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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0-拐点-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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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锥赝局�51天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没有想到，就是这份51天2万余字的日记在总署为之刻板刊行后，犹如一颗炸弹投在死水潭里，立马在京师士大夫中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不仅思想守旧的士大夫如此，而且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对郭嵩焘《使西纪程》所述西方政情也持怀疑态度，这无疑陷郭于孤立无援之境。
应该说在同时代的官僚士大夫中，郭嵩焘对当时的中外大势，特别是对西方文明是有着比较清醒、准确的认识的。他向总署呈送出使日记，原本只是照章行事，希望达到主政者所期待的“以期有益于国”而已；作为一位独醒者，他已率先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破茧而出，手中所缺的只是一帖既能济时又能济世的标本兼治的“药方”。他在中华古国寻觅多时，一无所获，于是，便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按照传统的夷夏观，这真有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发现，英国之强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其政体——即它的根本——同样勃勃有生机。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其一）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其二）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其三）
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洞幽烛微，能平心静气地看清这一层利害关系，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寻找病症的内因，这才真正是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他主张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找准自己正确的定位。他认为，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和野蛮。
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很难顾盼自雄。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郭嵩焘的答案是：“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他的话显然是针对国内洋务派领袖们而言的，他们对洋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郭嵩焘对中国浪费人才的现状尤其痛心，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之不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而“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因此要挽回一世之心，兴办实学乃是当务之急。可是天朝上国的办事效率实在教人不敢恭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有此议，可延宕至90年代后期中国官方才创办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难怪郭嵩焘为中国的发展前途开列进度表时悲观中有乐观，乐观中也有悲观，他认为中国至少得用480年的奋斗和努力才可望成为世界上的富强之国：学习西方军事，30年可初见端倪；学习西方的制造工业，50年可稍见成效；兴办学校，100年方能树艺人才；再用100年荡涤旧习；再用100年砥砺精英；再用100年趋于大成。有趣就有趣在，郭嵩焘是一位出了名的急性子，然而这一回他居然变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低调，如此有定性，真令人刮目相看，而且煞费思量。
第二编 视野PK寂寞如沙（3）
郭嵩焘办理外交事务，处处不失汉官威仪，觐见英王，不亢不卑，进退合度。同时，他勇于遵守国际惯例，递交照会，均用西历；与洋人打交道，一律行握手礼；听音乐，看曲目单；游甲敦炮台，穿西装；见巴西国主，起立致意；使馆开茶会，让夫人（梁氏）出面接待。郭嵩焘公使这些通权达变的行事方式却都是刚愎自用的冬烘先生刘锡鸿副使看不惯的，他在寄给满清朝廷的报告中屡屡贬斥郭嵩焘的言行，还公然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似乎只有他这位处处乜斜着眼睛看洋人的刘锡鸿副使才是天朝尊严的坚强卫士。
郭嵩焘的言行思想的确不合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在朝野名士的眼中，他始终是个异端。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洋务派领袖们主张工商业官办，他却主张工商业民营。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士大夫舆论汹汹，清政府遂顺水推舟，发布谕旨严厉申斥郭嵩焘，并下令毁弃《使西纪程》板。在得知京师舆情汹汹之后，副使刘锡鸿也推波助澜，反戈相击，在使馆内部散布谣言，指郭为“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他先是罗织郭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能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后又密疏弹劾郭有“十大罪”，于上述“三大罪”之外又加上“藐玩朝廷”、“议论黄旗”、“违悖程朱”等罪名。
郭嵩焘开始闻知京师的汹汹舆情、《使西纪程》毁板及副使刘锡鸿的反戈相击后，还处之泰然，颇相信清政府，于是上疏为自己辩解，并请求查处何金寿、刘锡鸿构陷情形。因为，在他出使前觐见时，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曾安慰他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的西太后当然照顾舆情要紧，顾不得“事理”了，因此，她不但不斥责守旧的官员，保护“一味替国办事”的人，反而严旨申斥郭嵩焘。
京师士大夫也继续火上加油，要求将郭撤职查办。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疏称：“《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而已。”这无疑促使了清政府早下决心将郭嵩焘撤回。
不到一年，清政府就将郭嵩焘免职，以曾纪泽代之。在曾纪泽行前觐见时，善于驭下的西太后或许是为了宽慰曾纪泽，私底下不得不承认：“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
这件事不但对郭嵩焘的打击非常大，而且助长了晚清官场中的守旧习气，很不利于刚刚开始的中国近代化事业。《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就被撤职，以后未再起用。
。c。４。 寂寞如沙的大自信
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蓝调文明，面对重重阻力，真可谓是“雪拥蓝关马不前”。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内心寂寞如沙。
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运认为他不可救药，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曾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省城的士绅更是在街头贴出大字报，直斥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
对此，郭嵩焘蔑然视之，重压和积毁之下，他并不打算改弦易辙，重新做人。他始终坚信自己所践履所主张的一切都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虽被世人误解和攻讦，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他曾在致友人书信中表明了自己不以世间毁誉为进退的心迹：“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他还在诗中唱出了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如同一支响箭，他将自己的大自信射向了遥远的时空。后来，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果然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嵩焘侍郎、湘乡曾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维新派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人物梁启超也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然而这样的称赞也只是些历史的耳语罢了，听不真切也与世无补。晚清向左，郭嵩焘往右。在这场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博弈中注定了郭嵩焘的悲剧。而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只能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第二编 视野PK20年的真空时间（1）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为什么，中华民族当时自我更新如此迟滞？
鸦片战争打乱了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逆夷”居然把天朝大国打得损兵折将、失地赔款，这是清朝立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于是遵循“知己知彼”的古训，晚清出现了了解和研究夷情的热潮。
热衷于了解夷情的不仅有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等人，也包括道光皇帝、奕山、奕经、耆英等向来为中国不少史家所贬斥的人物。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皇帝就曾要正在浙江前线统兵的奕经等人审讯英俘时“细询该国底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有些问题令人发噱，但这正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朝皇帝急欲了解世界真面貌的表现。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下达上述上谕半个月后，道光帝又询问台湾军政负责人达洪阿、姚莹等人：“该夷（指战俘）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提出一系列他急欲了解的夷情。耆英等人在两广总督任内还曾专折上奏美利坚立国大概情形，并将上述基本情况大体说清楚了。他还奉皇帝之命查阅过《万国地理图》。
不过，为了解夷情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著称的学者，其中好些是干练的中下级官员。除了魏源在1842年编了《海国图志》50卷本以外，徐继畲在福建布政使和巡抚任内利用主管“夷务”之机虚心请教外国人，编成《瀛环志略》，于1848年刊行，战后又苦心研究，写成《康纪行》16卷，除了西藏地区的情况外，还介绍了不少西藏周围地区及西洋各国的情事。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楠则写就包括介绍英美状况的《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在内的《海国四说》一书。此外，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蒋敦复的《英志》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研究西方和域外各国的著作也相继在这个时期问世。这些著作介绍了有关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有的还介绍了他们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富饶的情况，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铺下了最初的台阶。
鸦片战争也令朝野人士大都认识到西方军队在好些方面远胜于清军，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还有少数人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军队在训练和组织、指挥方面也远胜于中国。对中国军事弱点的认识更成了“师夷长技”的直接通道。在战争初期，林则徐已动手购买西方的枪炮。而战争还未结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策还未面世以前，道光帝和一些督抚、士绅已急于学习和掌握西方对手的军事技术。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在江浙闽广等地一再受挫，无非是军事装备不如“逆夷”，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情况就会根本改观。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台湾军政负责人在审讯战俘时就曾“诘以制造药炮用何物料，该夷能否造办”。同年七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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