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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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制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越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因此，1886年，李鸿章再次邀请其重返中国任职，在合同中不仅要求琅威理承诺在5年内将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平，而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由于琅威理训练得力，北洋海军操练精严，令醇亲王等首脑极其满意，乃授予其二等第三宝星，并赏提督衔。此后在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即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所以舰队训练几乎全由琅威理一手承担。其训练之严是中国海军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仅以1887年9月13日为例，归国舰队上午8：45—11：45进行日常例操，中午练习站炮位，午后琅威理在编队旗舰“靖远”发旗号命令舰队改单雁行阵，随即传令各舰打慢车航行，即刻又命令开快车，随后传令舰队改列为波纹阵，同时用旗语要求各舰报告每小时燃煤的消耗量，之后又不断询问轮机存汽多少，至下午5时，晚餐时间快到之前，琅威理又传令各舰进行战备演习，提升搬运炮弹。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队形不齐，或者反应稍微迟缓，琅威理必定用旗语严厉批评。整个航行中，“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琅威理去后，北洋海军训练一落千丈，军纪松弛，操练尽废。《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除了“致远”等极少数舰船仍因管带勤谨而尚能保持以外，其他舰船官兵“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擎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晚上上岸住宿者竟然有一半。北洋封冻，海军巡于南洋之时，更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甚至出现了提督丁汝昌与管带方伯谦为争一妓而争风吃醋的闹剧。实战训练全停，屡屡虚应故事。甲午之战后，军官们披露：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使。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编队训练则更是“平日操演船，阵势总需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需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且腐败横行，纪律松懈，考核制度名存实亡。甚至于用军舰载客跑运输，利用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由于各舰船保养所用的行船公费均由管带管理，每月包干。屡屡出现管带不顾舰船实际需要而贪污的事件。致使船舱机器因保养不利过度磨损，零件屡屡缺失，极大地降低了使用寿命。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揭露，南洋兵船在上海一家专供兵船物料的铺家买煤，账上记100吨煤价，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剩下的煤款就都被管带贪污了。所以“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虽然说的是南洋，北洋却也大抵如此。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将官能带出怎样的舰队，真是可想而知。


第一编　　海权博弈副种岛臣看到了什么？（2）

　　　　舰队内部的人事关系也日益复杂，军官中的“闽党”对非福建籍军官百般排挤，矛盾日益公开化，甲午战前，甚至有人唆使控告“致远”舰管带、广东籍将领邓世昌鞭笞水兵致死。而其原因恐怕是邓生活严谨，“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闽党认为这显然是争夺提督职位的故作姿态，因而对其特别敌视。刘步蟾就力主追查，只是因为找不到死者的尸体才被丁汝昌压了下去。　　　　
　　　　舰上士兵由于多招收北洋各省海滨渔户，形成了一个个各省集团，造成“在军中资格较深、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军便庸其上”。而作为后备兵员的练勇，由于官员的腐败，也由原来《章程》中规划的精锐后备军流于形式，其核定员额250人，而仅1891年就招募1400人之多，其中奥妙，恐怕尽人皆知。而人数增加，训练只能流于形式，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战前的北洋海军就已经不再是数年前那支精锐的武装力量，薛福成在1893年即已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对比同样是英国人一手训练出来的日本海军，日本甚至授予训练日本海军的英格斯以贵族身份，使之在训练中毫无阻扰，得到上层的全力赞助。双方的差距可能就从这里开始，近代海军是技术性兵种，对于技术、训练要求极高。而李鸿章虽然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却忽视了专业化的训练，对于琅威理的支持显然极其有限，甚至纵容下属对琅威理百般阻扰。这种思想下训练的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由于对手的训练、装备更远远不及淮军，尚且能有所作为，但面对另一支依照西方近代海军训练、装备出的近代军队，就只能是悲剧了。由是不由得想起海军衙门初创时的盛况，日本方面其时深为恐惧，议院中喧喧扰扰。而政治家、汉学家副种岛臣却力排众议，陈词曰：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　　　　
　　　　其早已看透中国人“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


第一编　　海权博弈日本狂热

　　　　在日本，鉴于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较中国远为薄弱，因此，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仿效普鲁士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人也以普鲁士为蓝本推进了新式军制改革。1878年12月5日，日本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79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桂太郎因而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支那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又根据上述报告书向日本天皇提出《邻邦兵备略表》，明确表示：“邻邦兵备之强一者可喜一者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为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伊藤博文在其致藏相松方正义的函中，也指出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危机四伏时称：“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中国）之举止已不可坐视者固不待言，而且察欧洲当今之形势，其属地政略再起之情况，英法彼此相互竞争，如英国目前之处置埃及，法国之掠夺安南，几如狼奔豕突，无所不至。以今之势察时观变，其将发生何种事情，实难预料。”其目标直指中国。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山县有朋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其中陆军拟自1885年起增加两倍，海军则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将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内阁会议通过，11月24日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12月，政府再邀集地方长官来京开会，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下阁臣均亲临敦促鼓励赞助增税问题。至1893年10月，山县有朋就任枢密院议长时，进一步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英、法、俄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危机，日本在战略、战术上宜有适当处置。认为“东洋之祸机，可以想象在今后不出10年内爆发，而预先为之准备岂非国家百年之大计？——今后八九年间整备充分的兵力，即使一朝有事，不仅可以不受其害，而且若有可乘之机，进而亦可有收其利之准备。”至于军备之扩充，山县有朋以为海军之强化为当务之急。日本当时之海军，“舰数与兵员防卫各要港尚且不足，况处东洋危机之中而欲制衡天下。”因此为未来战略战术之考虑，力倡海军扩张论，并获得日本天皇诏敕支持，其诏云：“至于国家军防之事，苟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经费，6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又命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者外，于相同时间内，约其奉给十分之一，以补充制舰费之用。”至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军费所占比率已高达31。3％，此后明治政府更利用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外侵略论而控制国会，通过军备扩张政策，所以军费大抵皆维持相当高比率。到1894年军费激增至420。9万元，拥有22万人的新式陆军。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超过7万吨。　　　　
　　　　日本陆军的扩充更早于海军。1870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征兵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5年，日本仿效法国建立日本军官学校，培训大批接受近代化教育的军官，并在1872年依据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制定的《军人守则》中列举军人的7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要求军人以死效忠于天皇。　　　　
　　　　1885年，北洋海军“定远”、“镇远”归国加入战斗序列，对日本震动极大，为抗衡定、镇二舰，当年日本河村海军卿即提出海军第六次扩张案并获得通过。根据此案，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建造3艘针对定、镇二舰的二等海防舰，为此特聘法国白劳易主持设计，这3艘舰就是后来黄海大战中著名的三景舰，其中“严岛”、“松岛”在法国制造，“桥立”则在本国建造。4278吨的“桥立”的建成标志着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突破，较之中国自“平远”之后再不建造大型军舰相去甚远！3舰为克制“定远”、“镇远”上厚重的300mm装甲，专门各安装了1门320mm重炮，航速也较“定远”、“镇远”高出1。5节，加之第五次海军充实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3790吨），使得海军力量大大加强。　　　　
　　　　而“致远”等4舰归国后，对日本再次造成了强大的压力，1887年，在小川的《清国征讨方略》出炉后，明治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贵族也争相捐款，仅半年就捐款104万日元，均作为海军扩军所用。1888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鉴于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国加强北洋舰队，且可能有英国舰队支持，因而抛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随即于1890年又抛出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购买或建造了“千代田”（2439吨）、“吉野”（4160吨）、“秋津洲”（3172吨）、“八重山”（1584吨），其中的“吉野”本为中国海军所订造，后因经费问题被迫搁浅而转售日本，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23节）。至此，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近6万吨，且舰龄短，性能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仍不充实，因此自天皇始，通过舆论，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首先积极响应，且积极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组织了“报国会”等团体，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另一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　　　　
　　　　日本民众也在一片“报国、忠君”的狂热中纷纷投入到这场捐献中来，据统计，当时日本总人口为4181万，其中至少有7。4％的人口献纳不同数量金钱，其中除富有者外，连一些贫困者，甚至儿童也将其仅有的储蓄钱捐献出来。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献纳金总数是，2164686人共捐献2209770元，平均每人1。71元；寄赠品的总数是，949128人共赠送价值708634元的各类物品。此外，在町内、村内，对于出征士兵留守家族、战殁者遗族扶助、战殁者葬仪、出征及凯旋迎送、战捷祝捷会、纪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资金也大部出自民众。其军资献纳额也非小数。这种“百万一心”的氛围与当时的中国相比较，真可谓云泥之别。


第一编　　海权博弈腾腾杀气下的生死大采购（1）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本该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继续发展的基础，然而，在此之后，中国海军的发展却不可思议地就此停滞不前了。历史进入了1894年，清廷的一些封疆大吏们开始隐隐感受到了东邻日本的腾腾杀气，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海军发展这一几乎被遗忘的问题了。　　　　
　　　　按照中国海军当年议定的战略规划，北洋先成一军，再逐次推广到南洋、福建等水师。然而就是北洋海军，每年所得的海防经费也严重短缺，更不消说在北洋地位之下的南洋海军了。1892年后，南洋只得“将现有兵轮暂减人数，以为节饷添船之计，仍俟等有款项购办铁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