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049,相信中国-第5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中国人拥有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开放的心灵，而印度拥有的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灵”。　　　　
　　　　这是指中国在自然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并长期处于一种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对外部世界在政府层面上多采取一种保守的自卫形式，但普通民众则实际非常渴望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在明朝，就是由于统治者担心出现叛逆而断然采取海禁政策。实际上，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非常希望和东南亚、印度，甚至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那时航海船队已经非常庞大而先进——郑和的船队比起哥伦布的船队来，一个是充满了帝国威风，一个则显得那么寒酸简陋。　　　　
　　　　而在印度，尽管它受英国殖民统治影响沉重，但它在历史上是佛教、印度教的发源地，由此可见它的宗教土壤相当浓厚。统计调查显示，在印度人的内心世界中，对外界的沟通渴望程度明显要比中国人低得多。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甘地更像是一位苦修僧，一位有道高僧，而不像是一位政治家。甘地和孙中山同为开创新国家的领袖，但甘地更符合一位精神领袖的形象，他所领导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颇有宗教运动的精神，这与基督教徒早期受到迫害时的形象一样，希望以一种至诚的、坚忍的精神来换取政治自由，这与那个年代世界范围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句话绝不是简单地指自私自利，而是客观现实，饥饿、寒冷、情爱、欲望等这些都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感知，别人的同情绝不能替代，因为别人吃饱了是感觉不到的。　　　　
　　　　在浪迹天涯的海外华人中最能体现中国人这一现实主义原则，华人在海外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一般是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的，他们往往非常看重这样一个进取程序，即第一步是站稳脚跟，首先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后是第二步，尽力扩大自己的根基，将生意做大，或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向前发展；第三步才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支持或否定某一政治派别的活动。一般来说，由于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封建压力，早已养成了现实主义的生存原则——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得到其它事情。中国人并不是不思考哲学问题，中国反而有着异常丰富的哲学论述，但对普通民众而言，也许他们更赞同亨利？伯格森那句话，“哲学上的批驳往往是浪费时间。正确观点会自动取代错误观点，用不着我们费心批驳别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驳。”⑤在中国人这里，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手段运用是最为灵活的——在今天，中国民间社会中造假行为的泛滥实则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时世界大公司会说“这不公平”，但对备受外强欺凌的中国百姓而言，不过是你用强权，我用模仿而已，彼此彼此，西方诸国谁的发家史中没有包含各个殖民地的血汗呢！英国殖民者以鸦片来榨取中国人的白银，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还以颜色呢？富人订立的规则当然有利于富人，穷人只能违背这种规则的不公平来寻求历史的公平。　　　　
　　　　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人的聪明所在。中国的这种普遍性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儒家思想世俗化的体现，并非“劣根性”浓重，而只是真正适应生存，丢掉了一些虚伪，更好地发挥个人能力，在西方思想中，个人主义是受社会推崇的，然而，实际上中国人在个人主义这方面的认识丝毫不亚于西方人，中国人是更接近生存原则的人。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6）

　　　　“在中国，与文化统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个时期都存在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是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它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教会与国家间巨大的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包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由于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的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两千年才出现。”⑥　　　　
　　　　●同一性　　　　
　　　　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惊人的同一性，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强硬手段统一了中国思想界，在董仲舒之后，儒家思想就正式成了中国的主导思想，此后历经2000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有朱熹、王阳明等做了一些局部的改进、调整，但仍属儒家思想范畴。　　　　
　　　　中国思想界的第二次大思考是1839～1949这一百多年间，这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之下形成的。在中国，由于单一的儒家思想一直占主流地位，因而也就逐渐形成了民众的同一价值观。而在欧洲，古罗马的共和制本身就种下了一种“个人主义”的种子，地中海周围又存在着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思想，因而欧洲实际上自古就形成了多种思想共存、争相绽放的状态，民众可以在多种思想中选择，以自我为中心的状况更为普遍。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自罗马之后欧洲就从没有统一过，一直是众多领土不大的国家共存，并且因伴随着国家扩张的行为，思想流派也就随之而动，如今天的埃及已经完全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古埃及早已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民族上都灰飞烟灭了，甚至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也是两大宗教的共同发源地。　　　　
　　　　在中国，尽管讲方言的人多，但只要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就有很大的共性。　　　　
　　　　●在大洋与大陆之间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的东端，东邻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中国的边界线中有一半的是在海洋上，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一脚踏着亚洲大陆，一脚踏着太平洋的巨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北面是人烟稀少的大西伯亚平原，西面是阿尔泰山脉和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印度和东南亚诸国，东面是从日本到菲律宾的一条岛链，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与中国为邻的国家有十几个，这些国家的类型十分复杂，几乎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类型这里都有。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像是一个大陆国家——它的经济并不依赖海洋贸易，在军事上它的主要威胁是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海洋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可言，只是明朝时期，日本的海盗式侵掠曾是一种危害，但也仅限于东南沿海，并不构成帝国存亡的威胁，这种以陆上威胁为主的状况一直贯穿整个中华的文明史。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才引起中华帝国注意那些来自海洋的威胁，现在面对台湾问题，使中国实际上又一次面临海洋问题，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历史问题的遗留，解决台湾问题既是解决历史问题，又是一个开创未来的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大陆与海洋的十字路口，它既可以受到来自陆地的威胁，也同样受到来自海洋的威胁。同样，当它强盛的时候或需要的时候，它也可以同时向陆地和海洋进发。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是传统的海洋国家，在此之前，是大陆国家主宰历史的发展，而在一战和二战后，海洋和陆地又回到旗鼓相当的势态。马汉关于制海权的论述发表至今已经历时一二百年了，二战的战史表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日本在中国、东南亚等地进行的战争，与德国、日本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战一样重要，决定欧洲战场的是斯大林格勒会战，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是中途岛战役，反攻德国的战役是诺曼底登陆，反攻日本则是从跳岛战役开始的，无论是德国的战役还是日本的战役，单凭陆战或海战都不行，作为传统陆战强国的德国失败在斯大林格勒，作为海洋强国的日本则失败在中途岛，这说明我们已经到了海洋和陆地并重的时代。自然，在海湾战争后，制空权又成了时代战争的主题，但无论什么样的制空权，最终结局还是要在陆地上完成——美国似乎只通过空中打击就取得了在南联盟的胜利，但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陆军再次证明当面对大一些的国家的时候，进行陆地控制还是必需的。　　　　
　　　　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如果说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称霸海洋的大本营，那么中国也同样拥有从规模和水平上都不亚于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泉州。哥伦布是西班牙的骄傲，郑和则是中国的自豪，这说明，中国并不是没有能力和条件成为海洋大国，只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出于另外的考虑而阻止了这一发展方向，中国具有成为海洋大国的一切条件——漫长的海岸线，高水平的造船技术和远航行能力，唯一缺乏的只是对海洋的认识，而一旦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之后，那它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海洋大国。　　　　
　　　　●与西方对抗性文明　　　　
　　　　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文明几乎完全相对的文明，可比性太多，就如同阴阳理论中的阴与阳的对比一样。　　　　
　　　　在文明起源上，中国虽有诸子百家之说，但这实则属于一个文明内部的各种学术争鸣。而欧洲的文明起源则是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犹太文明等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最重要的是其中没有哪一个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最终也没有统一。　　　　
　　　　在欧洲思想中，罗马—希腊的古代共和制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欧洲政治制度，而在中国虽有尧舜的禅让制一说，但这缺乏确切的历史资料，并且这种制度更像是君主制的前身，而没有共和制的味道，它直接的后果是大禹开创了帝制，传位于其子。欧洲文明的多源性形成了欧洲多元化的政治思想，而中国则一直是一个一元制国家。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曾出现二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的现象，这在中国是无法想像的，在欧洲君主继承问题上，习惯于将王位传于外人，习惯于迎接外国有资格的王宫成员来做君主，而中国如发生这样的事那一定是改朝换代了。　　　　
　　　　在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哲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而在欧洲，没有哪一个思想是一直居主导地位的。　　　　
　　　　在欧洲的传统中，个人主义备受推崇，而中国则强调个人服从社会，强调个人与大家保持一致，特立独行则会引起周围人的不满，因而也就限制了个人冒险、个人进取的行为，而在欧洲则欢迎个人的所谓冒险精神。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7）

　　　　欧洲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外向型文化，向外扩张是欧洲一贯的主张，如十字军东征等。在纳粹德国，向外获得生存空间的口号深入人心，这和这种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人口压力也非常适合这个口号，如果中国按照这种理论去向外获取“生存空间”，那无疑就是奉行侵略政策。中国的文化习俗是内向，如在农业上，中国讲究精耕细作提高产量。　　　　
　　　　在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谋略圣经，中国人不习惯大规模对阵式的战斗，而是追求以精锐的兵力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赢取胜利，与罗马那种数万人排成整齐的阵列大屠杀式的战斗有本质的区别。事实证明，用兵之法还是中国人的方式更为符合节省人力、物力的战争原则。从一战那种阵地对抗到二战的大规模运动战就是这一原则的例证。在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是以占领对方首都为赢得胜利的标志，促使对方投降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失掉首都并不意味着失败，如唐朝，长安被安禄山、史思明占领，但这不影响皇帝的权力，只要唐皇没死，他的威严就在，国家就没有失败。　　　　
　　　　在语言文字上，西方是拼音文字，而中国是表意文字，一个是听觉文字，一个是视觉文字。　　　　
　　　　在欧洲罗马帝国之后，整个欧洲就一直处于分裂的竞争中，而在中国大一统是一个神圣的目标，统一中国实则是每一位帝王的职责。　　　　
　　　　●中庸之道：兵与谋的和谐　　　　
　　　　中国的儒家思想教人的处世准则是——保持中庸，不做过激的事，不做没分寸的退让。　　　　
　　　　难道中国人是畏首畏尾吗？不是，这实则是一种和谐。中国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的时候往往是兵伐与谋和两种手段共用，单纯的用兵既劳民伤财又效果不佳。而单纯的求和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体现。我不同意那种只看某朝某代的边疆政策来断定这个朝代的边疆政策是软还是硬的作法。中国的历史是连贯的，中国的统治者在考虑对外是否用兵的问题上往往参考过去的用兵事宜，再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才做决定的。这就表现为有时是以战为主，有时是以和为贵，如同在汉代，既有霍去病、李广的北伐，也有昭君的和亲。这种历史连贯性地用兵和用人手段实则追求的就是一种兵与谋的和谐，因为无论是用兵还是和亲，都是为一个目的——保持边疆的安宁，这是最大的利益。在中庸之道中，这就是关键，也即只要符合今日需要就可以了，不必要的时候，就不采取激烈手段，也就不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种思想日渐融入民间后，就形成了这种中庸的社会价值观，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去两头，取中间的方式，而是有深刻的内涵的，河水中的鹅卵石为什么都是圆的呢？相信这个问题谁都知道。　　　　
　　　　海外华人往往都能在当地得到成功，如在东南亚，无论是在菲律宾、印尼还是在马来西亚，华人所掌握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