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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0-拐点-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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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战火中被迫停办的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经过一年的再度筹备，重新开学。90名速成科的学生分别在仕学馆和师范馆就读。
这期间，国内的教育改革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全面策划中。1902年8月15日，当朝管学大臣张百熙正式向朝廷进呈其主持定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堂章程》各一份，共6件，候旨颁行。该章程规定教育年限20年，初等教育10年，中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6年，规定于高小、中学、师范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完成学业者，分别给予附生、贡生、举人和进士称号。随后京师大学堂扩建校舍，广购书籍仪器并附设译书局，招预科生1000余人等等，为正处在极度阵痛中的中国教育改革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准备。
于是中国早期国民教育中最让人不可理喻的一幕出现了：还没有完全从科举制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界，既保留了从国内各学堂源源不断输出留学生的求学场面，又保留了回国留学生甩着长辫儿走进殿试考场的求官场面！
兼管教育的湖广大臣张之洞在同僚封疆大吏刘坤一远走天国离他而去之际，又一次高举《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奏折，单枪匹马，向朝廷力陈游学生归国效力，于国于民之种种莫大利端。朝廷接奏后，很快于1903年10月6日钦定。章程对学成归国者，视其所学等级，分别授予拔贡、举人、进士和翰林出身，已有以上出身者，则给予相当官职。
1903年11月，张之洞、张百熙等人重定《学堂章程》，并再次吁请朝廷重视。1904年1月13日，终得清廷正式颁发之《钦定学堂章程》，修订后的《学堂章程》，规定基本学制三段七级，蒙养院和初小各4年和5年，高小4年，中等教育5年，高等教育11年到12年（含通儒院5年，相当于今日的研究生院），高等学堂中划有预科三年、分科三到四年以及通儒院共三级。此即教育史上早期推行之“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模式之基础。
清廷于1904年1月13日即已宣布，此后科举取名额将逐科递减，进士减1/3，生员减1/4。主持策划教育的张之洞、张百熙等大臣，在此期间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奏，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这样就会“分其砥砺实修之志”，而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这些对科举的批评，包含了新的育才和用才的思想。他们还比照科举制，指出开办学堂的意义，“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某其生。”学堂所培养之人才，“其才高者，因足以佐治理，次者也不失为合格之国民。”
公元1905年9月2日，清政府终于下令停止进行各级科举考试，4日又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至此，在中国沿用了整整1300年的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附：末代科举状元回忆录
下文系根据参加过末代科举老人的回忆虚构，以某个人为例再现中状元的全过程。
入学 1880年农历十二月的时候，我7岁了，父亲说该入学了。开学那天一大早父亲就叫我起来沐浴，还给我穿上新衣服，把笔、墨、纸、砚等摆列于祖先神位前，然后敬神祭祖，说是保佑我日后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母亲帮我将《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三册启蒙书，用红色丝巾包好，绑在腹前，父亲还往我口袋里放一根葱，让我带个算盘，说是这样读书就会“聪明”。拜祭后，我抱着包好的纸笔和印有“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字格簿，父亲手提写有“文星高照”的红字灯笼引路，带领我到镇那头的学堂。
先生六十多岁年纪，头戴卜帽，穿了一袭长衫马褂。他点燃香烛，带我到孔夫子的神位前，叫我跪在像前对着圣人三拜，再向先生行拜师之礼。
然后，父亲给先生送上笔和礼品，请先生为我“启蒙”。老师把着我的手写下我的名字“梅成全”，算是“开笔”了。老师叫学童解下绑藏在腹部内的书，放在台面上，然后揭开《三字经》教我读，但不是从开头，就念末段几句：“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最后，念完“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即算开学。
童子试 私塾的生活，除了放学回家外，整天都是上课的时间。开始教认字，渐渐让背四书五经。12学做试帖诗，13学做八股文。刚满12岁那年，我竟然高中了钱塘县童子试的第一名。发榜之日，全家都去看榜，入了县学游文书院。四十多人一起求学，早上到后山读书台上背范文。这样到16岁应府试，考中博士弟子生，可以免费入读苏州紫阳书院。19岁那年，我参加省里学政主考的院考，得二等第七名，终于成为秀才了。
第三编 文化制衡被科举打败的中国（4）
乡试 等于全省会考，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考三场，每场考试做三篇八股文，再加一首五言八句的试帖诗。初九日为首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每场都于头一天，即初八、十一日、十四日点名入场，每场后一日，即初十、十三日、十六日交卷出场。
今年皇上派张尚书和吴翰林充任学台监考。1897年7月，我和大元、吴二弟兄一行数人，雇了一条民船，到南京参加8月份的江南乡试。船行了4日，早上到了南京。八月初八寅时（清晨四至五点钟），我和吴二、大元带足本场三天考试的吃用和茶酒，放在柳条编织的大“考篮”中，来到贡院门外的关卡。这里已经是人声鼎沸了。贡院内都是一排排号筒，面向南成一长巷，每一排号筒按照《千字文》的顺序“天地玄黄”依次命名，某字为编号，巷口有栅门，楣墙上大书某字号。入闱后，每巷栅门都上锁，同时贡院大门也封闭，鸣炮为响。初九第一场，坐“淡”字号，子时发放试题。打开首场考卷一看，要以“四书”中的“告诸往而知来者，洋洋乎发育万物”一节命题，做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一首。考试第一场，我还斯斯文文地穿着老布对襟褂子，其他考生早已把小褂子脱去了，伸出身子，半探在号筒中答卷。十二日第二场坐“珠”字号，考题是以“五经”中“莫如为仁”为题，再做八股文五篇。忽觉得笔尖上紫烟缭绕，散发出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直写到暮色低垂，伏案酣然入梦。第三场考试是“策问”五道。这一天已经到了农历八月十四。出场之日，凑若干完卷之人开放栅门一次，称作放牌。放出后大门复闭。
一般是午前放第一牌，午后放第二牌，至傍晚放第三牌，然后就不再闭大门了。到戌时（晚上八至九点）清场。考完我就回到镇上，要到农历八月底桂花开放的时候才发榜。据说那天贡院全体考官会齐聚“致公堂”上，将中试考卷取出，一共81份，当众将密码加封的姓名揭开，叫做“揭晓”。从最末一名揭起，高呼中试者姓名，当即写在榜上，依次写到第一名。
等到九月十一日，听说我是第十一名。第二天一早就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赶来我家贴报条：“喜报贵府老爷梅成全，应本科江南乡试，高中第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大元却没有考中，直叹“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为了谋一个进身之阶，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了。
会试 做了举人，便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共试三场，每场三天，连考九天。
平时没事，吃完了饭在灯下揣摩新科闱墨。二月初九第一场，接连考试三场，一连吃了九天辛苦。出场之后，足足困顿了两日两夜。十七日放榜，友人急急来报，说是有我，第三十名。到二十二日又参加复试，考中一等第3名，终于成为贡士，能参加殿试了。以后就是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
殿试 三月二十日殿试设在紫禁城保和殿，这是第一次进宫，很是兴奋。礼部仪制司员外唱名，单数从左掖门入，双数从右掖门入，至保和殿前，行三拜九叩头礼，跪在地上接试题，只是策问四道，又行三叩头礼，然后就坐。在试卷的前面填写个人的履历和家中三代姓名、官职，接着在试卷下面红线内答题，无非是崇学、吏治、民生、靖边方面的题目，以平生所学尽情发挥，紧张之心渐复平静。
二十一日到礼部领取三枝九叶帽顶，宿在鸿胪寺。到二十二日五鼓入朝，至午门等候传胪。皇上升殿后，传入太和殿前跪下，听唱名：第一甲第一名，梅成全。随即一阵鼓乐。我一时竟然不敢相信，慌忙上前去跪了。礼部官员捧着黄榜，一路鼓乐到东长安门外张挂，我又去看了一遍，果然是自己的名字——黄纸、墨书、押盖“皇帝之宝”的朱印：梅成全。从此，27岁的我开始了自己在京的十年宦海生涯……
第三编 文化制衡他们（1）
在近代中日文化制衡的战略和战术上，晚清并非无所作为。
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留美幼童。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托夫人的忘年朋友。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手中出现。
但是最终他们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和驻外大使；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他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
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
这时，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了最后的抗争。当他感到留学事务局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立刻向当地的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出具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
但一切并没就此好转。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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