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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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众难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条等痛加驳斥，而且刻意讲求“理财之道”。但是1887年书写成后，除了几个朋友在京城传阅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　　　　
　　　　黄遵宪随后出任英国使馆参赞。1891年受薛福成推荐，出任新加坡总领事。在黄遵宪离开日本的这段时间，日本迈向东亚其他地区的战车加速行驶，一步一步引导日中1894年的那场甲午惨败。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举国震惊。知识界各种政治团体风起云涌，此时中国人终于开始正眼打量日本了，直面民族存亡问题。　　　　
　　　　如果把国人对世界的心理感受做成一个函数曲线，因为洋人1840年起叩关而入，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天朝大国的臣民已经从自大的高峰上快速地滑落。19世纪后期面对亚洲其他藩邦，大部分国人依然在摇摇欲坠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暖被窝里做着春秋大梦。甲午海战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天朝大国最后一丝尊严被剥夺，自此以后掉进了自卑的深渊。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不停地在自负与自卑的两极中坐过山车。


第三编　文化制衡黄遵宪：一个人和他影响时局的一本书（2）

　　　　结束了十数年外交生涯的黄遵宪此时已经回到中国，1895年秋在上海同康有为陈立三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提出维新变法主张，创办了《强学报》。而因为甲午的战败，朝廷的士大夫开始注意到黄遵宪20年前写的《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绘画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日本，也为“戊戌变法”向日本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康有为曾经告诉张之洞中国西方书籍太少，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缺乏，应将目光转向日本，所以1887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清楚地建议光绪“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谈纸币，官禄，兵制，内务省、大藏省等官制改革，元老院及大审院等都参考《日本国志》。光绪在戊戌年颁布的改革诏令，涵盖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农工商矿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是从《变政考》转手而来。戊戌变法的启动者，在骨子里希望“明治维新”在中国重演。　　　　
　　　　1897年光绪帝老师户部尚书翁同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后，倍加赏识让他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当戊戌变法紧张筹划的关键时刻，光绪帝急切地向翁同索取《日本国志》，因翁一时未备，而“颇致诘难”。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新政拉开序幕。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　　　　
　　　　1898年9月28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除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新政全部废止。　　　　
　　　　贬谪回乡的黄遵宪1905年去世，6年后大清的江山轰然倒塌，一个王朝终结；而一个人和他影响时局的一本书终于在此时翻到了最后一页。


第三编　文化制衡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1）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日本出了个“精神伟哥”。他就是被称作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正是他引领了日本进入所谓“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　　　　
　　　　福泽如何形成其“文明开化”史观的呢？这跟他在幕府末年3次远赴欧美游历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是在1860年，他以幕府的军舰奉行木村摄津中的随从身份前往美国。他乘坐从荷兰买来的小型军舰“咸临丸”号到旧金山，对大饭店里的豪华地毡、女士优先的习俗，以及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的子孙也过着常人的生活而大为惊讶。福泽到各地的制造工厂参观，并买了一本韦伯斯特所编的英文字典，回国后担任幕府的编译工作。第二次是在1861年到1862年，为幕府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团一员，搭乘英国军舰“奥辛”号，经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国等，详细地参观和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回国后执笔撰写其《西洋事情》初篇。1864年，他晋升后任职于外国编译局，年俸150袋米。第三次是在1867年，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作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经由巴拿马，历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才回国。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3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伦敦日本协会杂志》中，也特别指出福泽1867年赴美，为军舰购买团的一员，参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跟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是与“野蛮末开”的概念成对比而展开的。他在1869年所著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将人类分为“野蛮”和“文明”，由此再细分为混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说尚未成熟。其后，在1875年著《文明论之概略》，以骥左的《欧洲文明史》、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补强其“文明观”。依此文明史观，欧美列强为最高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澳大利亚等为野蛮国家。　　　　
　　　　据此，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然后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　　　　
　　　　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到底哪一国较接近文明的阶段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虽然有独裁专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为天皇万世一系的政体，因之，日本比较“固陋”。然而，福泽反驳此为庸俗之论，主张“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于是论断日本较接近文明的阶段。他具体地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欧美的态度来评论。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开国贸易，然而，中国蔑视英国为夷狄而顽固不开，英国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坚炮利”攻击，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后，中国的行动一直反复无信，而成为英国动用武力的理由，中国每战必败，接二连三签订不平等条约，支付赔偿金。　　　　
　　　　英国和中国这种一进一退的关系，福泽拿来应用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上。他说：“日本是强大的，朝鲜是弱小的，日本已经进入文明，朝鲜则尚停留在未开化。”他慨叹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在釜山、元山的进出口，一年才300万日元，仍然是寥寥可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西洋列强曾强迫朝鲜“开国”，然而，因其顽固的坚守“锁国”主义，并兴起“攘夷”运动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1875年乘江华岛事件，派遣使节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军舰，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谈判，迫使朝鲜开放“和亲”贸易之路。因此，他主张“今后朝鲜即使与其他西洋各国缔结条约，因我日本为朝鲜最初的和亲国家，在交际上应占首座，此乃自然之趋势也”。　　　　
　　　　福泽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首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在中国占最优越的地位。同样地，美国以佩里率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最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美国从日本的开国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样地类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也应该居首座。福泽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他主张从“首座”再一跃而为“首魁盟主”，并强制对方“文明开化”。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则对朝鲜的内政，不论是治乱兴废或文明进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如果其国势未开，则应该诱导其开化，如果其人民顽固，则应谕劝其开明。”这样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也就正当化了。因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如果朝鲜或中国，拒绝日本为“盟主”，抗拒日本强制“文明开化”，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福泽的逻辑最后归结到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谓“我在东洋之战略，终究非依赖兵力不可”。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二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绘“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日本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1883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1884年10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1885年3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10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不愧是近代日本的“精神伟哥”。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1882年3月创刊《时事新报》，到1898年9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16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第三编　文化制衡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2）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他的“内安外竞”之策。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认为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其后就把目光迅速瞄准中国。　　　　
　　　　1894年7月28日，当日本海军舰队在未宣战前偷袭胜利的第一道战报传到东京时，福泽谕吉和《时事新报》报社全体员工，在东京新桥的花月楼召开祝贺宴会。7月30日，福泽担任军费捐款运动发起人的总代表，跟财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东久世通禧等连名，劝诱民间有志之士为军费捐款。8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对中国宣战的布告，福泽在《时事新报》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亲自从私囊“义捐”1万日元。福泽从扩张国权的立场，策划对朝鲜的谋略，强烈地主张对中国开战，论断中日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日本战胜，依《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庞大的赔款，加上吞并台湾、澎湖群岛的“良饵”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泪哭泣。”以上这一段话，记录在《福翁自传》里面。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不单单只是要日本脱离亚洲，加入西洋文明国家的阵营，而是更进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蚕食亚洲邻国。当中日交战的1894年11月下旬，有美国报纸报道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单从日军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来，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6万人。美国的《世界日报》为此严厉指责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为“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本性”。《时报周刊》的通信员也作证，日本军将俘虏捆绑起来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福泽谕吉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一个最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开化”思想，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与制度，对培养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风气贡献良多。他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并不仅只是因为经营“庆应义垫”这所学校，还进一步利用《时事新报》等大众传播媒体，以整个日本社会为对象，教育日本人成为“文明国民”。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份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因此，福泽鼓吹“独立自主”的精神，期待“个人独立”和“国家烛立”，可以说尽了其在历史上的任务。而寻遍整个晚清，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