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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3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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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还真有收获。甚至可以说,收获太大了。我不但补齐了夏卫华师长抗战时一些故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还看了他档案里的一份离婚申请报告。
上级领导: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X军XX师的离休干部夏卫华。现在我申请上级领导批准我与黄秀英同志离婚。
由于身体原因,我于1980年从西藏离休到了本市。1981年,市妇联的一个女同志介绍我与黄秀英同志认识,两个月后,我们结婚了。那时我五十九岁,黄秀英三十二岁。黄秀英嫁给我时,已经离过一次婚,身边有两个小孩,一个十岁,一个八岁。结婚后的开始七八年,黄秀英同志对我还不措(错)。我对他们母子三人也挺好的,我一辈子的积蕴(蓄)都用在了家里,花在他们身上了。两个孩子读不出书,也是我安排他们俩进厂的。可后来,黄秀英同志就对我不好了,她道德败坏,乱搞两性关系,她说我不能满足她,她还打我。我曾多次向组织反映过她的情况,组织也劝告过她,可她不听组织领导劝告,依然我行我数(素),没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还把野男人带回家,我不准,她又打我,把我两根协(肋)骨都打断了。我实在无法忍受她了。
间(鉴)于她种种恶劣的言行,我请组织批准我与她离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夏卫华
1996年5月28日这些年来,每到八月和十月,电视里总要演一些战斗片,这些战斗片内容虽然陈旧,表现手法也有些幼稚,可我一直爱看。那里面的正面人物(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都活得扬眉吐气,死得轰轰烈烈,哪一个不是铁打钢铸的铮铮好汉?我可没想到,他们中居然有人会是这样一个晚年,而这人还是个师长!
我内心一时有点失落,但又隐隐地有点莫名的兴奋。
不知道什么时候,李干事已站在我的身边,突然问道:“看到有用的了吗?”我浑身打了寒战,就像一个小偷被当场用手电筒照住一样。但是,定睛看李干事脸上的表情,我的紧张就没有了。我的反应好像正在他的预料之中,而他好像是有意让我看到这份离婚申请书,有意把这份隐私拿出来与我分享。以示自己某方面的能耐。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地道。但是,对他这份对我的慷慨我还必须表示我的感激。
“真没有想到,老首长会有这样的遭遇,你们不管一下吗?”我觉得我有点谄媚李干事。他不过是个干事,老首长的事肯定轮不到他管。
“那时我还没分配过来,听刘处长说,管是管了,可越管他家越热闹,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会有这样的婆娘?!”我气咻咻地说。
李干事哈一声笑,“世上什么婆娘没有?”然后突然压低了声音,“夏师长打仗是个好手,但是做丈夫可能不如他打仗厉害。”
我一愣,觉得李干事说的话,有点超出了他的身份。我也不想听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夏师长的私生活,所以没接他的茬。
我问:“他们真的离了吗?”
李干事说:“不离怎么办?不离夏师长早死在她手上了。但是,虽然婚离了,她还是经常来找夏师长的麻烦。”
我莫名叹了口气,“离了婚还来找师长麻烦?”
李干事说:“是啊,主要是为她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单位的效益不好,都下岗了,那婆娘缠着师长,要他重新找工作。”
“师长就这么听话?”
李干事冷笑道:“就算师长听话,也无能为力啊。据说他俩以前的工作,都是干休所领导帮忙安排的。”
我无话可说了,捧着李干事倒的茶,一口一口喝着。把一大杯茶喝完,我霍地站起来,就与李干事告辞,说晚上要写稿。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是的了,我发现师长缺了半边耳朵,是不是抗日时被日本鬼子咬掉的?上午我忘了问他这事,档案里好像也没看到。”
李干事嗬嗬笑起来,“你啊,好在没问,要不然就犯忌啦。哪是日本鬼子咬的,就是那个婆娘咬的呢!”
我一下子呆住了。好一会儿,我才说一句,“哎,这个师长……难道就这样放过她?”
李干事说:“能有什么办法?我听刘处长说,那次师长捂着血淋淋的耳朵,只知道哭,哭着喊过世亲人的名字,哭着喊牺牲战友的名字,说那时子弹为什么不长眼睛,他盼都没盼上一颗……唉,遭罪啊。”
当晚,我一点写稿子的心情都没有。我不但没心情写稿子,还没心情干任何事,只好蹭掉鞋子,上床睡觉。可我睡也没睡好,一会儿梦见自己变成了日本兵,被夏师长抡起大刀砍得抱头鼠窜;一会儿又梦见自己与夏师长联手把那个婆娘扑翻在地,然后开枪把她打死了;一会儿又梦见我的女友带着奇怪的笑看着我说:你搞按摩了……凶梦惊醒,我发现自己一身的冷汗。窗外夜车经过的呼啸声,惊心动魄。
第二天,我把夏师长的事和我的一些想法对石主任说了。石主任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忙着自己手里的事,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说:“这有什么,不分高低贵贱,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也管不了。”
我听了石主任的话,感到很失望。但后来我听别人谈起石主任的家事,才知道石主任说这话是有出处的。他看上去有钱有车也有点权,让我们这些一穷二白的后生羡慕得不得了,但他的家事也并不完美。七年前他的老婆就撇下他和六岁的儿子,去了日本,并且再没有回来过。
石主任接着告诉我,千万别把这些事写到稿子里去。我还不至于那么犯宝。当然,我就算犯宝,石主任也会大笔一挥,把它划掉。这会儿,全世界都在营造一种纪念抗战胜利的喜庆气氛,人们需要这种气氛,至于老师长的隐私,我相信没人会感兴趣。
六千字,我写了整整一天。忐忑不安地把稿子交到石主任手里,我像一个面临宣判的囚犯。随着石主任越来越严肃的面部表情,我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上了。不好了,稿子可能会被枪毙,我忙活了一天,可能白忙活了。不但白忙活了,而且还会让石主任彻底看低我这个人。早知这样,我应该再想想,再改改啊。现在可怎么办呀?
我心脏差不多要爆炸了,石主任突然把稿子一合,叫道:“不错嘛!看不出你这个伢子,呆头呆脑的,写起文章来,还真有一手。”
听了这话,我的心自由落体般地掉了下去。一手心的冷汗,这时才悄悄拿纸巾去擦了一下。我满脸绯红地笑道:“谢谢石主任,谢谢石主任……”
“谢我干吗?我得谢你才是啊。嘿嘿,这班化生子这回可看走了眼,都不愿带你,让我捡个漏子。”石主任呵呵笑道,笑完又说,“小胡啊,你要是能打字就更好了,现在报社提倡无纸化办公。以后,你就在我的电脑上练习练习吧。”
我大喜过望,忙说:“好的好的。”谁不想用电脑写作呀?可学校的电脑要三块钱一个小时。我到哪里去找这笔钱?这回我要利用石主任的电脑,把五笔练熟,以后找工作,无疑就多了个砝码。现在单位用人,都需要懂电脑的。
《追忆激越年华》,这是我的标题。石主任把它改为《黄河在咆哮》,并添了个副标题:老八路追忆激越年华。还有,在标题下,添上了刘处长和李干事的名字。这让我好不理解。实习前,班主任就反复讲过,写稿时,一定要把实习老师的名字署在前头,这既是礼貌,也是规矩,要不然鬼都不会做你的实习老师。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实习老师给你出点子,带你去采访,又帮你改稿,署他的名字当然应该。但有必要署刘处长和李干事的名字吗?
我撇了撇嘴巴,没吭声。石主任看出了我的不舒服,就笑,“你这个伢子,贪功了不是?做人要圆和,既然他们对我们客气,我们给他们挂个名也是应该的。挂个名,对我们没什么,他们又不要稿费。可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这是他们宣传干部的业绩,与他们以后的提拔和年终奖金都可能挂钩。”
我听了,不好意思地搔了搔脑袋。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石主任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哎,署他们一个名也是应该的。
石主任刚说罢,李干事就打来电话,问稿子写得怎么样了,还要不要他帮忙?我忙说不要了。石主任朝我眨了眨眼睛,我一点就通,就在电话里告诉李干事,稿子已经写好了,马上会见报,到时他和刘处长的大名都会在报纸上看到。
李干事果然开心极了,笑着说:“我的名字就算了嘛,署我们刘处长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说:“怎么能算?你陪了我们整整一上午,又陪我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刘处长的名字署不署没关系,但你的名字一定要署。”
李干事忙说:“谢谢,谢谢,那拜托你一定要署刘处长的名字啊,不然我的名字也就不要署。”
我笑着说知道了。两人闲聊了一阵,李干事告诉我,明天夏卫华师长在长星小学有一场爱国主义教育演讲,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要看我们主任的意思。放了电话,我把这事报告了石主任。石主任说:“当然要去呀,你可以写条小通讯,放在社会新闻栏发。我知道你们实习要算篇数,这不又一篇吗?”
我忙说:“谢谢石主任。”
石主任笑道:“呵呵,嘴巴甜一点也好。对了,你得告诉李干事别通知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了,要不然稿子一冲突,你的就发不出了。”
我忙打电话给李干事。李干事同意了,并预祝今后合作愉快。我听了这话,打算下一篇稿子也署上他的大名。
三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长星小学。由于转车,再加我不熟悉小学的位置,等我赶到那里时,长星小学的操场上已坐满了花花绿绿一大片人,主要是小学生,也有很多围观的市民。一个粉头粉脸的家伙(大概是校长)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准备发表开场白。我看到夏师长一脸笑容,坐在主席台中央,脸上黑褐色的老年斑,乍一看,如一群附着的苍蝇。
两次见面,只隔一天,但我的内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上次见面,我对他是又敬又怕;那么现在,我对他只充满了同情。我甚至觉得他的慈眉善目有些窝囊。他怎么就不长得威严一些呢?怎么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呢?顶着个将军头衔,怎么就没有一点将军风范?
校长开始讲话了。校长的声音像一只打鸣还不得其法的小公鸡,在劣质的扩音器里嘶嘶地尖叫,让每个人都觉得有利器在戳他们的耳朵。加上他有点夸张自己的声音,舌头在嘴巴里用足了力,以致吐出来的字夹杂了太多的气流。他的话,我几乎有一半没听清。但下面几句,我还是听得非常清楚,“……至今活着的老八路,是历史的见证!人民的财富!共和国的丰碑!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他们!爱戴他们!关心他们!”
这话讲得太好了,我忙掏出本子把它记下来,回去肯定用得着。不但我觉得校长讲得好,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校长讲得精彩,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校长用双手使劲地把掌声往下压,压了几回,才压住。
这时两个小学生站起来,迈开脚丫子奔向主席台,一个给夏师长戴红领巾,另一个在夏师长的脖子上套了一个鲜花环。
轮到夏师长讲话了,可夏师长大概过于激动,对着麦克风,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只用手把眼睛擦了又擦。这让在场的好多女市民也都抬起手拭眼睛,唏嘘感慨,说老八路能活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后来夏师长总算开口了,声音有些颤抖,他说自己是太激动了,他已有十年没见过这种场面了,他感谢人们还没有忘记他。他将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余热。接着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同我那天听到的差不多,等讲到一把寒光闪闪的钢刀把鬼子砍得滚瓜流水时,声音里明显有了底气,高亢起来,长满老年斑的脸上居然容光焕发。后来为了让听众明白他当时杀鬼子的痛快,还打起了手势,样子很像我们的战争片里首长在做战前动员,还真有些将军的风采了。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在这如潮的掌声中,我心中却突然莫名其妙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
夏师长的演讲算是非常的成功,但讲着讲着就跑题了,竟然痛心疾首地点评起如今社会的阴暗面来,对那些灯红酒绿、丰乳肥臀、贪污腐败等现象喋喋不休。“……我们那时,哪有这种现象?刘青山,张子善,才贪污多少呀?说杀就杀了!”
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而且讲得这么率真,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前天李干事没有请他们这些老八路去天鹅宾馆吃饭。
小学生开始交头接耳,围观的市民在摇头笑,不知是笑夏师长,还是笑时代的变化让人不明白。后来,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把麦克风的插头拔了,他悬在空中打雷似的声音才猛然跌落下来。过了一会,校长对他耳语了几句,他迟疑地点点头,两个人就扶他下了主席台。我怀疑校长骗他线路出了毛病。果然校长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太阳太大,将军有心脏病,需要休息,而且麦克风也出了点问题。演讲到此结束。”
大家轰然而散。我有心想跟老师长打声招呼,犹豫了一下,老师长就被一群人扶上了小车,走了。
回到报社,今天的报纸早已出来了,我昨天的那篇文章登在纪念抗战专刊上,占了整整一版,还有剩,转到别的版面了。组版编辑把版面弄得花花绿绿,俗是俗了点,但挺惹眼的。拿着报纸,我心里美滋滋的,准备重新读一遍。这是迄今为止,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最长的一篇文章了。
电话铃响了,我抓起电话,又,是李干事。他在那边很夸张地把这篇文章赞扬了一番,对我有刮目相看的味道,说我“年轻有为”,尽管隔着电话,他的声音还是极有感染力。赞完文章后,又问我上午去听演讲没有?我说去了,正准备写稿呢。他就说好的好的,不打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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