣军到了面临真正考验的时刻是毫无价值的缘故。”

“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从未说过：独立嘛当然可以，不过它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嘛当然也可以，但它必须是‘左派的’中立。只要独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带任何条件。对柬埔寨是这样，对整个东南亚也是这样。毛主席或周总理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西方领导人及其在亚洲的仆从们则总要对我来这一套。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并且通常先加上这么一段话：‘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得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施加这类压力。”西哈努克说，“我们经常从西方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而中国领导人则从来不主动地这样做。要是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时加上以下的保留：‘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种办法对你们也适用。”

西哈努克回忆道：“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柯西金总理那热情支持的表示声犹在耳，我曾天真地设想过抵抗政府可以在国外有两个中心。如果中国人同意的话，一个中心设在北京，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距离我国比较近并与北越接壤，而我们又必须依赖北越来转运供应品。另一个中心设在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由于莫斯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比较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是个很理想的地点。我曾打算在这两个首都各住一半时间。可是，后来莫斯科不愿意再见到我。苏联政府宁可同朗诺保持关系。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中国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泽东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帐。可是军人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帮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西哈努克说，“中国政府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抵抗政府使用。为我们提供极为方便的工作条件和一切设备，从临时的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

在1970年5月1日西哈努克与毛泽东会见时，他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毛泽东诚恳他说，“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在这里亲王回忆了和毛泽东主席一次妙趣横生的谈话，转引如下：

毛泽东：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毛泽东（大笑道）：你很聪明，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西哈努克：我獭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毛泽东：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大武断，而且事情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主席的东西是会站得住的。因为你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

“像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西哈努克说，“在我们1970年5月1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1956年、1958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的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态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5月1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

西哈努克对毛泽东对赌场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些腐化透顶的家伙。”西哈努克说，“这家赌场是1969年开设的。就像许多国家经营国家彩票的目的一样，都是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我国的政党们把它作为一大‘丑闻’来大做文章，并把它作为废黜我的理由之一提了出来。其实，他们自己才是一伙为了自己发财致富的贪污能手呢！”

当时，有个工作人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

“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西哈努克说，“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7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是，毛主席对这两个3月18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西哈努克说：“毛泽东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24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在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3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主席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

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西哈努克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1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所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

“美国和西贡的高级将领随心所欲地在柬埔寨进进出出。要是阮文绍‘总统’想飞往柬埔寨，他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征求朗诺的同意。阮文绍甚至可以跑到柬埔寨的领土上来召见他的下级傀儡朗诺并对之发号施令。”西哈努克说，“在北京，没有任何中国官员（或任何其他人）会不通过礼宾程序就进入我的抵抗政府所在地，而礼宾程序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在北京，柬埔寨的主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文字上，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受到最严格的尊重。我的住所像柬埔寨领土一样受到认真的尊重。”

西哈努克说：“尽管我显然要长时期留在北京，但是包括礼宾方面的尊重在内的一切待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而这种礼宾方面的尊重是我作为国家元首——1956年与1958年则作为首相——进行访问时所一贯享受的。关于我在北京的长期逗留，我收到了不知道多少几乎千篇一律的问题：为什么我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我的一些疑心比较重的大臣们，在研究了那些没啥名气的新闻记者们所提出的这类千篇一律的问题后，认为这是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我的影响的新动向。也许他们希望，我那容易感情冲动的性格会驱使我往南到解放区去，以证明我自己是勇敢的。当法国记者提出这类问题时，我有时总想这样回答他们：

“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3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

西哈努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