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049,相信中国-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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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一个做些小交易、争吵、叫骂、期间有个喋喋不休的场地而已。　　　　
　　　　另外，就连一些企图在大国角逐中置身事外的国家也不得不卷进来。如一些国家国力不济，也就不想参与到过多的国际矛盾中，但大国政治不允许有什么政治孤岛存在——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寸土地都意味着利益。一些希望保持完全中立的国家已经被要求向“有限中立”过渡。也就说，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俗，都应该成为集体安全中的一员。如联合国宪章就是按照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原则将一些国家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而联合国的成员国可以不直接参与战争，但必须间接支持被侵略的国家，并援助反侵略战争。　　　　
　　　　自然，任何法律都有道德外衣，正如任何产品的包装都不能代替产品的质量一样，格劳修斯的国际法自它诞生之日起，它就在大国政治中没受到过什么重视，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什么战争的发生。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在美国人心中他不是一位好总统，然而尼克松所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一直深刻影响着世界。一是在1972年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二是在1971年取消了美元的金本统制。美国记者理查德？里夫斯评价说：“尼克松学会了用惊人之举实行统治的方法”。在他作出重大决定之后，往往连他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还不知道，他最重要的政策参与者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亨利？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国家安全特别顾问。尼克松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思考，这是他的风格，他是一个性格孤僻、又有着强烈成功欲望的人，他在政治上有着罕见的智慧和政治嗅觉，并且非常有远见。但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蔑视美国的权力制度。在对水门事件中数百份文件、数千盘录音带进行30多年研究分析后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1972年6月17日，夜闯民主党全面委员会总部的事件，实际上只是尼克松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为总统服务的政府而做的一个大策划中的一件小事。在1972年，尼克松获得连任总统，甚至戴维营制订了重新组织行政机构的计划，并强迫内阁成员签署了秘密合同，其中第15条这样写道：“任何决策都不应由任何政策委员会、政策集团、总统助理、总统顾问或内阁部长作出，除非总统的确确定……不应该鼓励内阁部长预先自由地接近总统或频繁地与总统协商。”这表现出他对作出总统个人的决定非常看重，但他却几乎从根本上违背了美国权力制衡的原则。他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惊人之举，却是在国会、法院、联邦机构以及媒体毫不知情、无法干预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做出的最重要的两项决定，是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为既成事实之后，美国民众才知道的。　　　　
　　　　在尼克松的同僚们中，尼克松的这种善恶双重性格始终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以至共和党的私人侦探布赖斯？哈洛猜测说：“也许我这位天才的朋友在年轻时曾被他最心爱或最信任的人深深地伤害过，从那时起，他再不相信任何人了。”尼克松总统周围的人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体谅他、绝不擅自行事。尼克松的讲稿撰写人雷蒙德？普赖斯所说：“与尼克松共事多年的人经常谈起他的‘光彩’和‘黑暗’的两面。我们当中许多人通常都是极力掩饰黑暗的一面，尼克松也是如此。”　　　　
　　　　雄才大略的尼克松最终失败于他对权力的一极化，也许，他认为这个时代正是体现他政治雄心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他手下人的愚蠢而令他不幸罢了。　　　　
　　　　尼克松的确是一位政治天才，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形容他的对外政策“复杂、微妙且紧密交织”，在与中国实现交往一事上，盖迪斯评论说：“我们很难想像尼克松政府还能以很少的代价做出比改善美中关系更能发挥美国在世界的主导作用，更能造福于美国人民的事情。”但他却最终因他所谓“黑暗”的一面而下台了，这是他个性中的矛盾之处。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利益：永恒的国家命题（3）

　　　　这里所讨论的是国家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因源于人性的国家普遍原则或规律。以格劳修斯为例，他为国家间的竞争订立了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竞争法则。格劳修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开始走向国际舞台的时期，正是欧洲30年战争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也正是西班牙、葡萄牙的舰队既相互争斗又共同征服世界的时候。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看到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泛滥，这甚至对野蛮民族都是应该感到羞耻的；我看到人们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或者根本没理由就诉诸武力，而一旦拿起武器，神法或人类法就被抛到九霄云外，恰如一纸赦令让一个疯子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格劳修斯在探索国家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的争斗时，也最终得到人性是一切战争、和平、幸福的根源这个结论。　　　　
　　　　如果按照现代各种“主义”的划分，格劳修斯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理性主义。尽管他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将国家政治表达的充满黑暗和肮脏，但他同样不会将过多的道德希望寄托在国家内和国家间的政治行为中。这显然既幼稚又毫无意义。格劳修斯对于人的见解仍然怀有良好认知，他认为人属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但应该更具有理智，在决定人类的行为中，理智的行为占主导地位。由于人人都希望得到幸福的生活，就必须结成一个社会，而只有这个社会是和平的、有秩序的社会才会是一个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幸福的社会。他认为人这种理性与生俱来，与人的生物属性一样不需要什么证明，同样，人类结成社会共同生活也是天然存在的。格劳修斯的结论显然不能完美地解释为什么充满理智头脑的人们为什么不停地进行惨烈的战争，但无论怎样，格劳修斯的著作已经证明了国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因为它们之间必须依靠制定严厉的规则才能存在——格劳修斯首先将国家间的战争区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格劳修斯将国家间的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实际上对消灭战争意义并不大。试问，在20世纪以前，自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民族、国家间进行的战争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从来没有间断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哪个发动战争的人曾经真正顾忌过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任何一场战争又都是为维护某一个民族、帝国的利益而进行的，有得到利益的群体同时就必然有一个失去利益的群体，又有哪一场战争不伴随着掠夺和屠杀呢？即使到了更加虚伪的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显然一些大国取得了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因而，开始宣扬应该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向格劳修斯的回归”，即国家不受节制的战争权和无上的国家主权应该重新受到约束，当然，不再是欧洲的教皇重新获得权利，而是要将国家的这些权利交给一个国际组织，诸如国际联盟、国际法庭、联合国等，并缔结一个成员普遍遵守的宪章（如《联合国宪章》）、条约（如《非战公约》）、和平条约（如二战后对轴心国的众多和平条约）等，通过这些来限制国家的主权和国家自由行动的权利。这些显然虚伪至极，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美国不是照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占领了伊拉克吗？联合国又对美国怎样了呢？连个指责美国的宣言都没有。其实，在世界各个大国眼中，联合国不过是一个国际菜市场，一个做些小交易、争吵、叫骂、期间有个喋喋不休的场地而已。　　　　
　　　　另外，就连一些企图在大国角逐中置身事外的国家也不得不卷进来。如一些国家国力不济，也就不想参与到过多的国际矛盾中，但大国政治不允许有什么政治孤岛存在——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寸土地都意味着利益。一些希望保持完全中立的国家已经被要求向“有限中立”过渡。也就说，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俗，都应该成为集体安全中的一员。如联合国宪章就是按照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原则将一些国家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而联合国的成员国可以不直接参与战争，但必须间接支持被侵略的国家，并援助反侵略战争。　　　　
　　　　自然，任何法律都有道德外衣，正如任何产品的包装都不能代替产品的质量一样，格劳修斯的国际法自它诞生之日起，它就在大国政治中没受到过什么重视，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什么战争的发生。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在美国人心中他不是一位好总统，然而尼克松所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一直深刻影响着世界。一是在1972年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二是在1971年取消了美元的金本统制。美国记者理查德？里夫斯评价说：“尼克松学会了用惊人之举实行统治的方法”。在他作出重大决定之后，往往连他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还不知道，他最重要的政策参与者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亨利？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国家安全特别顾问。尼克松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思考，这是他的风格，他是一个性格孤僻、又有着强烈成功欲望的人，他在政治上有着罕见的智慧和政治嗅觉，并且非常有远见。但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蔑视美国的权力制度。在对水门事件中数百份文件、数千盘录音带进行30多年研究分析后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1972年6月17日，夜闯民主党全面委员会总部的事件，实际上只是尼克松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为总统服务的政府而做的一个大策划中的一件小事。在1972年，尼克松获得连任总统，甚至戴维营制订了重新组织行政机构的计划，并强迫内阁成员签署了秘密合同，其中第15条这样写道：“任何决策都不应由任何政策委员会、政策集团、总统助理、总统顾问或内阁部长作出，除非总统的确确定……不应该鼓励内阁部长预先自由地接近总统或频繁地与总统协商。”这表现出他对作出总统个人的决定非常看重，但他却几乎从根本上违背了美国权力制衡的原则。他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惊人之举，却是在国会、法院、联邦机构以及媒体毫不知情、无法干预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做出的最重要的两项决定，是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为既成事实之后，美国民众才知道的。　　　　
　　　　在尼克松的同僚们中，尼克松的这种善恶双重性格始终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以至共和党的私人侦探布赖斯？哈洛猜测说：“也许我这位天才的朋友在年轻时曾被他最心爱或最信任的人深深地伤害过，从那时起，他再不相信任何人了。”尼克松总统周围的人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体谅他、绝不擅自行事。尼克松的讲稿撰写人雷蒙德？普赖斯所说：“与尼克松共事多年的人经常谈起他的‘光彩’和‘黑暗’的两面。我们当中许多人通常都是极力掩饰黑暗的一面，尼克松也是如此。”　　　　
　　　　雄才大略的尼克松最终失败于他对权力的一极化，也许，他认为这个时代正是体现他政治雄心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他手下人的愚蠢而令他不幸罢了。　　　　
　　　　尼克松的确是一位政治天才，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形容他的对外政策“复杂、微妙且紧密交织”，在与中国实现交往一事上，盖迪斯评论说：“我们很难想像尼克松政府还能以很少的代价做出比改善美中关系更能发挥美国在世界的主导作用，更能造福于美国人民的事情。”但他却最终因他所谓“黑暗”的一面而下台了，这是他个性中的矛盾之处。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利益：永恒的国家命题（4）

　　　　假如你有时间静静地坐下来读一下二战前后的各国政治活动和外交思想，你就会发现，这又是多么经典的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表演啊！这是一个新兴的纳粹势力、已经初步站稳脚跟的苏维埃势力和传统的英法势力相竞争的时代，美国则凭借大西洋的保护，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做法。英法非常希望能将纳粹势力引向东方，让它和苏俄势力相碰撞。同样，前苏联也抱着同样的想法。而德国则因处于进攻态势，可以权衡利弊，寻找着最佳的时机和方向。三者之间的勾心斗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战争开始后，德国和前苏联实际有了一段短暂的同盟关系，那就是瓜分波兰，各自达到原定战略目的后，很快这种同盟关系就被抛弃了。同样，无论战争是多么残酷，多少人在流着鲜血，这都不能打动美英决定者的心，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应该尽量利用德国去削弱前苏联，这就是他们并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在必要时大力支援前苏联，保证它不会最终放弃抵抗，如果那样的话，德国就成了欧洲的主人，英法就在劫难逃了，美国这场战争投机也就无从获益了。所以，它在前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才开始奔赴欧洲战场，开始了瓜分欧洲胜利果实的战役。这时，前苏联与美、英的同盟关系基本上就可以宣告终结，美苏成了新世界的主角。英、法、德，则无论怎样勾心斗角都无用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彼此的力量消耗殆尽了。　　　　
　　　　关于两者是否是同盟关系，完全取决于是否存在利益的交集；而三者之间的同盟与敌对关系，则是充分体现智慧运用下利益的走向；而当出现第四者时，就一定要提防谁是渔翁了。　　　　
　　　　竞争与合作看似简单的两个词，却可以演变出纷繁复杂的世事，从《君主论》到《孙子兵法》，从《论语》到《理想国》实则无一不是关于这二者的讨论，这二者可以说就是人类历史演出的实质。它是这样复杂，以至人人都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同的只是：在不同地方，天上有不同的云。　　　　
　　　　竞争与合作是一对孪生姐妹，不可分割，如果有谁不相信这样的结论，那他必然要吃亏。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打了一场必输的战争，萨达姆想和美国争夺海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