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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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时，他仍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对于国际关系的明察和识见，是特别高人一筹的”。近代国家思想包括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方面的内涵。别的方面内容不讲，单就近代法制观念而言，李鸿章也无法与伊藤博文相较。伊藤博文是一位被称为“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基本上是中国的“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的承奉者，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他对确立近代法制始终缺乏认识。1873年，当李鸿章不知近代法制是何物时，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从欧美考察归来不久的伊藤，便负责“调查政体”，以期制定“建国大法”。尽管他不赞成自由民权运动，但他认识到“不平士族的蹶起，和世界思想的影响”有关，认定“立宪思想为世界的大激流，非有司之所可抑制的”，仍坚持他既定的“立宪”思想。伊藤博文对近代宪政知识的追求，在1882至1883年赴欧考察中可见一斑。他在德国，与著名宪政法学家格乃斯特（今译古纳依斯特）每周交谈三次，此外更聆听法学家斯泰因的法学课程，“从德国宪法以至政府百般之组织，地方自治之界限等，依照法学上之顺序，每周作三次之讲演考究”。他在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伊藤博文的近代头脑和虚心“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是不脱中国封建官僚虚骄之气的李鸿章所绝难比拟的。


第二编　　视野PK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2）

　　　　说起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是19世纪中日两国取法西方的突出代表。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所行取和“借法”之“道”及其成效有很大不同。　　　　
　　　　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起，中日两国政府鉴于内外形势，都实行一种强兵政策，两国的近代工业差不多都是从举办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的。然而，尽管它们都很重视军事，又强调富强，但在对富强关系、官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却有明显的差异。李鸿章和清政府采取的是一条片面以军事为中心的产业政策。60年代，在“自强”的口号下创办了一批官办的军事工业。70年代以后虽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含有某种“寓强于富”、“富强相因”的用意，都反映了产业政策有所长进，但实际上许多民用企业的创办仍多是从军事着手。如李自称，创办招商局之初意是“欲浚饷源”，创兴铁路本意“专主于用兵”。李鸿章在“唯兵之为务”的思想指导下搞“制造”，“疏于基本工业之建设”，不仅缺乏总体设计，产业部门不配套，而且连最切于民生日用、被英国等先行国家作为产业革命中心的纺织业，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不仅起步比日本晚了10年，而且还不许建立商办近代纺织企业。可以说，李鸿章的产业政策是一种缺乏近代经济灵魂的中心错位的产业政策。其产业政策的第二个偏误是始终奉行一种“重官”方针。他创办洋务企业的根本目的只是为清政府“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固然，洋务企业的“官督商办”相对于先前的“官办”是一种进步，但中法战争前后，“官督商办”企业的“由官总其大纲”，“以君主之权行其间”的弊端日益遭到非议，上海等地发出一片“略官场之体统，扩商务之宏规”，“官督商办万万不可”的强烈呼声。李鸿章和清政府出于财政和“饷源”至上等诸多考虑，不仅没有改弦易辙，调整政策，反而强化“官督商办”主义，以致严重影响了洋务企业的经济成效，阻塞了一些商业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日本明治政府强调“富国强兵”，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但是明治政府和伊藤博文却没有推行片面的唯军事的产业政策。他们虽然逐渐建立起新式的军事工业体系，但是，也很注意各种基本工业部门和金融、外贸等各项近代经济事业的建设，始终把“殖产兴业”、“后殖民产”、发展近代经济实力作为“强兵”的基础，从而含有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思想。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辅。他为了吸取西方文明，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向英商借款100万镑，修筑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这条日本最初的铁路于1872年9月完工，比李鸿章主持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约长两倍，早完工9年。第二件事是“着手货币制度的确立”。他提议建立新的统一货币制度，为此于1870年至1871年间亲赴美国考察银行和公债制度，从而促进了日本新货币的发行。1870年他改任工部大辅，大力“劝奖百工”。1873年又升任工部卿兼参议，推行“殖产厚生之实务”。首先着力矿山和铁路建设，并开设各种传习技术的“模范工厂”。还通过银行对民间企业和个人发放“劝业贷款”，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70年代中期起，扶持三菱会社等航运企业与英、美等国轮船公司开展国际航运竞争，又采取多种示范与保护措施，把出口工业转向民间，使“殖产兴业”达到了新阶段。　　　　
　　　　1881年，明治政府鉴于民间资本的成长和官办企业存在的“有司干涉”和“亏损”等弊端，遂停止以往侧重“官营示范”的方针，代之以“振兴民间事业”为主的产业政策。与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强化“官督”政策相反，日本政府将一批官办企业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直接扶持和保护民间资本发展。伊藤博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先后颁布了许多促进近代产业发展的经济法律，如取消棉花进口税和棉制品出口税，就对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扩大贸易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制定《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则有力地刺激了航海、造船业的发展。　　　　
　　　　李鸿章和清政府实行“唯兵”、“重官”的片面产业政策，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实行从“官营示范”到直接扶植“民间事业”的全面工业化的产业政策，产生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效果。在伊藤博文组成日本第一届内阁后的1886至1890年间，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的热潮，棉纺织业成为当时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李鸿章批示“不准另树一帜”，阻止中国商人自办航运企业时，日本民间机器厂从1885年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李鸿章和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未办起一家银行，而其时日本办起多家银行。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还把分行办到了中国上海。到1894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以上；而同年底，中国仅有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铁路425公里，仅为日本铁路里程的1/8。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6万吨船舶，航线通达亚洲各地；中国只有一家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有吨位不及日本船舶的1/6。到1894年，日本已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却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李鸿章在奏办江南制造局时说过这样的话：“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这段话向被视为李鸿章预见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史料，但细察李鸿章这段话所流露的心态，他对中国将出现许多“富农大贾”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欢呼的，而是表现出基于封建官府立场的对“官法无从为之区处”的无可奈何。何启、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和清政府重官抑商时曾言：“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百万之劲卒。”历史表明，李鸿章重视“劲卒”，不重视“豪商”，结果中国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伊藤博文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既有“豪商”，又有“劲卒”。　　　　
　　　　应该说在晚清大员中，李鸿章是“采西学”主张的一位着力鼓吹者。早在60年代初，他就称赞“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主张“师其法”专设一科取士，以转移风气，造就人才。此后，他极力鼓吹改科举、兴洋学、创办洋务学堂，又多次奏派学生出国留学，从而开拓了中国早期近代教育事业，造就了一批新式人才，并促进了西学的初步发展。但其兴西学的举措，“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他在70—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他所抱有的“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之俗”的自得观念，妨碍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70年代中期，美国驻华公使卫廉士劝李鸿章积极推行“西化”。李表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中国环境不成熟。”美使报告说：“鸿章若过于急进，将不能久于其位。”而伊藤博文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80年代，他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所谓“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的煞费苦心。


第二编　　视野PK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3）

　　　　在晚清大员中，李鸿章是一位“喜闻谈洋务”的“洋务”论者，也是一位极力呼吁“今当及早变法”的“变法”论者。李鸿章所主张的“内须变法”，突出地表现在主张改变兵制和科举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洋务运动时期，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后来建立新式水师外，兵制的改革十分有限。而日本早在1868年12月，伊藤博文就建议统一兵权，“并参照欧洲各国兵制进行改革”。1869年8月，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到1872年4月，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实行兵制改革。到1873年1月，根据“国民皆兵主义”颁发征兵令。1878年12月，成立了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在1885年后第一届伊藤内阁期间，日本将以“镇压草寇”为主要目标的“镇台制”改为适应野战和境外作战的“师团制”，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差距。　　　　
　　　　应该说，李鸿章把改革兵制和科举制作为他“内须变法”主张的重要内容，还是颇有眼光的。但是李鸿章对改革官制使政治体制近代化却一直是噤若寒蝉。虽然在80年代后期他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表现出在政治改革方面既囿于识见，更缺乏胆略。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人称他的业绩是“足以遮蔽维新以后明治年间的一切政治、文化史。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的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作为明治政府的主要成员，参与或支持被称为明治维新“三大改革”的制定学制、实行征兵制和地税改革。而他的突出作用更在于主持了有明治维新第四大改革之称的“编纂法典”的工作。1875年，根据伊藤博文所拟的政体纲领，明治天皇颁发立宪政体诏书，使明治政府朝着“国家立宪政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后伊藤博文逐步掌握了制宪权，主张采仿德国宪政体制。在赴欧考察宪政归来后，他于1884年出任制度取调局长官兼宫内卿。1885年10月提出全面改革政府机构，用内阁制取代太政官制，“清除了朝藩体制的残渣，创造了适应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的主体”，提高了政府工作职能和办事效率。由于伊藤博文按既定目标推行“立宪主义”，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伊藤博文在推行政治改革时，认为日本没有像欧洲基督教那样使人心“归一”的宗教，因而可以利用“皇室”来“归一”人心，所以他推行的“立宪主义”是“天皇制的立宪政体”。将日本天皇制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拿李鸿章力图加以修葺、“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清政府与之相比，一个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一个毕竟已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三次会晤，一次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次是1895年马关议和，一次是戊戌政变后的北京会见。天津会谈之初，李鸿章说过一些硬话，但最后又因“虑事机决裂”，签订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条约》。10年后，再见于马关，他是以纳款乞和失败者身份出现的，再也没有傲慢之气。甲午战争固然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中日近代化成效的一种检验以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事业的一种总结。清政府战败，使“洋务自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希望破灭，也使李鸿章自叹“一生事业，扫地无余”。马关归来，李鸿章名为“入阁办事”，实是“久居散地”。而伊藤博文则于1895年8月晋赐侯爵，赐金10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北京第三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