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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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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卓琳结婚后不几天，就双双回到了太行山。
卓琳到太行山后，留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马不停蹄，赶回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村。
一到师部，邓小平就同刘伯承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面积极地传达和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一面准备迎接日伪军的进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
抗战进入1940年以后，形势变得更加险恶、复杂。在刘、邓指挥下，一二九师先后进行了邯长战役、冀西战役、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磁武、涉林战役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到拥有11万正规武装、71个县和近800万人口的广阔地域。
从1940年8月开始，一二九师参加了由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是年9月，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至一二九师师部，在秘书科工作。于是，邓小平有个前线战地之家了。
12月初，一二九师师部移至山西境内太行山涉县赤岸村。从此，赤岸——这个位于太行山峰峦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成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成了刘、邓立马太行的统帅部驻地。
1941年5月以后，党中央开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2节 “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党的事业更好地前进。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他提出：对党的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应予平反”，包括邓小平等人被“无情打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逐个、具体地说道：
对萧劲光（曾被诬为军队中“罗明路线”的代表——引者注）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
对邓小平等人的打击“亦应取消”；
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
“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
对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的处罚“皆不妥当”；
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
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
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毛泽东的这番话，如阵阵春风、沁人心脾。邓小平、萧劲光等听了，欣然放下了包袱；博古、罗迈等听了，像吃了定心丸。
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全党整风前的一次重要准备会议），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党的路线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同志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王稼祥认为，党内出现路线错误的根源在教条主义。他说：“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王明在会上没有承认错误。他把错误推到了博古身上。
看来，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并非易事。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焦点，仍是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路线教育。1943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等人：“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毛泽东说：当时“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高超之处！
在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毛泽东又颇动感情地说：
“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望邓要为党争气。”
此话表明，毛泽东对中央区反“邓、毛、谢、古”一事是感怀至深、念念不忘的。
无独有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也感慨万千，作诗一首。诗云：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毛邓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此诗读来情真意切，风雅动人。
毛泽东的话，林伯渠的诗，想来邓小平是闻之读之的。然而，他从不形露于色。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3节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邓小平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着实为党争了气：政绩卓著，战功赫赫！
有史为证：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作为一二九师的政委，邓小平治军从来就是很严格的。从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有一次，邓政委的马夫在山西阳城县城纵马赶路，不慎撞倒了一位老大娘，满街百姓议论纷纷。邓小平知道后，大动肝火，严厉批评了自己的马夫，把他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处理，并从自己身上掏出几元钱，让人送去给老大娘作医药费。
在辽县西河头时，有一个老战士奸污一个妇女，政治部军法处决定将这个战士予以处决。当地群众知悉后，就派出代表到部队向邓政委求情，邓政委表示说，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决不能手软，非处决不可，而且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整顿全师的群众纪律。
在反“扫荡”时，部队出现断粮情况，邓政委就和战士们一道挖野菜、拔灰菜充饥，熬过了七个昼夜。一位新战士不忍心看到政委挨饿，设法弄来一个玉米，邓小平知道这是群众的玉米种子，立即叫这个战士送了回去。
在抗日烽火中，邓小平利用一切机会，亲自抓干部的培训，在赤岸的下温村等地创办了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以及供给、卫生、通讯等各种训练班，而且还亲自讲课，纵论形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时，邓小平领导太行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拿枪，抗击日寇，一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一面开展敌后斗争，一面开展经济建设，实行“生产自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奖勤罚懒”的制度，对有突出贡献的给重奖。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其劳动所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工作做好。”不久，《新华日报》（太行版）刊载了邓小平的讲话摘要，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二百元到三百元”。在抗战困难时期，太行山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不可谓不是重奖！
邓小平还大力支持著名的《滕杨方案》（即《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正式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原则，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将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困难局面，而且还在物质上支持了其他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表扬。
邓小平独挑重担，整风有序。
1943年10月，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这时，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蔡树藩、陈赓、薄一波、陈再道、陈锡联、杨得志等一批高级将领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太行山上，留下了39岁的邓小平独立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主持晋冀鲁豫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担子真是很重、很重啊！然而，这恰恰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除了积极而又稳妥地领导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全区的日常工作，在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等方面胜利地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外，还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开展了整风和审干运动。
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历时两年之久的晋冀鲁豫全区的整风运动有序而健康地开展着，而且还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审干运动中“左”的偏差，对搞错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和平反。邓小平当时的一句名言“真正可怕的是领导的‘左 ’啊”，在北方局的许多干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4节 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
邓小平说：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是“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和巩固，必须以对敌斗争为支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
邓小平在领导太行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创造了经济建设的“奇迹”，闻名遐迩，功盖太行。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敌人逼出来的。据敌酋宣布：“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一面封锁，一面掠夺，在每次“大扫荡”时，杀人、捉壮丁、烧房子、毁农具、抢耕畜、烧粮食、毁青苗等，“毁灭抗战生存力”。在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为深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一旦人民元气耗尽，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邓小平因此认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这是邓小平发表在1943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所提出来的思想。
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撰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阐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
邓小平在太行山确实传承了毛泽东的“治邦安民”的方略。
首先，邓小平“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的方针，而发展生产的“重心”，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民以食为天。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由于战时粮食普遍匮乏，不但军民食用供给不了，也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不能抵制敌货的倾销，不能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但发展生产，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太行区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太行区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抗日民主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生产的组织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如组织劳力调剂，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奖励劳动英雄，发动儿童拾粪，调解租佃关系，调剂牲畜农具使用，发动修渠、打井、植树、造水车，举办低利、无利贷款等。总之，邓小平说：“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与此同时，还发动根据地军队将士支援农业生产。“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保护人民收割。“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也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此外，“合作社也到处发展起来了”。在太行区抗日根据地，不仅解决了军需民用的粮食问题，而且根据地内“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品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
第二，尽力减轻人民负担，实行统一累进税法。邓小平在太行区“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总之，一切的政策、法令为着一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此前提下，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实施人民的“负担政策”：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扩大财政负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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