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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2李敖语萃-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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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外国的不避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避讳——“非常不敢说”论中国文学李敖语萃论中国文学
——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论中国文学五千年
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的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我们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我们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阵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我们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个《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我们真失败！
——爸爸·我·文学
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看谁文章写得好？
李敖眼里的“中国文学”
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古文”、“时文”、“八股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或是“革新”、“守旧”……不论从哪一路数的进退冲守，在我眼里的中国文学，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小异而没有大不同。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辞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
中国文学史中小品文凸出
文学在中国古代，是跟道家、方士、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相近的东西，文学寄生在思想文学中，思想文字也孕育出文学。《庄子》中的许多表达，既是思想文字，也是文学。
由于中国文句结构、流传工具等的限制，中国的文学遗产，最具特色的不是长诗，不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是片段的小品文。中国的文句结构、流传工具、意识形态，无法表达长诗和小说，也无法驾驭长诗和小说，所以大篇巨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很缺乏，总显不出成绩。于是，中国文学的天下，便成了小品文的天下。
——中国文学史中的小品文凸出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诗经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做为教条。例如“硕人”诗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
——狂童之狂也，鸡巴！
诗无达诂
中国人历来都号召读经，读经的内容起码是四书五经。因为经书中有许多玄妙的词句，所以后人的解释，也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经书中最有味儿的是《诗经》，关于诗经的解释，因为各执一词，所以闹出来一句成语，叫“诗无达诂”。翻成白话，就是“诗没有固定的解释”。阿猫说诗的意思该如此如此，阿狗却说诗的意思该这般这般，其实诗的真义如何，阿猫和阿狗可能全对，也可能全不对，而该是阿牛阿马对。
——“舒而脱脱兮！”
文言文害死人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
——看谁文章写得好？
好文章的标准
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看谁文章写得好？
新时代的新标准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滥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
——看谁文章写得好？
诗人要抽税
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要抽三种税：一、医生写文章，抽税；二、画家写文章，抽税；三、诗人写诗，抽税。抽前两种人的税，为了医生和画家不务正业；抽后一种人的税，为了诗人专务正业。
诗人实在不是一种正业，因为——照爱默生和梭罗等的说法——人人内心深处都是诗人，人人可以成为诗人。既然大家都是，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诗人自居，整天摇头摆尾，写那不知所云的狗屁？他们除了只会将一些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一阵外，弄出来的，全无丝毫意义。从这种观点来过滤，他们不但不是诗人，反倒是骗子。甚至还不如骗子，骗子至少知道他持以行骗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要命的诗人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李诗廿四首
狂叛品
谈到文章，在明朝有所谓“文章二十五品”之说，其中有“简古”、“典则”、“讽切”、“刺议”、“攻击”、“潇洒”等二十五品，我认为在这些“品”中，一项重大的遗漏可说就是“狂叛品”了。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有了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使读者痛痛快快的读下去，“形式”上面的计较，是可以不必的。所以嬉皮笑脸，不失为文章；亦庄亦谐，也不失为巨作。
——“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伪君子的文章
我生平最讨厌一些伪君子们在文章上装模作样忸怩作态，一下笔就好像一脑门子仁义道德之气，充塞于白纸黑字之间，读其文，似乎走进了孔庙中的大成殿，好像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番不可；读过之后，幸运的读者要昏昏欲睡，不幸的读者便要吃强胃散，文章也者，写到他们那种地步，真算罢了。
——“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
武侠小说在中国，本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最早的流行时期在唐朝晚期。当时藩镇为祸，大家多有养侠客报私仇的情形，唐朝的两个宰相都死在侠客手里。当时又因为受到阴阳道士佛陀外夷等的影响，更增加了腾云驾雾的气氛。而武侠小说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冒了出来。如许尧佐的《柳氏传》、柳堤的《上清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薛调的《无双传》、裴的《昆奴传》、《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等，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武侠小说又一个流行的周期是在清朝的晚期。满洲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汉人石玉昆的《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都是最有名的。以后又有俞樾改写的《七侠五义》，以及什么《忠烈小侠五义传》、《续小五义传》、《永庆平》、《万年青》、《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刘公案》、《李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等等等，一淌下来，刀光剑影，侠气冲天。
武侠小说进入民国后，已经走向《三侠剑》、《蜀山剑侠传》的路数，这个路数是功夫愈来愈离谱，情节愈来愈荒谬，举凡武林兵器、山巅道行，都愈来愈走火入魔，极怪诞之能事。换种说法，就是这种武侠已经愈来愈脱离晚唐时代的历史背景了，在表面上，已经完完全全跟现时代脱节了。
——“武侠小说”，著镖！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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