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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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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
列宁同志与“二七”工友皆已死去,然他们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
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选自《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周作人
一八八五——一九六七
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散文家,1906 年赴日本留学,1911 年夏回国后在
浙江从事教育工作,1917 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五四
运动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
同时以极大热情介绍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
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业绩。五四运动
后,周作人在继续批判旧道德旧文化的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有
所发展,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逐渐远离时代主流,
公开鼓吹闭门读书,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1937 年抗战爆发,北大
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与敦促,周作人仍留在被日军侵占的北平,
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等伪
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判刑,1949 年保释出狱。新中国诞生后,除写作
有关鲁迅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1967 年病
逝。
周作人身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胞弟,并在新文化运动创始之初,
曾与鲁迅一道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到后来竟走到自己的反面,这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他思想中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极度膨胀所致。这里选编的
1920 年1 月6 日他在北平少年学会上的讲演。
《新文学的要求》也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篇讲演中,他首先批评
了文学的两种倾向:即文学的艺术派和文学的人生派。认为文学的艺术派把
艺术作为唯一的文学追求是不妥的,但文学的人生派又容易滑到功利主义泥
坑之中,使其成为一种人生说教。于是他提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艺术派的文
学,即“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出他对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
术的享受和人生的解释。”周作人的这一主张实际上也成为后来文学研究会
的基本宗旨,在五四运动期间对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但
是周作人在讲演中将此进一步作了阐述,得出了新文学的“人道主义文学的
基调”,这就为他日后提出“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和他把文学当
成“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作人的这篇讲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论
争情况,是那一时期社会斗争在文学上的折射,因而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
值。
新文学的要求
今日承贵会招我演讲,实在是我的光荣。现在想将我对于新文学的要求,
略说几句。从来对于技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
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
一切功利而存在。艺术家的全心只在制作纯粹的艺术品上,不必顾及人世的
种种问题:譬如做景泰蓝或雕刻的工人,能够做出最美丽精巧的美术品,他
的职务便已尽了,于别人有什么用处,他可以不问了。这“为什么而什么”
的态度,固然是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
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
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
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正当的
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
的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
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的
艺术派的文学。在研究文艺思想变迁的人,对于各时代各派别的文学,原应
该平等看待,各各还他一个本来的位置;但在我们心想创作文艺,或从文艺
上得到精神的粮食的人,却不能不决定趋向,免得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从这
两派中,就取了人生的艺术派。但世间并无绝对的真理,这两派的主张都各
自有他的环境与气质的原因:我们现在的取舍,也正逃不脱这两个原因的作
用,这也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如欧洲文学在19 世纪中经过了传奇主义与写实
主义两次的大变动,俄国文学总是一种理想的写实主义:这便因俄国人的环
境与气质的关系,不能撇开了社会的问题,趋于主观与客观的两极端。我们
称述人生的文学,自己也以为是从学理上立论,但事实也许还有下意识的作
用:背义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
情。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坚实,所以我们相信人生的文学
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人生的文学是怎样的呢?据我的意见,可以分作两项说明:
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
族的。
关于第一项,我曾做了一篇人的文学略略说过了。大旨从生物学的观点
上,认定人类是进化的动物:所以人的文学也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的。因为
原来是动物,故所有共通的生活本能,都是正当的,美的善的;凡是人情以
外人力以上的,神的属性,不是我们的要求,但又因为是进化的,故所有已
经淘汰,或不适于人的生活的,兽的属性,也不愿他复活或保留,妨害人类
向上的路程。总之是要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
是了。
我们从这文学的主位的人的本性上,定了第一项的要求,又从文学的本
质上,定了这第二项的要求。人间的自觉,还是近来的事,所以人性的文学
也是百年内才见发达,到了现代可算是兴盛了。文学上人类的倾向,却原是
历史上的事实;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
的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这是文艺进化上的自然的结果,与原
始的文学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
关于文学的意义,虽然诸家的议论各各有点出入;但就文艺起源上论他
的本质,我想可以说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现。诗序里有一节话,虽是专说诗的
起源的,却可以移来作上文的说明: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嗟
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我们考察希腊古代的颂歌(Hymn)史诗(Epic)戏曲(Drama)发达的历
史,觉得都是这样情形。上古时代生活很简单,人的感情思想也就大体一致,
不出保存生活这一个范围;那时个人又消纳在族类里面,没有独立表现的机
会:所以原始的文学都是表现一团体的感情的作品。比如戏曲的起源是由于
一种祭赛,仿佛中国从前的迎春。这时候大家的感情,都会集在期望春天的
再生这一点上:这期望的原因,就在对于生活资料缺乏的忧虑。这忧虑与期
待的“情”实在迫切了,自然而然的发为言动,在仪式上是一种希求的具体
的表现,也是实质的祈祷,在文学上便是歌与舞的最初的意义了。后来的人
将歌舞当作娱乐的游戏的东西,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人类的关系生命问题的一
种宗教的表示。我们原不能说事物的原始的意义,定是正当的界说,想叫化
学回到黄白术去;但我相信在文艺上这意义还是一贯,不但并不渐走渐远,
而且反有复原的趋势:所以我们于这文学史上的回顾,也不能不相当注意,
但是几千年的时间,夹在中间,使这两样相似的趋势,生了多少变化;正如
现代的共产生活已经不是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
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
人类的文学了。要明白这意思,墨子说的“己在所爱之中”这一句话,最注
解得好。浅一点说,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总有
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
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反是相成的。古代的个人消纳在族类的里面,个人
的简单的欲求都是同类所共具的,所以便将族类代表了个人。现代的个人虽
然原也是族类的一个,但他的进步的欲求,常常超越族类之先,所以便由他
代表了族类了。譬如怕死这一种心理,本是人类共通的本性:写这种心情的
歌诗,无论出于群众,出于个人,都可互相了解,互相代表,可以称为人类
的文学了。但如爱自由,求幸福,这虽然也是人类所共具的,但因为没有十
分切迫,在群众每每忍耐过去了;先觉的人却叫了出来,在他自己虽然是发
表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欲求,但他实在也替代了他以外的人类,发表了他们
自己暂时还未觉到,或没有才力能够明白说出的感情与欲求了。还有一层与
古代不同的地方,便是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情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
调剂。许多重大问题,经了近代的科学的大洗礼,理论上都能得到了解决。
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
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
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类里边有皮色不同,习俗不同的支派。正如国
家地方家族里有生理,心理上不同的分子一样,不是可以认为异类的铁证。
我想这各种界限的起因,是由于利害的关系,与神秘的生命上的连络的感情。
从前的人以为非损人则不能利己,所以连合关系密的人组织一个攻守同盟;
现在知道了人类原是利害相共的,并不限定一族一国,而且利己利人,原只
是一件事情,这个攻守同盟便变了人类对自然的问题了。从前的人从部落时
代的“图腾”思想,引申到近代的民族观念,这中间都含有血脉的关系;现
在又推上去,认定大家都是从“人”(Anthropos)这一个图腾出来的,虽然
后来住在各处,异言异服,觉得有点隔膜,其实原是同宗。这样的大人类主
义,正是感情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
的基调。
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
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
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
所谓人类的意志这一句话,似乎稍涉理想;但我相信与近代科学的研究也还
没有什么有冲突:至于他的内容,我们已经在上文分两项说过,此刻也不再
说了。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
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梁启超
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梁启超从小熟读四书五
经,17 岁中举人,后从师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思想为之一变。中日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梁启超愤中国积弱不振,于是同康有为一道,
倡导变法维新,并于1895 年,随康有为一道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清廷变
法。次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与推进维新
运动,故为统治集团中顽固派所嫉恨。戊戌变法失败后,粱启超逃亡日本,
于康有为一道建立保皇党,创办《清议报》、《新民众报》等,继续坚持改
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受到民主革命派的反对。但其介绍西方资产阶
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等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成功后,
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
可以实现其改良主义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昭然若揭后,梁启超策动蔡锷组成护国军反袁,
反袁运动结束后,又出任段琪瑞政府财政总长。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不和,
梁启超辞去官职,离开政治而致力于著述,并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讲学,
著有《饮冰室合集》等,1929 年病逝于北京。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变法,倡导保皇立宪,表现出鲜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立场。但是他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
一身,努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
用。这里选编的两篇讲演辞,都是他晚年思想的显现,对我们了解梁启超不
无裨益。
《人权与女权》(1922 年11 月6 日),是梁启超介绍西方社会学,
启迪国人思想的一篇力作。自孔子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伦理界都讲究做人,
可是如何真正做一个享有人格的人,却不是人人都仔细琢磨过的。梁启超幽
默风趣,入情入理地向听众讲述了要做一个真正享有人格的人,必须要有教
育、职业和政治上的平等权。接着梁启超又将话题引伸到长期被人漠视的女
人做人的权利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女人长期受到压抑,其做人的权利甚
至连女人也遗忘了。梁启超在介绍了西方女权运动后,提出了中国的女权运
动要和所有国人争取人权运动并行发展,无须等待,同时也提请女人记住,
不要依赖男人,要独立地做人。梁启超的这篇讲演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不
谛是一颗重磅炸弹,令国人耳目一新,起到了极其深远的重大作用。
《为学与做人》(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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