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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3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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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太大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它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五百个师，总人数超过三百万（与德国军队人数相当）。（中国共产党军队目前没有与政府军队并肩作战，而是在日本战线的后方建立游击区。共产党拥有三个超级师，每个师人数达四万人，另有二十五万非正规军。）
中国不为人知的军队的兵力充足、有能力、士气高涨，可以弥补军备物资的缺乏。中国军队士气之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坚强决心，在1941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可以相媲美。假如有机会向中国士兵提供军备，他们能保证履行使命。（《时代》，1941年6月16日）
这期《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应该也由白修德主笔。仍是他的一贯风格，如同在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从一包大米在重庆码头装上船运往宜昌前线开始写起。在叙述这一运输过程中，中国军队——主要是宜昌前线保卫三峡的第六战区的部队——的方方面面被文学化地描述出来。
一包大米历经艰辛被苦力送到了前沿阵地：
在最后一座山顶，苦力可以纵览宜昌前线全景。他的四周是中国有战斗力的部队：机关枪阵地由步枪群队掩护。往下，是一条条战壕，巧妙地用绿树枝、土堆、移来的麦子做掩护，地下掩体里弥漫着臭味，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挤满着浑身气味的士兵；再往下，是竹篱笆、木栅栏和地雷阵，最后二百码是无人区。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铁丝网、坚固的掩体、混凝土碉堡。整个场景相当安静——其他时间安静得苦力能听到田野里的蜂鸣，除了每隔几分钟从日军阵地后方传来一声轰隆，那是日本的大炮在发射。
到7月7日，这场战争在中国已经激烈进行了四年了。为期四年的战争，带给中国许多痛苦，但也使中国学到了很多。对于一个其军队的军官素来以善于敛财和尔虞我诈而非掌握军事技能著称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具有才干的、一流的军事指挥官。
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军队的军官，比蒋委员长损失惨重的部队的军官还要年轻。蒋委员长五十三岁，陈诚四十一岁，陈的前线指挥官三十四岁。在这些师里，很难有年过四十的军官，甚至校官通常只有二十几岁。
这些娃娃军官是坚强的娃娃。他们整洁如保养良好的枪支。按照中国的标准，他们身材魁梧，休息时情绪放松而快乐，作战时则勇猛无比。他们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攀越山峰，与他们相比，大多数体胖臃肿的美国校官们简直毫无战斗力。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他们仍然懂得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它们。
中国的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六十五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时代》，1941年6月16日）
显然，卢斯希望用他的刊物，使美国民众真正认识四年来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独立作战的中国军队，要他们从这支被讥讽为“农民军队”的身上，看到一个民族不可能被征服的精神。因此，由白修德主笔的报道，读来荡气回肠，它无疑是对几年来为国捐躯、为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的礼赞与讴歌，对中华民族而言，他们都是永远的英雄。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这是烽火中的传奇，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应融入几千年的历史之中，让后人感怀，让后人景仰。
《不为人知的军队》——《时代》1941年用的是这样一个标题，而今天，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标题：《不应被忘记的士兵》。
三 “这是一个美妙时刻”
在卢斯结束重庆之行两个星期后，1941年7月19日，另一位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美国人乘坐飞机来到了重庆，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他随身带来了一封罗斯福总统写给蒋介石的正式信函：“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欧文·拉铁摩尔先生。他精明能干，了解并完全赞同我的基本政治立场。相信他的建议会对您有所裨益。我和他一样十分清楚，作为您的政治顾问，他将只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完全地效忠于您。……”
拉铁摩尔和中国的关系，与卢斯有相似之处。他虽非在中国出生，但不满周岁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他们是在上海、保定等地中国学校里讲授英语的教师。拉铁摩尔在中国长至十二岁，然后去欧洲读书，十九岁时又返回中国。他精通汉语、俄语、蒙古语，是有名的中国通和远东研究专家。在世界局势日趋复杂之时挑选他来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可见一直奉行中立政策的罗斯福，已经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做准备，他开始意识到加强美、中军事沟通的重要性了——尽管这一改变姗姗来迟，也远非卢斯乃至蒋介石所期待的力度。
不过，变化毕竟来了。
如卢斯一样，拉铁摩尔从香港前来重庆，乘坐的飞机也降落在珊瑚坝机场。时至七月珊瑚坝机场仍在启用，可见这一年长江上游的洪水来得颇晚。拉铁摩尔的回忆，为战时重庆的航空状况提供了佐证：
只有当天气十分恶劣按惯例不能飞行时，飞机才从香港动身，飞往重庆。当我乘坐的飞机起飞时，天气看起来肯定是不适合飞行的。
……在一段钻云穿雨却无惊无险的飞行后，我们在重庆江心一个平坦的布满砾石的小岛上降落。走下飞机后，我们穿过一条隧道，然后乘轿子沿着一段崎岖陡峭的小道登上重庆江堤的坝顶。（《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7…98页）
走进重庆的第二天，拉铁摩尔被接至蒋介石的官邸，进行首次会晤。蒋准备好了翻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战前新闻界著名人士董显光，但拉铁摩尔精通汉语，蒋的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官话也无障碍，他们便直接用汉语谈话。以往蒋介石与欧美人士见面时，大多情况下宋美龄均会在场并负责翻译。现在拉铁摩尔成了一个例外。
有意思的是，两人初次见面，谈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当时正值1941年7月初德国人的闪电战仍势不可挡地向莫斯科滚滚推进，蒋介石跟我谈的第一件事是：“罗斯福总统对德国入侵苏联有何高见？”我答道：“总统认为德国人将向纵深推进，但苏联将重整旗鼓，最终战败的是德国人，苏联人将赢得胜利。”蒋以与罗斯福完全相同的措辞说：“不错！我同意总统的观点。我所有的将军都告诉我德国人将获胜，但我认为苏联人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9页）
十天之后，7月31日下午，他们终于就中国问题有了一次正式交谈。这次交谈，由拉铁摩尔负责整理一份谈话记录发送给罗斯福。好在拉铁摩尔保留了记录的副本，使我们有可能了解此时蒋介石的苦恼、困惑与思路。他对拉铁摩尔说：
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觉自己依旧处境孤立。尽管美国一直慷慨地向中国表示同情和友谊，并且像英、苏两国一样向我们提供物资援助，但是中国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战争结束时，能否保证其他民主国家不会疏远中国，并平等地对待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民。
建议之一是，总统建议大不列颠和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建议之二是，中国参加美、英、澳和荷属东印度召开的太平洋联防会议，这个会议已进行了一些时候。迄今为止，尽管中国一直在抗击日本侵略——这一侵略也威胁着这四个太平洋国家的安全——她在这个会议中却没有一席之地，而召开这个会议是预料到日本将会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中国对这个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和作出的决定一无所知。（《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39…240页）
显而易见，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两个建议，正是试图摆脱中国独立抗战的困境，寻求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更大力度的援助，或者说，借助外部特别是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这恰是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贯的思路。
时机终于在几个月后到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烽火硝烟在太平洋上空升腾而起。中立的美国终于不再可能超然于中、日战争之外了。由中立到对峙，再到对抗与交战，继希特勒入侵苏联后，美、日关系又发生突变，1941年下半年的世界格局完全改变，这一改变根本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自然也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卢斯家中时，卢斯正在纽约寓所里举办一次家庭聚会。客人中有亲历过中国1927年大革命的美国著名记者希恩，有美国驻苏大使，还有中国作家林语堂。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卢斯在格林威治村的寓所里正在举办一次聚会，……两点三十分时，二十二人围坐一起午餐。卢斯夫妇有个规矩，吃饭时不能被电话铃声打断。可是，正在吃饭后甜点时，一个太重要的电话还是打进来，管家把一个托盘放在卢斯夫人桌前，里面有一张纸条。她看后，立即用勺子敲敲杯子，要大家注意。
“各位请安静，不要讲话，请听我说。”她说，“日本人已经轰炸了珍珠港。”顿时一片嘈杂、呼喊，要求听听细节。当大家一起冲向收音机和电话机旁时，只有一位客人稳坐在椅子上。他就是林语堂博士，他歉意地吃完甜点：“你们知道，这是最让人盼望的事。”（《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9页）
卢斯的父亲——曾在中国长期传教并担任过燕京大学副校长——对这个消息感到尤为欣慰。奇特的是，老卢斯居然是在获知这一消息之后的当天晚上安然去世。卢斯一家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在这历史大变故的瞬间有了巧合：
老卢斯和他的儿子一样，对这一消息感到兴奋异常。日本现在与中、美同时开战，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将史无前例地站在一起。老人说：“我们终于要明白我们对中国、中国对我们的意义了。”
当天晚上，老卢斯博士在睡梦中死去，享年七十三岁。白修德向卢斯慰问时，卢斯平静地回答：“对于他，这是一个美妙时刻，他终于活着看到了美国和中国结成了同盟。”（《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9—190页）
美国卷入对日战争，这正是卢斯、蒋介石等许多人最愿意看到的事情。卢斯年初提出“美国世纪”概念时发出美国应该介入远东战争的呼吁，现在终于变为现实。在6月《时代》选定陈诚为封面人物时，那篇《不为人知的军队》的报道，曾这样强调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美国乃至欧洲战争的意义：
他们决心把日本从他们和父辈们生活的土地上赶走。当战争蔓延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后，他们的斗争就成了更大规模斗争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抵抗战略与英国、美国的防御战略相互配合。但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战士，已经成为大英帝国这个“店小二民族”（拿破仑语）的士兵的同盟军。如果苏伊士沦陷，中国农民就可能发现，他们的敌人将转而进攻印度；如果长江三峡失守，中东的抵抗者则将很快受到获胜的日本人对他们的供给线的压力。
对美国而言，大范围的中国的胜利，将使未来局势变得大为轻松。中国战线的军官们认为，只要能得到军火援助和飞机，他们就能获胜。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打好二十世纪的战争，遗憾的是他们仍不得不打一场十八世纪的战争，甚至连十八世纪的武器都没有。（《时代》，1941年6月16日）
如今，珍珠港的消息传来，重庆在欣喜中，仿佛所有的遗憾可以荡然无存。
在重庆的拉铁摩尔，这几日身体有病，本准备在12月8日这一天乘飞机前往香港。这天凌晨，他接到一个电话，他回想说可能是董显光打来的。董显光告诉他：“不要搭乘去香港的飞机。日本人已经攻击了珍珠港。这意味着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他们也要进攻香港。”
几个小时后，拉铁摩尔出席了蒋介石召集的高层会议。
我想大约是在那天上午十点或十一点，我被叫去参加一个仓促召开的高级会议，讨论发生的事件意味着什么。蒋介石看起来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并照例让到会的人发表意见。我不记得与会的确切人数，不过大约有十到二十人，都是高级军官和蒋最信任的政治顾问。
会议要讨论的首要问题之一是：“这是否意味着日本人将同时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回答是：“不会的。”我猜测当太平洋战争开始时，蒋并不完全高兴；但他肯定觉得有道理，因为他对日本未来行动的分析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他在一个方面肯定高兴。珍珠港事件意味着美国现在不仅正式地而且彻底地加入了战争。
在某种意义上，蒋痛感美国并未充分理解日本入侵中国带来的苦难。由于美国的力量将确保战胜日本，他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不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加强作战，从我们这边增加对日本的压力，以加速它的战败。”他的打算是：“让美国人去打败日本吧。中国要做的是坚持下去，直到可以在中国战场上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击日本为止。”换句话说，他的长远眼光是为他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作准备，以便在战争结束时，不是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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