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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3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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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看到了我便问：“你母亲的金银财宝放在哪？”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有什么金银财宝。”
他朝我龇了龇牙，说你划不清界线死路一条。正在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跟他耳语了几句。接着他上下打量我。那时我身上正晃荡着母亲的旧衣裳。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听邻居反映你妈待你并不好，结了婚将你往外赶。你是不是你妈生的？”
我当然知道我确实是母亲生的，尽管母亲没给我多少母爱。这时我脑子一转——是不是母亲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既然认为我不是我母亲生的，那我也不用硬往里套；当然我也不能违背事实。于是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真是个糊涂姑娘，连自己是不是她生的都不知道。说完就不再理会我。我找个角落问外婆，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昨天上午。
抄家持续着。家里的角落都翻遍了。热水瓶被剪开了铁皮壳，被子枕头被撕开，连墙壁都挖了个洞，书籍、父亲收藏的字画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红卫兵们调班吃饭，而我们呢，谁也不记得人还要吃饭，也没感到肚饥。
继父楼上楼下无望地转，最后蹲在屋角闷着头抽烟……红卫兵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带着几根金条、首饰、象牙、豹皮之类的走了。我连忙扶母亲上楼。
母亲上楼后木木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一个地方。我连忙告诉她，那只金镯我已经交给叶叔叔，现在抄过家了，明天我去拿回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则我应尽快地拿回来，不要让叶叔叔再承担风险；二则，母亲看到我保存好了她的宝贝，安慰中或许会冲淡受到的伤害。
第二天傍晚我出门了。为安全起见我先到一个初中同学、三代工人家庭虚晃一枪。说起来可笑，她是我的好同学，照理我应该信任她，但毕业后我与她两个学校，根本就没有什么见面机会。而一年多的时间，是很能改变一个人的，尤其在这特殊的年代，我这个黑崽子，她会怎样看我呢？细腻敏感的个性使我早早地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她家住三层阁，我上到二楼就下来了。——我这样做实在是怕有人跟踪，实在怕给叶叔叔惹事。确定没人跟踪，我才迂回着到了叶叔叔家。
叶叔叔关切地问了我一些情况，我一一如实告知后说东西我拿回去。
他点点头，叫来了小女，嘱咐着让她去将姐姐找来。
我等了很长时间。心里直纳罕：找？难道丢了？看出我的不安，叶叔叔解释说，你知道现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抄家时连马桶里都伸进铁条搅几搅。东西不是我的，受人之托我更负有责任。你别急……他越讲我越糊涂，一直到妹妹把姐姐找回来，他将长女从贴身衣服里拿出的带着体温的金镯接过再交给我，我才明白：他为了安全与责任，让长女将金镯带在身上整天在外面游荡。就这样长女带着它在街上逛了两天！我的泪水雨般滴落在这只金灿灿的镯子上。从此叶叔叔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师长、父辈。
可母亲并没有好转，见到金镯，她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惊喜，反而惶恐不安说她不要了。我只得将它交给外婆收藏。我要离家回校，母亲惊恐地一把拉住我，说她害怕，让我在家陪着她。看她失神无助的样子，我就滞留在家了。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张通知，让我回校参加革命。家里这个样子，从我的思想深处来说，我也害怕回校。我害怕那种疯狂、歧视与一种不可测的莫明的东西。后来听说学校停课了，我更有理由赖在家里了。
家里无所事事。所有的书都没有了。其实即使有书，我也没这个心思——母亲要么哭泣，要么呆坐，从批斗结束起不再出门。我呢，买菜帮外婆做家务之余，便看满街的大字报。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传单，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抄家是走资派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我顿时眼睛一亮，感到我妈有救了。当时我真的什么也不懂——只感到风云莫测世事难料，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必须救母亲！那么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如果我能让我家平反，那不是万事大吉了？我的父亲早已成为历史，而且我家现在是工人家庭！
于是我书写了告状申诉信。为了安全保险起见，我又一次趁着昏暗的夜晚来到叶叔叔家。记得那是炎炎酷暑，天热得一点风也没有。叶叔叔将我引到亭子间，将窗帘拉拢，门关上，将台灯压得低低的伏案看信。我看到汗水从他的脊背一颗颗沁出来、聚集、不堪承载时又连成一线向下直淌。我替他扇风……
看毕，他回过脸，我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沉重的忧虑与担心。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让母亲自己出面写？“她反正是个家庭妇女，最坏也坏不到哪里。而你青春年少，生命才刚刚开始。现在的形势谁也估摸不准。万一弄不好，你不是成了替反动家庭翻案的孝子贤孙？这辈子你还怎么做人？你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抬起头，带着那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不用考虑了。母亲卧病在床，怎能以她的名义？再说，我以一个女儿、一个小姑娘的身份更容易将信写得动人。至于后果，我已经想过了：大不了死。真的，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
他讶异地注视着我，想说什么最终又什么也没说。接着，他替我改起来。一边改一边自嘲：我也只是做点文字游戏而已，到时如果出了事可以辩解。只是到那时，任何辩解都是无济于事的。
那天我将抄好的信揣在口袋里，怀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走出家门。
那个工人造反组织的地址是早就打听好了的，在巨鹿路。但对于一个穿梭于学校、家庭两点一直线的闭塞女孩，仿佛远在天边。又适逢什么人静坐示威，公交车不开，我只得一路走一路问过去。我记得从东到西，几乎穿越大半个上海，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
我走上台阶，跨进门厅，见左右是红漆门。右边的屋子里人声嘈杂。我在房门口站住了，头倚在门框边朝里张望。红漆地板上盖着杂乱的脚印，但那种昔日的华贵仍顽强地从粗乱的尘垢中隐隐地显露出来。沿墙的壁炉架台上搁着一溜毛主席像。里面的工作人员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正激动地议论什么，还有两个伏案在书写什么。
我将头缩了回来，感到心跳得厉害。叶叔叔的叮咛又一次响在我耳边：你要慎重！那不是闹着玩的，关系你一生……害怕了？我问自己。一刹那，母亲的病态闪现在我脑际，我突然变得镇定与坚决。
我再朝里望了一眼。我不能这么不识相打扰他们的争论。那么能找的就是那两个伏案的人。迅速比较了一下，感到近门的那个似乎更和蔼一点。
我进门向他走去。“救救我妈妈！”我一开头这样说，而且声泪俱下。真的，这并不是我事先设想好的台词。我也不知道那个刹那，是什么使我完成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向成人的飞跃。英雄情结？还是情之所致？反正他听得专注，还让我不要哭。接着问我要书面材料。我呈上了我的信。也许我的文笔不赖，也许我的事例有其特殊性，也许一个小姑娘孤苦无依的眼泪能打动人，反正，他看得有点动情。我感到有了一丝希望。他将信收起告诉我让我放心，说他会想办法帮我解决的。我将信将疑。几天后，我家果然平反了。
平反的红榜没有改变母亲的病态。母亲仍在她臆想的惶恐中生活。幻听使她整天怀疑别人害她。她会偷偷躲在墙边听邻居家壁脚，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黑名单；会杯弓蛇影地怀疑楼下刚买来的收音机是发报机对她盯踪；还认为电是黑帮用来毁她打击她的工具，因此在房间里用床单后来甚至是绝缘的橡皮胶布密密围挂；她会半夜起床跳着脚跟臆想中的黑帮对着骂……当继父与我劝她上医院看病，她便骂我们头脑简单，她从不承认有病当然拒绝看病。
我的“胜利”也为我找来了无尽的烦恼。母亲看出了我的“才华”，逼迫我写那永远写不完的告状信。我千篇一律地写，写得手酸手麻，还得拿着信到处跑。我无法跟她讲清楚，只得拿着告状信在街上转悠，转到中午才回家，如果是下午，则到傍晚才回家。有时甚至在黄浦江边一坐半天，逢叶叔叔厂休则到他家，回来还得编一套“上面的”话哄她。
我想上学校，学校早已停课。我感到生活是那么无望与无趣，一种从没有过的厌倦在我心头滋长。
一次为母亲要我上京告状我与母亲争执起来。真遗憾，那时我对精神分裂症理解得不像现在那样深，我总试着跟她讲道理，总试着将她从混沌迷蒙中拉出来。母亲是个个性极强的人，又因为古戏看得多，将子女的“孝”看得最重。我的劝说在她眼里是不可恕的顶撞，她勃然大怒，对着我吼道：“你给我滚！我养你这么大，还跟黑帮联合起来害我！”
个性也强的我，起身就走。她追着我的背影叫：“有志气出去别回来！”
我觉得自己的路断了。我来到黄浦江边，泪眼迷蒙地望着滚滚江水，这个世界上还有我留恋的东西吗？外婆的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但她挡不了母亲的刀言剑语；叶叔叔义薄云天，但无补于我的困境，然而却使我感到世间患难与共的温情是何等珍贵。霎时，我家平反前后我与他相处的节节幕幕在眼前一一涌现——他在记忆深处搜索唐诗宋词，他说一句让我跟一句，用浩瀚的文化滋润我的心灵并帮我打发无聊的时光；在我迷茫悲观时他用青松的精神鼓励我直面人生……我得向他告别！
我将内心的波澜与决定压人心底，和叶叔叔聊了两个小时。在他留我吃饭时我辞别了。我实在吃不下，也怕露马脚，因为我感到心中一股酸酸的东西直往嗓口冲。也许是我对久失的父爱的向往，也许在心底里我已将他当成父亲，在他送我出门时我竟破天荒地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了。因为再迟一点，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他一愣之后快步追了上来，一把将我扯住，“发生了什么？你得告诉我！”于是他连拉带扯地将我拖回家，在他的小亭子间里他苦口婆心与我谈了整整五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我不会再回家了。他说可以，他收我当养女，就住他家。
我理解叶叔叔的真心，可现实吗？在我被爱严密地保护起来时，我脑海里颠来倒去的都是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些诗句。无寻处，但我求生不得求死也难。再说我已经答应他坚强。我必须突围——我不能给他带来麻烦，给他带来经济重负。他已有五个子女，已经是拿长期补助的困难户。
一星期后，我给杭州表姐写了信。求他们帮助找个工作。表姐回信让我到杭州从长计议。
到杭州后，他们告诉我杭州只有闲散劳动力才能找到工作。那就得先结婚。还问我认为表哥如何？表哥已满三十，是个好人，他的忠厚老实透进骨髓写在脸上。跟着他不会吃苦，这我知道。但这不是我憧憬的爱和婚姻。继而我又想到，小时候不是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几年？那么再跟他一起生活也没什么的。重要的是我可以有工作！
于是我在不懂爱情时就有了婚姻——我像一只狂风骤雨中的小鸟，找到了栖歇的屋檐。
我逃离了。可是继父无法逃离。可怜他1963年底与我母亲结婚只过了两年的幸福日子，便付出了整整三十年生命的惨重代价——
喜欢热闹的继父，为了减少母亲怀疑，断了和一切亲友的来往；喜欢听收音机的继父，跟着母亲在幽微的烛光里过日子；为了母亲所说的自家的自来水有毒，每天跑近二十分钟的路到老虎灶打水；每天半夜被母亲的叫骂声吵醒，还得跟邻居道歉；甚至在患了胃癌后，依照母亲的主意竟没有上医院作任何的治疗！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母亲在将亲人一个个送走后，又长长地过了十年，2003年死在精神病院。
最后讲讲我的外婆。1972年初夏的一天，母亲上床后为避免声响赤着脚上楼听壁脚，外婆一觉醒来上厕所，不见了女儿心里焦急。她本来血压就高，未醒透一急，叫了两声母亲的名字就倒在了地上。几天后去世了。
宁夏有个镇北堡
张贤亮
一
宁夏在哪里？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宁夏是什么样子。宁夏甚至比内蒙和青海还更少进入外地人的视野。你翻遍全国各地报纸的旅行社广告，很少见到一条来宁夏旅游的线路。1983年，那时出国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外派，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跟严文井和陆文夫到北欧访问，文件居然下发到甘肃省宣传部。二十多年后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来宁夏做我一个节目，摄制组在银川还住了几天，节目播出时，解说词竟是这样介绍的：“张贤亮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银川市”。难怪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是从甘肃、青海或内蒙转来的。有时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也会问，“甘肃那边怎么样？”“你在内蒙还好DE？”常常令我十分惭愧，似乎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的错。
其实，我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也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1954年我十八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我一天能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只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还有那么少数几个，我就是掌握这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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