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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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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门诊挂号。普通门诊挂号费1。50元到2。50元；专家门诊挂号4。50元到7。50元，大城市可达30元、50元。北京、广州、上海已到200元。据说还要托熟人，找“媒子”就更贵了。
先以“非典”为例。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于2003年4月在北京曾进行了一项调查与分析，根据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以及其他在京医院截至4月20日的数据测算，每个疑似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为1090元左右，观察期为3天左右；每个确诊轻症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约为1100元，重症病人每天约为3220元，疗程为21天左右。
这道算术题是个简单的乘法，轻症病人的花费是1100元×21天，为2。3万元；重症病人是6。7万元。
先假设年人均收入为625元～825元的农村贫困户自费治疗。该农民18岁开始种田，到68岁，即800元×50年，不吃不喝，收入是4万元，用来支付重症病人医疗费用还差2。7万元；那就是说，该农民还要干35年，要干到103岁。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个恐怖的现实。
“非典”毕竟是突如其来的疾病，我们接触的大都还是常见病、多发病，头痛脑热、外伤中毒、阑尾炎、胃肠炎等等。
先看西部地区，199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制定的收费标准：阑尾切除术90元，胃癌根治术300元，胆囊切除术230元，异体肾脏移植术450元；1997年12月甘肃省制定的收费标准阑尾切除术150元，胃癌根治术600元，胆囊切除术500元，异体肾移植600元。
往东移，看看江西省1998年4月由省物价局、卫生厅、财政厅3家制定的收费标准：阑尾切除术200元，胃癌根治术900元，胆囊切除术700元，均可外加20％的材料费。
再往东，上海市1994年7月制定的收费标准是：阑尾切除术240元，胆囊切除术720元，异体肾脏移植术1680元。
这只是单项的支出，住院期间，还要加床位费、护理费、药物，以急性阑尾炎为例，在东、中部地区，2500元～3000元左右，西部地区1000元～1500元左右。医疗收费的制定一般是由行政机关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基础参考外省的医疗收费标准制定的。
1998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88。2亿元，而宁夏是227。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市为8773元，宁夏为4112元。
公正地说，医院现行的服务价格是背离了医生服务的价值，计算各类手术费、检查费、换药费、注射费、护理费大都只计算消耗的物质成本，而没有把或很少把医生与护士的劳动价值计算在内（比如和餐饮业、演艺界的价格比较），对于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这也许只是一次饭局的支付；对于农民，就是这样廉价的医疗服务价格，他们也无法承受。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6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2）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2000年曾对农民住院前十位疾病顺序及次均费用作过一次调查：
疾病名称次均费用（元）
胸、腹、颅脑外伤3108。13元
脑（出血）梗塞4032。03元
骨折3761。35元
消化道溃疡出血穿孔3453。90元
急性阑尾炎2380。11元
农药中毒2614。80元
足月妊娠1861。50元
冠心病、心梗3789。33元
慢支、肺心病2078。50元
剖腹产1949。00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生孩子进医院就得支付近2000元，还不算旅差费和陪护人员的住宿费、误工费。
国家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2001年全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显示，2001年平均每一出院病人住院医疗费用是32455元，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西部农民会以怎样的心情面对这样的价格呢？
甘肃省积石山县小关乡大茨滩村总人口1196人，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400元（2002年统计数），村民周海因小腿外伤住院，医疗费用是3971元，他得继续耕作10年才能填补这个窟隆！
我以中部地区为例。南昌县南新乡是产粮区。地处南昌市郊，地势低洼，大部分土地只能种水稻，守在家里种田的农民，能够包到10亩，年景好纯收入均在5000元左右。只要有孩子读书或有人生病，他们就难以维持生计了。
该乡楼前村农民刘德田54岁，耕种水田4。2亩，家中现有4口人，女儿在外打工，17岁的小儿子在读高中。
2002年早晚稻每亩收稻谷1500斤，每斤谷价0。43元（2004年政府保护价升为0。70/斤）
每亩收入为0。43×1500＝645元
4。2亩总收入为：645元×4。2＝2709元
2002年税收每亩为180元（含税收及上交村组提留款）
2002年每亩农田农药化肥开支为：除草剂10元，车子运力30元，种子27元，农药20元，化肥140元，机械耕作50元，共计277元。
4。2亩的税收与成本合计为：（277元＋180元）×4。2＝1919元
2002年4。2亩纯收入为2709元…1919元=790元。
2003年，粮价提高到每斤0。52元，成本不变，纯收入是3057…1919元=1038元。
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做一次急性阑尾炎手术的费用。
楼前村4组村民刘撮毛51岁，妻子熊细风48岁，养育了3个女儿，老大老二出嫁了，小女儿还只有14岁，读初中二年级。一家3口种了2。5亩田，每年纯收入是550元。
2003年熊细风不慎摔伤，医药费花去3000多元，误工误时误了收成。
楼前村的另一个农民刘半仙，还只有38岁。4口之家，女儿12岁，念初中一年级，儿子10岁念小学四年级。有水田2亩，每年纯收入是550元。2001年他患了糖尿病，在江西医学院一附病住院21天，花去药费7000元，出院的后续治疗因为穷只好终止。不敢去借，借了又怎么去还？住院时已就欠了8000元的债，这笔债都不知道哪年才能还清。
永丰县民政局刘美雪副局长给了我一组这样的数字：
2001年人均纯收入是2253元。
2002年人均纯收入是2335元。
2003年人均纯收入是2435元。
1997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784。85元，1933。73元，1469。60元。
永丰县农民2003年的收入已接近东部农民的收入了。1996年，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联合研究制定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这里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尺度，涉及收入分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质、生活环境等5个方面，16项指标。其中主要的是：人均纯收入达到1100元，收入分配趋向合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消费结构显著改善，营养基本满足需要，蛋白质日摄入量超过75克，人均衣着支出超过70元；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比重高于80％；电视机普及率超过70％；文化生活服务支出比重高于10％；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安全卫生饮用水普及率超过90％；用电户比重高于95％，已通公路村比重达85％以上；已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超过70％；享受五保人口比例上升为90％；万人刑事案件发案件数在5件以下。
消费结构、文化生活、安全卫生、生存环境只有随着收入的增多才能得以改善。目前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有两处，一是种田养猪养鸭的农业收入，二是外出打工的收入。无论是只有其中一项还是两者同时具有，他们都不可能一夜暴富，收入不可能陡然上升。他们的积累是缓慢的，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没有到过农村的朋友很难理解农民对金钱的积累艰难。
往大处说，盖房子，在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民是不可能一口气把两层楼的房子盖起来。稍富点的可以分3次，打地基盖起1层楼（平顶），然后经过一两年或两三年的积累盖第2层，封顶，最后装修。待房子全部装修完毕，这位农民也进入了老年，他把这惟一的家产留给了子孙，他一辈子的汗水全浇灌在这里。穷一点的地方，时间会拖得更长。在江西乐安县山斜乡，我去时见放鞭炮挖墙脚奠基。3年后，再次来到他家，还是几块山石埋在那里，做房的主人病了，他无力下田；又过了3年，儿子大了，病情平稳借了钱总算盖起了1层，不知哪年可以盖起第2层。
往小处说，送红包。在医院里我目睹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走廊里端着一碗白开水泡烂了的大米饭，他大概是牙痛，好像是少了咀嚼的动作，水和饭一起下咽，眼睛不停地在搜寻着什么。突然，他快步追上前，那是一名刚脱下白大褂的医生，这个农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钱，硬塞给医生。医生瞄了钱一眼，拱手退了。农民怕是医生嫌少，又从口袋里掏了几张，递了上去。我看得很清楚，那都是１０元一张的，皱皱巴巴的，紧紧地捏在他的手心里。我看见农民在追赶的过程中一个趔趄，险险摔倒，他穿的是一双破解放鞋，没有后跟，被农药熏染成焦黄的大脚趾伸在破破的鞋外。那碗白水泡的白饭险些洒落。我一阵阵辛酸涌上心头。我想医生一定会用他的爱心拒收这个农民的红包，一定。当然，一瞬间，我也用小人之心度量了他的大人之腹：会不会嫌少嫌脏？就那么一叠也不足１００元呀！那皱巴脏兮的1张１０元钱和那一碗饭，一双破解放鞋多少年后还印在我的大脑中。今天写到这里，都能感受到那个农民在眼前晃动，那乞求哀怜的目光在我背上烧灼。
农民，赚1元钱是多不容易，农民存100元钱是多么艰辛。许多农民一生的追求只是盖1间供全家居住的砖房（请注意，农民盖这幢砖房的成本只需3万～5万元）。
人的一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往往一场病就把这个梦境击破，把那点点积蓄冲走。
听到过这样惋惜之声吗？“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响，一头猪白养。”“耕一春，收一秋。病一次，汗白流。”“累死累活几担粮，几声喷嚏就花光。”“一人生病，全家受累。卖了猪鸭，付不起药费。”
听过这样的感叹吗？“疾病猛于虎！”
见过这样的状态吗？“小病扛，大病拖，生死由命！”
于是有人这样地呼吁：农民要小康，身体要健康！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7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3）
3医不起：农民一生会看几次病？
全国农民一生会去看几次病？或多少农民会因无钱不去看病？或看了病无钱去治疗。我曾在江西、湖北做过一次小范围的调查，60％以上的农民在患病之初都因无法承担或害怕承担医疗费用而拒绝治疗或选择最简单的治疗。当明确诊断后，若是“绝症”基本上是终止治疗，在家坐以待毙。小病舍不得花钱治，拖成大病治不起已成了农民治病的规律。
农民真的是连小病也看不起吗？光顾一次医院对他们的打击到底有多大？
罗家镇慈母村是南昌市郊，坐汽车40分钟可到，地势平坦，是产粮区。全村有3800亩田，1120户人家，2003年年人均收入3100元。这里外出打工的人多，实际上，年均收入低于700元的特困户有26家，贫困户占40％。
2004年春末，我驱车来到这个村，慈母村村委会万主任陪着我，每到一家有病人的农舍，望着风可以穿过的墙壁，难以落座的椅凳，看着老人或女人想找一个给我盛水的像样子的茶杯都艰难的尴尬神情，望着女人抱着或牵着的幼儿稚女，我木然地立在他们的房里，一股沉重的气流冲击着我，笼罩着我，使我触动，使我无从启齿。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这儿的世界真无奈。我怎么能说得出“面包会有的”这句话呢？
他们是勤劳的，他们是贫穷的，他们同样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怜悯与同情似乎已失去了效应，他希望有一种力量支撑，支撑起他们的肉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房屋、他们的田园。
不知这家能不能算得上是典型的特困户？
公公患的是老慢支、肺气肿，因为太穷，3年前终止了治疗。每次气喘发作，他都硬挺过来了。婆婆因白内障失明，只能在这走了30多年的屋内帮媳妇做点事。大女儿读初中二年级，二女儿念小学。大女儿已决定辍学，准备到城里去打工。母亲劝住了，她下决心让女儿读完初中。“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女主人说。
屋外布谷声声，各家各户的田都绿了，她家的呢？
“都包给别人种了，我只想要点口粮，不挨饿。”她已到城里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医院里做清洁工，月薪250元，晚上又到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守夜，月薪280元。减去伙食费150元，还可以结余380元；也就是说，这是她一天24小时工作的纯收入。她没因劳累而痛苦，她因自己的勤劳博得两家医院的信任而自豪。“村里像我这样的女人，都在城里擦皮鞋，不要什么成本，不要什么技术，擦1双皮鞋赚1块或2块。刮风下雨就没得赚。我累点，保险。”
家务就靠病残的公公婆婆和两个女儿支撑着。
生命是那么脆弱，又那么坚强。她家的田有返绿的一天吗？
慈母村的邹家，男人老邹48岁，患了“隔食”（食道癌）。妻子害怕他倒下去，在农村，一个家庭中的男人倒了，这意味着这个家庭基本上就崩溃了。夫妇俩四处借钱，从家到医院，从医院到家奔波了1年，花去了近5万元。他的大女儿还只有14岁，念初中。一种做父亲的责任支撑他，期望哪一天又下田，期望在政策越来越好的今天，让老婆和孩子也过上几天快乐的日子。借钱，借钱，人去财空，盖房子的积蓄花光了，还负债3万多元。14岁女儿的稚嫩肩膀能扛起这沉重的债务吗？
该村另一位万家农民，病重期间正逢女儿要高考，尽管女儿成绩优秀，有把握进入大学，面对重病的父亲，她不得不辍学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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