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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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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另一位万家农民，病重期间正逢女儿要高考，尽管女儿成绩优秀，有把握进入大学，面对重病的父亲，她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为父亲的医药费而奔走。
前几年，产粮区的农民收入偏低，该村一个姓杨的村民，40岁，种稻田20亩，年纯收入5000元，孩子尚小，读书的负担不大，一家4口人过着平安温饱的日子。前一年年男人患了急性白血病，只几个月，欢乐、平和的家庭一下就跌入了黑洞洞的深坑。盖房子、买电视机的梦境成了碎片。走过他家门，听见最多的是女人的哭泣和叹息。我只能这样说，拒绝治疗的是一种对家庭亲人的爱，积极治疗的也是对家庭对亲人的爱，这两种爱都足以令人心碎。
万主任说，在农村，失去了丈夫或儿子的家迅速成为贫困或特困户。他们村26户特困人家有2／3是孤儿寡母或2个老人抚养着孙儿孙女。
走访中，他们对看病的回答是，误工费时划不来。除了小男孩生病会抱到医院去看看，一般大人、老人病了都是抱着被子睡觉，小女孩病了，也是以拖为主。
赣州市蛤湖乡是山区，去年有些村还不通公路，农民外出不方便。该乡有2067户居民，8976人。20世纪末，曾对100户农家做过病后求医的调查，71％的家庭回答是，在家睡觉或熬点草药吃，不上医院看，熬不过也只到卫生院打瓶吊针。一些老婆婆从小到老没有离开过蛤湖乡，得了病挺得过是命，挺不过也是命，没有上大医院看病的概念；也就是说，从生到死，没有进过医院的门。
河南省南阳市市长何东成下乡调研农村医疗问题，抽样调查显示，全市2707户贫困户中，有1280户属于因病致贫、占47。3％；9647名贫困人口中，有4630人属于因病致贫，占贫困户总人口的48％。
2003年东北地区民政部门统计，农村贫困人口有超过50％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永丰县民政局刘美雪副局长给我分析说，农村特困户有这么几种：一是弱智；二是懒汉（这两种毕竟是少数）；三是残疾，更多的则是患病。病人又分几种：一是丧失了劳动力，二是巨额的医疗费用的亏空无力填补，三是家中失去了丈夫或儿子。
他给我提供了几户因病返贫的典型家庭。
永丰县藤田镇老圩村宁德根，40岁时正逢耕田责任到户，几年辛劳，几年积蓄，盖了房，还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2003年8月患上了白血病，不到1年的时间里，20年的积蓄一夜精光。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我去采访时，每周还到县医院治疗，每次治疗费840元，现已向银行贷款1500元，向村里借了1100元，拖拉机也卖了。身体彻底垮了，是继续治还是终止治疗，全家人举棋不定。他们所剩下的家产就是那幢新房子了。
比他们更惨的是沙溪镇不塘口村的叶元香，她38岁时丈夫患了癌症，夫妻俩恩爱勤劳，20世纪90年代初就盖了砖瓦房。丈夫患病3年，开刀两次，花费5万元，最后是人财两空，留下3个孩子，分别读高中、初中、小学，教育费用负担很重。叶元香没有弯腰，她坚决要把孩子抚养成有文化的人，她卖掉自己和丈夫用血汗砌起的新房。他们一家人搬出的那一天，会是怎样一种悲痛的心情啊。她将到县城去打工。她有力气有智慧，她相信，孩子有文化就会有出息，就能再盖起一幢新房。她说这话时眼睛噙满了泪水。
中国农民勤劳勇敢世世代代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们不怕苦，他们相信用自己的双手能战胜苦难，战胜贫穷，这些年政策好了，更坚定了她的信心。
在农村，像叶元香这样坚强好胜、不向苦难低头的人，我见了很多，他们怕什么呢？怕病痛，怕意外伤害。
对于在贫困线上徘徊的农民，不是谈看病难的问题。看病难是指想看病治病，医疗机构无法满足患者的需要，现在是病不起、医不起、怕生病的问题。一病就穷，已成公害。
就这样迫于经济重压，农民失去了求医治病的权利，他们生存的时间与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他们惟有听命。
4早生贵子：在家生子，何贵可言？
“早生贵子”是中国人人生中的大喜之一。在城市，百姓和医生正在热议，剖腹产的孩子是否聪明，是否性格急躁时，贫穷的山区，偏远的农村，还在延续着把接生员请到家中生孩子的古老传统的方法。
江西省星子县位于庐山西南麓，因有秀峰而闻名。
原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同志曾作词曰：“鄱湖苍茫庐山碧，湖山之间一县立，雄壮秀峰世无匹。谁查悉，有多少名胜古迹？”“一县立”就是指星子县。靠秀峰附近的居民沾了旅游的光，旅游旺季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而远离秀峰的蛟塘、横塘、华村诸乡的农民，依然是种田为生。
老农陈述贵是星子县蛟塘乡人。他在这儿生活了67年，那是20世纪３０年代末，接生婆把他从妈妈肚子里“拉”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把剪刀，一盆热水，几块破布，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开始了人生之旅。他发出了第一声啼哭，陈家迎来了添丁之喜，破旧的茅草屋里发出了笑声。出生的小房现已改作了柴房和仓库。
30年后这个老农当了爸爸，茅屋换了平房。他儿子的出生仍然在家中，在他的卧室里。灶里柴火通明，鸡蛋、米酒在灶台上，接生员守在他老婆身边，等待他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只不过盛水的盆子不是木制的，换成了搪瓷的；包布也不是破旧的，而是从百货公司买回的崭新的棉布。第一个是这样的，第二个也是这样的，他的5个孩子都是在这间房、这张床上诞生的。他相信这会是卫生的、安全的，接生员接的那口出诊箱上面有个红十字，箱里有亮晶晶的剪刀，有洁白的纱布，有红药水、紫药水。现在孩子的出生不比30年前好多少倍。老陈这样感叹。
又过了20多年，他儿子做爸爸了，那是1998年。他孙子出生依然在家中，在这间房子，依然是箱子、剪刀、布，依然守着灶前望着欢笑的炉火，等候房内生命诞生时发出的那灿烂的哭声，全家人一起吃红蛋，分享新生命到来的欢乐。
蛟塘离星子县城要坐近半小时的汽车，坐公交车时间可能还要长点。蛟塘乡到槎垅村步下陈家又要近1个小时（我就是这样走的）。
如果说那个年代这儿不通车，只靠步行或坐独轮车，外出求医难于上青天。老陈在家出生合情合理。
那么，解放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还在家中生产呢？到了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甚至２００４年，他们村里的孕妇临产前基本上都是在家待产、生产。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8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4）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５日，我来到他们家。因夫妇患病，家境贫寒，老陈家没有盖新房，两个儿子尚未分家。3个孙子都在家中。他大儿子回答我说，在家里生孩子便宜，接生费只要３０元～４０元，如果生的是男孩，全家高兴，多给几块也行，或６０，六六顺；或８０，八八发，没有超过100块的。到县医院我们吃得消吗？一年累到头的收入刚够生一个孩子。何况生孩子不是生病，根本不用上医院，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在家里生的，一个个不都健康，不都会耕田！在他们村我询问了十几户人家，回答几乎都是相同的：“省钱”，“不是病，不必住院”。他们村孕妇几乎是100％在家待产。他舅舅郭家大屋村离乡卫生所近点。近点，舅舅家的孩子也舍不得花这笔钱。
在家里生孩子到底是一种习俗还是出于一贫困呢？
九江县离星子县只有１小时的汽车路程，九江县的江州乡位于长江中，这里农民以种棉花为主。江洲前埂村（也叫洲头村）的农民坦言说，不上医院，还是没钱，穷嘛，穷就不敢上医院，没有底气。我们洲上人家代代不也是在家里生孩子，接生婆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几年，富了点，有钱的人家就会把媳妇送到乡卫生院。再说，有些媳妇读了几年书，也晓得生孩子的重要和危险，自己会要求到医院去检查，要求住院。
在乡医院顺产，只要花了四五百元。
3位数的价格对他们压力不大，种粮区的农民握着四五百元就显得十分沉重了，这是一年一亩地的纯收入啊！
钱、习俗和对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都是让农民在家里生孩子的原因，其中贫穷起了主导作用。
周月华是1962年毕业于九江医专助产专业的医师，她回忆起那段到农民家中接生的日子说，有轻松，也有紧张；有顺畅，也有棘手。
她给我讲述了两个回忆起来还令她心怵的病例。
第一个例子。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她刚参加工作，夜半被人接到家中，产妇正在房里号啕大哭大叫，2个老人，大概是公婆用棉絮死死地抱住产妇，一个着黑衣的女人，用棍追逐着敲打产妇，去叫周医师的是产妇的丈夫，他说，你快救救我老婆吧，她会被活活打死的。产妇被追得筋疲力尽，“叭”地像门板一样倒了下来，那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劈啪劈啪往产妇身上落。产妇在颤抖，在抽搐，被子在一起一伏。“不能打，再不能打了！妈！这是迷信啊！”
“是鬼附了身，不打死这鬼，你也会倒霉的！”又是一阵棍棒。
拦住，一定要拦住。周医师冲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扛着，并迅速打开被子，只见产妇已是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嘴唇发紫，不是休克就是虚脱，不是缺氧就是晕厥，周医师顾不了棍棒落在自己身上，和她丈夫一起，把产妇搬上了床。在这偏僻的山村，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惟一的方法就是推萄葡糖，就是喝糖开水，她冷静地在大脑里翻阅着“妇产科学”。在“产后子痫”这一章，她停住了，对，这是子痫。测血压，测呼吸，医生护士就她一个人，她决定给产妇推注硫酸镁，产妇的血管已经干瘪了，昏暗的煤油灯靠近床前，仍很难寻找出静脉，她担心一针不能见血，果然，几次注射都未成功。绿豆大的汗珠往下掉，没有安慰，没有鼓励，有的只是咒骂，再失败。产妇就有可能被他们折磨死。狗急了跳墙，人急了生智。产妇还没穿裤子，手上血管找不到，找大腿内侧的静脉，那里好找，成功了，推进了硫酸镁，产妇平静了，她没敢离开产妇家中，写好了药名，给了钥匙，要产妇的丈夫跑一趟，去卫生所取药。直守到第二天上午，吃了早餐，病人平稳了，她才背着出诊箱返回。
第二例是个产妇，事情发生也是在半夜。
孩子出来了，产道出血，周月华判断是胎盘滞留；也就是说，胎盘不剥离出来，产妇会因出血致死。接生的手套已经污染破裂，接生箱里没有了备用手套，容不得犹豫，把手伸进阴道，再往里，伸进子宫，血顺着手往外流，产妇卧着，周月华蹲着，血流到了手臂，染红的衣衫，染红了肌肤。为了操作方便，她双脚跪着，已经不知膝盖与砖头相接的疼痛，不知大腿挤压的麻木，只一心想快、快，尽快把胎盘剥离出来。别节外生枝，别把子宫剥穿了，要快中有细，要轻巧，周月华叮嘱着自己。这个女人的命就在你的手中，千万、千万呀！跪在血水里，也跪在汗水里。当胎盘完整剥离出来，她的手从子宫、从阴道里滑出来时，她已瘫在血与汗的水里。她命令自己不能倒，还有事要做。用热水洗净了手，给产妇推注萄葡糖，喂药。现在的青年人会想到当年在农村医生担起的艰苦和风险吗？什么脏和累，什么苦和难，都已经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心中只有一件事：病人平安，平安！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在家中接生却没有成为历史。一些助产士，一些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接生婆还活跃在贫困的农村。
我们记住了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3倍的数字，我们感受到这3倍的悲痛吗？
一个花季姑娘走进洞房，结婚了，怀孕了，要做妈妈了，幸福、喜悦如春天的阳光洒满在她的人生路上。当孩子在肚子里拳打脚踢时，做妈妈的激动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欣慰啊！然而，这在哪一天早上或晚上，这个要开花结果的女人就死于产后出血，她没有听见这个孩子的哭声，孩子来到世界就失去了妈妈。在孩子的人生字典里，在哪一页去寻找妈妈的笑脸，去听妈妈的笑语呢？
这就是“3倍”的悲剧！
联合国2002年儿童特别会议提出，每个儿童都应有一个尽可能好的人生开端。想想吧，在农村的孩子，他们人生的开端是怎样起步的呢？一位儿科医生告诉我，由于接生条件差，接生方法不正确，很多新生儿来到人间就大病一场，这病无疑对今后的体质、智力都有影响。有的农村，孩子几乎0—3岁的整个过程都是吃着药物度过的。
0—3岁是孩子发育的关键时刻，只能这样说，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孩子在生命开始就是一步一个趔趄，整体发育落后于城市孩子，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大多数，大多数的身体素质就有了潜亏。
5病中苦吟：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
20世纪末，我母亲在武昌湖北省人民医院住院，我在陪护中结识了一位从鄂西山区来的病友。今天提笔写他，心里还隐隐作痛，他患的是甲状腺癌。他说，肿块小的时候可以在当地医院开刀，穷，没钱。拖大了，那里医生不敢开，要到省里来，要保命，只好借钱。交了２０００元押金住进院。每天我见他都是白开水泡饭，拎着一瓶从乡下带来的泡辣椒，每餐就靠从瓶里夹几个咽饭。我想到那一餐要吃掉几百或几千元的招待款，望着他，心中浮起了阵阵心酸。他只想尽快把病治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苦，没去想城里人的富。他惟一的希望是想早点回去种田，快熟的庄稼还等他去开镰。近开刀之日，医生还要他交３０００元说，手术中要输血，手术后要用药。天哪，他到哪儿去弄这３０００元，这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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