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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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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脑病的孩子是幸运的，他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更多的是无法按病人家属提供的地址寻找；或乡村不准，或身份证号码不准，院方也不可能组织一批专人去寻找。结果是，病好后派人送回该县市民政局，请他们代管，或就地送到SOS村、孤儿院。病情不稳定的、危重的患儿，哪怕是还有一口气，医护人员都会尽力救治，都会人道地护送他们走完人生最后的历程。这些病人大都是女婴，不会说话的，不懂事的，昏迷不醒的。科主任和护士长都会指定专人负责，打针、喂乳。如果是懂事的，会说话的，孩子们的哭声、呻吟声将会牢牢地渗透进医护人员的心中，像一团永远抹不去的阴霾。他们给我讲述了与病儿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4岁的翠翠患的是血液病，发热，牙龈出血。孩子的病已把家里人都拖垮了。爸爸不能去打工，妈妈不能去种田，3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经常半夜牙龈口腔出血用棉花压不住，用止血药也无效，只有靠输血。输一次血就要几百元，治疗一年住院半年，花费了几万元。翠翠生病之初，父母说卖房子、卖地也要治好孩子的病；半年的住院，他们已成了半个医生，知道这种病治不好，生命的维持只靠钱。卖了房子卖了地，还卖什么呢？不能说他们没有尽心，不能说他们没有爱心，将近200多个日日夜夜，父母的怀抱就是翠翠的摇篮。病到今日，他们夫妇在家里已无物可卖，村里已无人肯借了。大家都知道给这孩子治病是无底洞，两人不做事，哪有钱还？
那夜，翠翠又出血，医生说再多出几次血，输血也控制不了病情，怕会伴发一种叫DIC的并发症，中文名叫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不知是从哪天哪时开始，不知他们夫妇是怎样下的决心，就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趁孩子熟睡后，他们走了。
孩子醒了，第一句是叫：“妈妈，我要妈妈！”我们到哪里去为她找妈妈，只能骗她说：“妈妈上街给你买糖，马上就回来。”第一次的谎言是美丽的，第二次呢？到了夜晚孩子渴望见到妈妈的眼神和呼喊真让夜班护士有点揪心撕肺的感觉。每天工作人员都和翠翠进行这样的对话。
“阿姨，我要回家，我想妈妈，我病会好吗？”
“打了针就会好！翠翠是世界上最乖最乖的孩子，阿姨轻轻的，最轻最轻给翠翠打针，翠翠不哭，好吗？”
“翠翠不哭，翠翠咬紧牙，咬紧牙就不痛，是吗？”
护士已不忍心在她身上注射了，每注射一针都是困难的，皮下出血，小血管破裂，皮肤肌肉浮肿，到最后找不到一处打针的地方。医护人员竭尽了全力。翠翠4岁生日那天，大家凑了钱买了一盒蛋糕，她第一次品尝了生日蛋糕，第一次听见了有支叫“生日快乐”的歌。大家希望在春天的日子里她病情有所好转，寻找到她父母，送她回去。没有等到春天，她高热、抽搐，并发肺炎，走了。她的声音，她的求生目光，她痛苦的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面容永远留在护理治疗过她的医护人员心中，成了一团抹不去的阴影。
我想，父母做出遗弃孩子的决定那瞬间一定是痛苦的，父母决定离开的孩子的那瞬间也一定是痛苦的。当医护人员得知孩子被遗弃，望着啼哭的孩子，心中同样是痛苦的，痛苦之余更多了一些咒骂和埋怨。骂父母无人性、无关爱，这些父母是无知，是无奈，是真的毫无人性？
有一年，我在医院儿科遇见一位携子求医的年轻夫妇。丈夫已在城里打工3年了，妻子也来城里生活了1年，严格地说，他们还是农民。妻子说，看见孩子发热，心就发颤，手就发抖。他们第一个孩子就是因发热住院的，最后诊断是淋巴肉瘤。那时，他们父母刚病死，家境是一贫如洗，既然得了不治之症，只有放弃不治。一是相信迷信，孩子死在家里不好；二是也不忍心带回去，留在医院里多活一天是一天，医生总不会把孩子搞死。他们就这样走了。如今，守着这个孩子，像走钢丝一样，心总是悬着的。脚往医院里走，他们就心怵，就怕。他们，他们不是无情，是无奈，真正的无奈呀！社会学家呼吁，对这些父母要多做些人性仁爱教育。这对青年父母反问我：我们用什么本钱给孩子仁爱和人性，我们也要吃饭。最后我们的本钱只有乞求，靠人施舍。
这里说一句并非题外的话，一位北京专家告诉我，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儿童死因中，恶性肿瘤仅次于意外伤亡，排列儿童死因的第2位。武汉市儿童医院2004年公布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儿童肿瘤疾病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也就是说，这种无奈的选择还会发生，人性仁爱教育对于他们会有用吗？我想，患病是无奈的，对于贫困的农民，治病是无力的。无力与无情之间该画怎样一个符号，该怎样选择，他们是痛苦的，也是清楚的。
4“医托”：撒在伤口里的一把把盐
到各大医院门诊部做一次简单的调查，就会发现，到大城的大医院去求医，受“医托”之骗的大都是外地患者，外地患者中，受骗最多的又是农民。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医托”和倒卖专家号的“医托”有所不同。这类“医托”是采取欺骗手段为非法私人诊所或假医生拉病员。他们骗得病人钱后，一般取四六分成。
2004年4月7日，《江南都市报》第3版有一篇报道是《热情“医托”带我进诊所》。这类报道各地小报都有过报道，真可谓是屡骗屡报，屡报屡骗。
这名记者写道：
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省城八一大道的江医二附院。刚走到这家医院大门旁，便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拦住一个带着小孩的农村妇女，询问“孩子患了什么病？”农村妇女回答说，孩子得了心脏病，上个星期到省儿童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年龄太大，无法动手术，所以就想到二附院再来看看。中年妇女一听，忙说：“呀，这病可耽误不得，中医治心脏病是最有效的。”并称她认识省中医院一名姓汪的教授。见农村妇女有些犹豫，中年妇女接着说：“孩子的病要紧，你如果不相信我，吃亏的是你自己。”停顿了一会，中年妇女又说：“你儿子认识字啵？我是看小孩可怜，我把汪教授家的地址写给你，你自己去找。”
等中年妇女离开后，记者立即追上了母子俩，在亮明身份后，小孩把中年妇女写给她的纸条递给了记者，并告诉记者他们是南丰人。在这张纸条上，记者看见上面写着“中医厚德路175号”。
记者暗访了这家诊所：走进这家无名诊所，记者看见一名身穿西装有些秃顶的男人坐在桌子旁。中年妇女向记者介绍说，这位就是“汪教授”，随后便离开了诊所。“汪教授”热情地问记者看什么病。记者称是听了二附院门口几名中年妇女的介绍而慕名前来的。记者告诉“汪教授”，自己一亲戚家的小孩在儿童医院诊断为心脏病，但由于小孩年龄偏大不能动手术，不知该怎么办。
“汪教授”说，心脏病属于心血管疾病，动手术是没有用的，用西医治疗病人也只有等死。他说，用中医治疗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完全能够治好，但需要很长时间。“汪教授”让记者放心把小孩带来，他今年70多岁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与记者聊了一会后，记者突然问他是哪所医院的教授。此时的“汪教授”则愣了一阵，之后就没好气地对记者说：“你不看病就不要问这问那。”
“汪教授”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就煞有介事地为记者开“处方”。趁“汪教授”低头开处方时，记者环顾四周，见墙上挂着一张《执业医师资格许可证》，但未见《医疗机构许可证》。诊所内除了一排中药柜就只有一张坐诊看病的桌子。不一会儿，“汪教授”便给记者开了6副中药。
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医托”？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受害的总是他们——农民父老乡亲，难道用“无知愚昧”、“不懂医学知识”就能完全解释得了吗？我遇见另一位来省城看病的农民，姓邓，来自江西崇仁县，耳垂下长瘤子，五六年了，近数月有痛。县里医生说，要开刀，介绍他到省一附院。医院太大了，外科楼13层，内科楼16层，门诊楼14层，他立在医院门口不知双脚迈向哪里。家乡的山再高他能爬，谷再深他能过，高楼之下，他找谁？来了一个热心的中年妇女问他，看什么病，他说了。中年妇女说：“我得的也是这个病，吃了几包药就好了。不开刀，花钱少，我带你去。”挡不住的热情，简易经济的治疗吸引了他，他的双脚跟着中年妇女移动了。花去了700元，肿瘤依然，疼痛依然。县里医生说，你赶快去一附院吧，再拖就会变癌。他第二次来省城，问他为什么要跟“医托”跑？他的回答很简单，省钱。县里医生说，开刀要花几千元。开刀要流血挺吓人的，吃药能治好，何不去问问？用最少的钱治好病，用最简便的方法治好病，这是每个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这个愿望和要求与一块磁铁石埋在他们心中，只要与这块磁铁石相吻合的另一块很快就会吸引在一起，那力量是趋向的、神秘的、巨大的。
一方面许多疾病确实无法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少的费用去治疗；另一方面，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师在为农民治病时，有多少人会去考虑怎样为农民省钱省时呢？许多医院都实行了科室目标管理制，经济不达标，医护人员就无法拿到奖金。这种机制下，收费系统还怎样运转呢？比如说，用药，是用价格便宜的青霉素还是价格偏高的阿奇霉素？再比如，下颌骨切除，可以用肋骨，可以用钛板，后者是前者费用的四五倍。如果是前者医生要担风险，前者的总花费近2万元（上海地区近3万元），农民治得起吗？
九江市庐山区赛阳乡金桥村有个姓孔的农民，孩子出生后患了眼疾，当地医生劝他到省城治疗。下了火车就被“医托”骗走，700元病没治成，口袋被掏空。再到二附院眼科就诊只剩下挂号费了，算是问清了治病的费用要1000元，夫妻俩把孩子带回家。1000元要存两三年。当孩子4岁时来到医院，医生说已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夫妻俩抱头痛哭。医生说当初你为什么不取钱就来。答，我到哪儿去取钱，乡下人要一点一点存，我们存了3年哪，3年就得到一个不能治的结果！站在漫漫的求医路上，他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被骗，他们又何尝愿意受骗？像这样受骗后失去了眼睛，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的例子还少吗？
5老有所医：一道很难平衡的方程式
廖细佬老了。老了他不急，他比好多老人强，他养了4个儿子，根据4个儿子的协议，他不用种田了，每个儿子家住3个月。儿子是他的骄傲。养女的人家就苦了，女儿嫁出去了，两个老人谁养，郎（女婿）自己的父母还要养哩。在他63岁那年，小儿子外出打工，被汽车撞伤，成了残疾人，一只脚永远离开了他。虽然装了假肢，可挣钱难多了。他提出，请兄弟们照顾，不承担父亲的养老。3个哥哥条件还好，没多考虑，同意了。从此，廖细佬一年跑3处。现代生活总是多变，老大不知哪年患了肝炎，当肚子里有了水，才晓得已是乙肝晚期。有一年，老大半年住在医院里，哪有能力赡养老人？他也像弟弟一样提出不承担养老的义务。这次老二、老三没有同意，你不养，他不养，谁来养？和睦的一家人转眼反目为仇。这年春节按顺序该到老大家，老大卧病在床，实在不能接纳，老二、老三说绝不能开先例。小儿本想接父亲过年，他老婆反对：“接客容易送客难，要是老人不走，怎么办？”结果是，廖细佬夫妇在自己曾辛苦共养育了4个孩子的破屋里渡过了一个寒冷的春节。从此，廖细佬的脸上再也看不到那自豪欣慰的笑脸了。疾病击倒了他的儿子，也冲走了他晚年的幸福。老人一旦生病，谁支付医疗费，在农村，自然落在子女身上。子女中有人外出打工挣点钱还好商量。如果兄弟都是以种田为生，经济拮据，一年所获只能供老人温饱，病了怎么办？住院了，医药费兄弟之间平均摊分。日常生命吃药就复杂了。吴老三是修水县黄沙桥乡一个农民，每年冬天气管炎犯病，犯病就要吃药。原来冬季在小儿子家住，夏季在大儿子家住。想到每年支付的药费，说什么，小儿子也不同意这种方案。他们又将冬天再次分割，亲兄弟，明算账，谁也不能吃亏。这样做，确实有悖于中国的孝道。年迈体弱的父母完全理解子女，他们也不愿增加儿子的负担，也不愿伤害两兄弟的感情。老人病了，不能动了，总得去一个地方，总得有人为他们送终。无疑，患病的老人们给贫困的农民带来的是雪上加霜，破屋逢雨。
金色的黄昏，夕阳的美好，三代同堂的幸福，一家人进餐的温馨在这个时刻，这个状况似乎都消失了。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哪怕子孙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只要长辈活着，一个大家庭或四世同堂，或三世相聚都要在老人的威严下维系着，这是脸面，这是正常，这是伦理的必需。进入市场经济后，在农村，女儿长大成人后嫁给外姓，与父母劳燕分飞，远离故土，如果是独子，那就是几代同堂，如果有两三个儿子，那肯定逐渐分家，各自东西。老大盖新房，老二也不会落后。这样多儿多孙的家庭，面临的问题是：两个老人落户谁家。如果有劳动力，尚能做做家务，照护子女，应了一句古话：家中有个老，胜过有个宝，谁都想要；如果身有残疾，患病卧床，谁都不想要。不是子女不尽孝，有病的老人请进屋，立马需要支出的是治疗费、医药费，谁埋单？
当我们诅咒金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依赖金钱，没有金钱，没有了经济基础。在有些地方，有些家庭，有些人群中感情大厦会崩塌成残垣断壁，亲情会被金钱的魔爪撕裂。子孙该如何仰望自己的祖辈呢？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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