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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2-2049,相信中国-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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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或者林肯，而这些都是改革，或者能将个人强硬意志施加到国家政策中的人物，无论是为日本带来走向战争的极端还是带来林肯那种力挽狂澜的统治方式，都反映出日本民众普遍都期待一位能带领日本走出广场危机的人物出现。其实，小泉更像俄罗斯的普京而不是别人，也许他们外形风格迥异，但治理国家、把国家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手段则是如出一辙。无论像其中的那一位，这几位都是世界政治中富有激进或者改革色彩的强者形象。而自小泉上台以后日本政坛就表现得一反以往那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可见日本民众还是非常认可小泉的。
在现实中，小泉实际上忠实地奉行了中曾根制定的远大目标，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美国人扼杀了日本80年代蒸蒸日上的经济，但这也使日本警醒——过分依赖日美同盟很可能导致日本永远站不起来。所以自小泉上台以后他开始了一步紧似一步的日本大国化步伐，如修改宪法，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军队一样派遣出国；他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增强日本强大的野心，这不仅是刺激了亚洲国家实际也是在警告美国，不要永远压制日本；他改革经济，使日本经济更加适应新经济的要求，这使得日本经济停滞但经济竞争能力却丝毫未减，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小泉的一系列主张都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整个日本也在一步步变得自信、甚至有些急不可耐，如现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凭借日本强大的实力，即使美国十分不情愿，也很可能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但日本举国上下的右倾化则令人担忧。这从小泉执意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出来，小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民选首相，如果没有民意的右倾化气候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做的。就是说，美国遏制日本经济、小泉采取大国化政策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反过来右倾化的日本社会又促使小泉连年参拜，这就是日本社会。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政治无边界（2）
日本社会的右倾显然是出于整个民族的民族危机感，其民族具有非常强的同一性，这种民族同一性甚至比德国还要强烈。这种民族危机感源于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出于一时的民族主义煽动。靖国神社就是日本社会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在靖国神社里，目前总共受到供奉的有自明治维新以来246万多有名有姓的亡灵，这些亡灵被日本人看作是为大和民族的兴盛贡献了生命的人，死得其所，亡当得祭。而且，这些亡灵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庞大的受益群体——他们的后裔和他们为之贡献出生命的各种日本组织，如遗族会等。并且这些利益群体与日本四大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靖国神社在日本拥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可见，靖国神社并不是单纯的民间崇拜，而是涉及日本各个方面尤其是上层社会，直到国家整体的民族主义。日本在二战时的企图就是征服中国，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相关的目的：一、使日本从此不再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边缘国家，而是这个文明的核心之一；二、使日本从此可以从战略上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并进而一跃成为世界的大帝国之一。
在二战中，日本可以同时挑战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帝国，尽管输了，但无疑奠定了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二战后，日本输掉了战争却赢得了胜利的果实，并一直保持了数十年的亚洲领跑者的事实地位，这种结果自然再次证明了日本的实力，所以，无论如何，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大国梦想的，而尽管中国再次崛起，但日本目前的优势地位仍然可以支持日本制衡中国的理想。
自然，亚洲人之间的猜忌有利于欧美的离间、利用，也许，只有在现实中实现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一大目标才能有效化解双方的不信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共同利益，并让日本服从于这种利益，而不是中国的权威。
世界将形成欧洲、美洲、亚洲三大经济贸易区已经是一个共识，而中国只要保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就必然成为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经济增长速度和庞大的市场是发言权两大最直接的保证。今天日本不断地对中国的研究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如何同中国构建未来关系的道路。
在日本及世界，其实很多人已经将中国看成一个市场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也与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一致，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个整体。在海外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就基本具备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平等贸易的平台，中国也越来越能用一种商人的身份与这个世界交流，而不是每天考虑怎样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前苏联修正主义、英国小霸权等。
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中基本的四大因素日渐明显地开始影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即所谓4c因素，就是指现代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四个元素，资本、企业、消费和信息。这四个因素其实就是指人类两大基本构成元素，即知识和财富，只是偏重于经济活动而已。因为从观察四个因素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间的流动方向、流动程度或在某一地区的聚集程度就能知道某一地区或国家将走向兴盛还是衰落，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竞争场所而不是福利场所，全球的经济规模在某一阶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有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4c，另一部分国家则必然流失4c，并且，从总体观察来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经济网络中的核心聚集地，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网络—金字塔模式下所有的一切的运行模式和趋势。
日本著名的学者大前研一博士认为日本停滞的十年正是日本4c流失的十年，也正是中国获得4c最多的十年。日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中最聪明的是新加坡，它不是贪婪地窥视整个中国市场，而是将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点上（即苏州工业园区），这使得新加坡不必去和所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但却在苏州形成规模效应，由于苏州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区，所以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效益。日本本来拥有很强大的4c资本，但却在中国和日本交流间做的并不算成功（尽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拥有大额的顺差，但如果以4c的流动效果来看，中国得到的更多）。
可见，无论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经济增长与否总是十分现实的，并且这最终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在上述论述中关于新加坡的模式也许在今天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在未来数十年里这很可能是亚洲各个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常用模式。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而相对这个市场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摊子铺的太大就会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亏损。相反，如果像新加坡一样把有限的资金投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则会显现出优势，这有利于这个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其实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并且，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这种结果——在1840年到1941年的中国，中国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中，欧美各国及日本在中国划分殖民地范围。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单独占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殖民初期，也曾有国家向往越多占有中国市场越好，但结果表明，这有时是适得其反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或许增长到16亿左右，占世界的1/5，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单独占领占世界1/5的市场呢？不但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就是中国自己也要让出不小的份额给这个边界日益淡漠的世界。
在中国促进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是周边国家担忧国家安全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已经与传统上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可以通过促进这种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次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由下至上实现亚洲一体化的目的，即与欧洲一样，首先实现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再实现政治的一体化。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自愿地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
亚洲国家最担心的也许是所谓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实际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利益已经与中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明白中国历来是：如果说西方是依赖武力征服世界的话，那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依靠融合来吸引世界。世界对国家安全的重新认识也由来已久了。1983年，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一文；1989年，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同样写了一篇名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领土、战争等范畴。不仅是使用武力才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包括诸多领域，如环境、能源、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动荡、外贸、互联网信息交流和电信、人员流动等等。同年，奈温？布朗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①。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安全在全球化中所将面对的必然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的触角和利益遍布全球，他们对这些问题就表现得更为敏感。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迈进，而在这个旅程中显然要先经历地区一体化的这个阶段。中国只要能够在这些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周边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一直能够成为左右亚洲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在亚洲平衡美国的作用。同理，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会议桌外而单独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美国在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在中日间，自1986年广场协议后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因中日贸易的扩大而走出困境；在中韩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于对美国的贸易，这已经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距离。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相互渗透与相互依赖（1）
应该感谢全球化：对商人而言，全球化就意味着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尽管这还是一个拥有众多规则和樊篱的市场；对政治家来说，舞台扩大了；对民众来说，世界更加完美了；对网络市民来说，他们终于脱离了禁锢已久的众多界限，他们早就是地球村的人了。
无论是自人类建立文字文明以来，还是从1492年现代全球化开始以来，文明世界就从来也没有建立过统一社会。也许，相对而言，蒙古帝国时期算是对欧亚文明世界一次粗糙的统一，但帝国疆域的过于庞大也导致不得不分裂为四大汗国，统一的仅仅是在统治层面的蒙古民族性和帝国名义上归属东方的元皇室。并且，日本、偏远的西欧诸国、南亚还有东南亚等地还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这一版图之内。
实际上，全球化的渗透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但世界上众多的权力中心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是处在一种自然涣散的状态中，即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这是一个“人们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单、贫困、残忍而短寿”的世界。各个政权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甚至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存在残酷的争斗，即整个社会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②状态中。看起来这更像是处在原始社会或者更像是东非草原上的自然世界，人类文字文明中的柏拉图世界、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仁义礼信完全是一种虚幻，一切所谓的儒家社会道德、汉谟拉比法中严明的法律、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实则只是一种竞争状态中短暂而无奈的、彼此制约和妥协的条款，这就是霍布斯所导论出的社会契约，即在共有社会中，每一个人自出生就伴随着一个自然社会契约，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同时存在于两种天赋状态中，就是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相伴而存、不可分割。任何人的这两种状态都处在“利维坦状态”之中——这是一个社会总体权威，拥有对任何人的生杀予夺、对任何人的权利分配的权力，而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强权就是维持社会契约的存在。③
霍布斯一个显然的错误就是，他的一切论述显然是以人性恶为当然前提的，而不是在前面所说的人性无所谓善恶，而只有手段的黑白。
现代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性利益化的世界。这并不是认为人性有什么改变，而是基于历史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竞争和合作的相对进步，对人性中的二元性而言毫无变化。
今天，相互依赖理论正开始风靡世界。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就是其中之一。以国际关系学派而论，赫德利？布尔属于“英国学派”。他的名著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
赫德利？布尔将现代世界区分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他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如同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一样，由大国构成基本框架，每一个国家都是成员，国家间的行为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行为体，而是系统内部的行为，它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应性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则是有许多共识的东西。如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机制，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拥有这些“共同”的国家群体。赫德利？布尔显然想推翻霍布斯的国际社会无政府论调——拥有许多共识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社会，而是一种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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