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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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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在
《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并嘱咐家人不买配
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1948 年，朱自清
死于贫病交迫之中。
朱自清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
现实的教育下，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
义战士。这里选编的《论气节》，就是他病逝前二年，在清华新诗社为庆祝
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晚会上的讲演。
《论气节》（1947 年4 月9 日）这一演讲从气节在我国古籍中的最初
涵义入手，论及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对气节的不同认识，显示
出朱自清深厚的国学功底。朱自清高度赞扬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抛弃传统的
消极的“气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肯
定了气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可以
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朱自清在这里所褒扬的，正是他日后所
实践的。二年后，他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宁饿死也不接受“援助”，表现出
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无怪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
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
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
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
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
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
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
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
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
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
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
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
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
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
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
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
“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
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
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
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
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
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
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
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
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
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
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
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
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
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未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
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
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
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
“鉤党”，“鉤是“鉤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
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
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
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
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
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
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
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
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
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上，这
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
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
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
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
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
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
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
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
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
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
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
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
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
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
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
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
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
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
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
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
了。等到国民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
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
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
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
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
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
统治阶级中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
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
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
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
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
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
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倒底有限，而与
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
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
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
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
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
“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
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
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选自《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蔡畅
一九○○——九九○
湖南双峰永丰镇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
越领导者。1915 年入长沙私立周南女子师范求学。1916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参加过反帝爱国运动和五四运动。1919 年10 月与向警予发起组织湖南女子
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12 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在法国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 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 年赴莫斯科东方共
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 年8 月回国。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
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主任。以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湖北省委
妇女部部长，中共上海、香港妇委委员等职。1931 年底进入江西苏区，先后
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白区工作部长兼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工农检查委
员会主席。1934 年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 年10
月参加长征。后历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
记。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
员。1948 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常委，任
女工部长。建国后，为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一、
二、三届常委和第四、五届副委员长，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
届名誉主席。在40 年代后期，她还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副主席。
蔡畅一生为妇女解放、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1947 年8 月30 日）是作者在一次妇女大会
上的演说。作者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说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能否发挥重要作
用的问题。客观方面即社会环境条件。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将妇
女禁锢在宿命论、“三从四德”和阶级、民族压迫的层层囚笼中，因而妇女
难以进入社会活动的舞台。解放区则完全不同，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地位上与男子完全平等，因而出现了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生活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新气象。但只有有利的外部环境还不够，还必须有
积极努力、自觉地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主观条件。作者运用了大量生动的事
例来说明这些道理，加之作者本人作为妇女奋斗争解放的典范，在话语之间
无不浸透着自己的切身体验，因而令听众兴趣盎然，并感到特别有说服力。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
今天讲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女人能干什么？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能干，什么也能干，不干，什么
也不能干，能干又不能干，不能干又能干。”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确定女人
能干不能干，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要看看环境，就是要看处在一个什么政
权下，什么社会制度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个人努力怎样。如
果环境好，自己不去努力，只靠人家解放，那就什么也不能干。但如果自己
经常努力干下去，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如果努力干，就是从些小的具体工
作到管理国家大事都能够干；如果不干，就又会变成新社会的寄生虫。
男女的智力，本来没有大差异，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看便知。原始
共产社会，有所谓母权时代，那时妇女能生产，执掌家政，很多事情都是妇
女来管，甚至男子打回来的野兽，也要妇女来负责分配。但一到封建社会，
由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出现了阶级，强悍的封建主，夺去了别人的土地，让
农民给他耕种，于是就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之分，就有了贫富
的悬殊，随之也就有了男女的悬殊，男人掌握了家政，作主人，女子降为从
属的地位。那时候，当了主人的男人创造了“宿命论”来统治被剥削者，麻
醉他们从思想上不要求翻身。对占人口半数的女人呢，更制造许多封建道德，
如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论调来剥夺女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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