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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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是日本借用西方列强力量的结果，它更多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了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第二编　　视野PK第二编　视野PK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进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难言死结。　　　　
　　　　而一个叫郭嵩焘的晚清外交官，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视野而在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博弈中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一切都关乎视野，从原因到结果。视野的PK是两个东亚国家博弈的关键所在。


第二编　　视野PK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1）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日本蓄意向中朝挑起战争，接着是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介入中日争端，局面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　　　　
　　　　就在日本政府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名决定对朝出兵的6月2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与外相陆奥宗光等，已商定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但中国统治者却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负责对朝事务的李鸿章、袁世凯在1894年5月底接到朝鲜政府请援要求时，虽然对日本援引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对朝出兵的可能性不无担心，但却被日方宣称“必无他意”所迷惑，轻易地放松警惕，很快派兵赴朝。当日本6月2日决定对朝出兵、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并实行军事动员之后，李鸿章等认为日本是要“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欲速退倭兵，唯有速图剿匪”。甚至在6月16日和18日接到驻日公使汪凤澡关于日本增兵至5000余、“其布置若备大敌”的报告后，李鸿章还说“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似乎日本是否寻衅挑战，全视中方派兵多少而定。应该指出，李鸿章的上述认识与判断，至少在6月16日日本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六条之前，基本上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共识。即使李鸿章的对立面翁同，在6月14日还说“我兵将归矣”；至6月22日，总理衙门还认为“但能将贼事办有切实头绪，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6月25日以后，一部分人改变乐观调子，说“口舌之争，已属无济于事”。即便如此，晚至7月18日，他们还是希望日本“悔祸”、“情愿就商”，幻想“不战而屈人”。　　　　
　　　　与中国统治者相反，日本当局自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后，对清政府会作何反应，挑战后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与其较量，早有明确估计。他们深知清政府高度重视朝鲜与中国东北唇齿相依的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料定东学党起义不断扩大，清政府必会应朝鲜政府之邀出兵，认定这是造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的大好机会。中、日在朝对峙局面出现后，日本政府又认准清政府最担心宗藩关系削弱，认为抓住这一点做文章，清政府“十有八九”不会轻易让步，这样就能激化矛盾，恶化中日关系。对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对付日本挑战这一点，日本政府认为：清朝“依然墨守古习”，派系林立并且互相倾轧，“不确立自己立脚之地，单恃外力之援助”，李鸿章并非“豪胆逸才”，没有“非常之决断力”，只不过是“善视事机之利害得失之人”，清政府“缺乏中日两国间纷扰不解时不得不诉诸干戈之决断”。　　　　
　　　　甲午战争前的朝鲜半岛，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日军事对峙的局面一出现，俄、英等国便打着“调停”的旗号，频繁插手。它们的真实立场与动机，事后虽然尽人皆知，但在当时，却是扑朔迷离，不易判断的。在一段时间里，俄、英表现出希望中、日同时撤军、维持朝鲜原状的倾向。如俄驻华公使喀希尼向李鸿章表示：“极愿两国撤兵”，“断不容倭妄行干预”；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6月30日对日本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称：“若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自负重大责任。”英国则在6月中旬就对日本驻兵朝鲜表示不满，7月初又劝日对华妥协。　　　　
　　　　俄、英的表态，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备受鼓舞，断定俄国会阻止日本在朝挑衅，“必有收场”；英国也会与俄国形成“夹攻”之势，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当然，清政府内部对俄、英动向的判断并不一致，如6月25日上谕，便对俄究竟“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提出疑问，告诫李鸿章“勿堕其术中”。但也只是怀疑而已，并未完全推翻李的判断。帝国官员文廷式、志锐等言俄、英不会实心“调停”，不可能“强日人以就我范围”，是在7月10日俄国出尔反尔、声称“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之后，可算是马后炮。　　　　
　　　　在日本方面，它借朝鲜局势挑战，原本隐含与俄国争夺之意，又一心倚英国为靠山，因此对俄、英动向决不敢掉以轻心。当俄、英施加压力，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日本当局十分紧张，“悚然栗肤”，不得不稍为放慢对朝军事进逼。但他们没有轻易作出俄、英将阻止日本战争行动的判断。对俄国，日本当局虽一直担心它的干涉，但同时认为，俄之企图并非袒护中国，而是要防止日本占据朝鲜，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贯通远东，英国又牵制着俄国的行动，因此，“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还不可能进行武力干涉”。对英国，日本当局认定它要借助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不会轻易开罪自己，英国“调停”中日争端，主要是担心“本国政略及通商之利害”受到中日争端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俄国利用“调停”加强其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因此，“若自己之主张不成立时，似无以兵力干涉之决意”；日本当局还认定：只要尽量做到无损英国利益，强调其牵制俄国的作用，英、日不仅不会处于敌对状态，还可能得到它某种程度的支持。日本当局的上述判断，都在战争前夕得到证实，俄国于7月13日照会日本政府，对其保证“并无侵略意图”，表示“甚为满意”，不再严词促其撤军；英国于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对日本的外交支持，7月23日又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对华开战后不要进攻上海及其附近，这无异于为日本发动战争大开绿灯。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判断的一误一准，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决策与行动。清政府由于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志在必战，又对俄、英动向作出误断，因而在日本准备挑起战端的危急关头，仍立足于和平解决争端，将主要精力投入外交，“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重五十日，迄无要领”，战备、动员均迟迟不用力进行，致使战未开便陷入全面被动的地位。而日本却窥透清政府动向及其弱点，又准确地判明俄、英实际动向，因而以一贯之地推行挑动战争的方针，军事上先发制人、早早动员、从容布置，外交上设法拢英绥俄，同时千方百计恶化中、日关系，使清政府穷于应付，从而以完全主动的地位挑起了战争。


第二编　　视野PK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2）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相差如此之大，是由当时中、日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在国际事务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等原因造成的。中国方面，李鸿章等当权者自70年代以来，虽一直认为有必要了解日本情况，但所下工夫实在有限。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等重臣无一人到过日本，不曾直接观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关于日本的知识，都是来自二手材料，其中主要的是1876年后派驻日本的清朝外交官的报告。这些外交官都未受过专业训练，思想观念一般比较陈旧，除黄遵宪这样个别的例外，对日本状况都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他们对日本扩张的野心、准备虽有所察觉和报告，但强调得更多的还是日本内部的困难与危机。就拿甲午战争前夕的驻日公使汪凤藻（1892年赴任）来说，日本对朝出兵前，他只凭日本“官民之争逐日激烈”的表面现象，“妄断日本决无对他国生事之余力”；日本出兵后，他也只是向国内报告日本外交、军事决定和派兵情况，而不曾综合日本各种动态、深刻分析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与动机，以供国内当权者参考；甚至在中日决裂、他离日回国后见到翁同，还说“倭人佥兵多半脆弱”，“彼船实无铁甲，只钢甲数只，‘吉野’一船最新，有快船行廿三迈者二只而已”。这就是他对日本扩军备战状况的了解！由于得不到足够和准确的信息，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光绪帝、翁同、文廷式等，都不能依据日本现实情况判断其意图与动向，都只能随着事态的变化被动作出判断。李鸿章固然一误再误，其他人也并没有先见之明。至于对欧美列强的了解，则更是糟糕。李鸿章、奕等外交决策人物，甲午战争前不曾亲履欧美国家，主要依据欧美各国驻华使领人员的言谈、外国在华所办报刊和清朝驻欧美使臣的报告，来了解欧美国家情况，特别是其对外政策。而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任驻英国等国公使、了解欧美情况较多的郭嵩焘、曾纪泽，都已谢世，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毫无外交素养、不通英法语言，又是1893年刚刚赴任，在英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驻俄公使许景澄虽长年出使欧洲国家，但1892年后主要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谈判交涉，未能深入研究俄国对东亚的政策。因此，当俄、英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许景澄与龚照瑗均未对俄、英真实动向作出有根据、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推断。龚照瑗7月11日前一直逗留法国，只凭马格里的探报，接连向国内发回“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解”一类信息。李鸿章等判断俄国动向，几乎完全依据俄使喀希尼的词令，判断英国动向，又受龚照瑗提供的上述信息误导，岂有不作误断之理？光绪帝一派人即使对俄、英等国有所怀疑，也讲不出充足理由，自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对外扩张的需要，一贯致力于多方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借各种机会来华窥探，如甲午战争的政治策划人伊藤博文，1885年就借朝鲜甲申事件善后谈判问题来华，在京、津直接观察清朝高层情况，还“带来水陆各弁，到处察探虚实，形踪殊为诡谲”。回日后，伊藤述其窥探结果，说清朝“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再如甲午战争的重要军事策划者之一川上操六，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亲赴朝鲜、中国，刺探军情，观察地形，也是周知之事。至于日本驻华外交官，更是以窥探中国内情为重要任务，如1882年至1885年任驻华的公使本武扬，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著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此外，日本军方和民间对外扩张团体，从1873年以后便有组织地向中国内地不断派遣谍报人员，这些间谍系统地搜集了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社会的情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与谍报人员竭尽全力刺探各种情况，仅“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便“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日海陆军的间谍泷川具和、神尾光臣搜集的大量情报，使日本当权者相当及时、具体地了解到中方动向。日本了解、刺探中国情况完全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这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何以能做到准确判断中方动向。在了解欧美列强方面，日本也下了极大功夫。且不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前往欧美，就说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要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辈，无一不曾长期逗留欧美，悉心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实际状况、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与李鸿章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日本当权者便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特别是朝鲜）的形势将会出现，加紧策划在未来争夺中的方略。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俄、英等国状况的了解。对俄国，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便“亲赴海参崴联络俄官”，实则刺探俄在远东力量的虚实；1892年，日军有名的间谍福岛安正，又从德国柏林出发，入俄国单骑横穿西伯利亚，全面观察俄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情况，1893年6月他回国后向当权者报告：“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备军事介入朝鲜的能力。”对英国，日本通过英国在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对日态度的变化（如在日英修改条约谈判中作出让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国的意图，山县有朋在1890年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