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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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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凳┤嗣竦摹案旱Ｕ摺保菏敌型骋坏睦劢埃┐蟛普旱Ｃ妫垢旱Ｈ耸锏阶苋耸�80％；减少农民公粮负担，1943年度公粮比1942年减少了16％到17％；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处死刑）；实行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改革历史“病政”，规定村无派款权，实行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等。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忱，奠定了“财政的基础”。
第三，实行“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税收贸易政策，争取出入口平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太行区“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资如药材、草帽等的输出，换回根据地的必需品（食盐、火柴等）；组织群众性的缉私队，严惩营私舞弊；组织商人参加自由贸易，调剂粮食棉布交易，反对贸易垄断；发展合作社事业，开展输出物资（如挖药材、收购猪鬃等）。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时写道：“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度，增强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
第四，发行地方本币，掌握货币政策。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区“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法币即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当时伪钞流通很多，存在着“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太行区根据地发行了“冀南钞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令货币），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由于本币的信用度很高，“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从而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营，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
第五，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敌占区和游击区，与根据地区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敌人抢粮、抓丁、掠夺等极为严重，“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抗日民主政府帮助敌占区、游击区人民“采取武装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抢粮计划，组织壮丁逃亡等。“没有这样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敌占区同胞的惨状不知变成如何的程度了。”
总结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邓小平归纳了四条：“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中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这是邓小平在太行山时经常说的警句和名言。
邓小平总结的太行区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根据地政府一切“为着这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保护人民利益的方针”，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可以说，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是邓小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瑞金、会寻安苏区积累的经济建设经验，在抗战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在抗日根据地的积淀和升华。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一个“奇迹”。“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奇迹的取得，源自什么呢？
邓小平指出：“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奇迹的“秘诀”，来自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根据地建设的指导原则，来自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与政策。
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最后写道：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信心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邓小平在太行山，与在延安的毛泽东是很贴心的；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思想，与毛泽东历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很贴近的！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5节 北方局整风
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是中共中央正式确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的重要年份，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极为关键的年份。
中国共产党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空前提高，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自六届六中全会合，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张闻天虽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由毛泽东决断。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推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会议还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从1943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统帅。
在此期间，毛泽东所创造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开始日益成熟、形成。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邓小平是继王稼祥之后较早地使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中共领导人。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4个月后，即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整风周报》上发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一文，明确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明的领袖毛泽东”——这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邓小平的理念，这就是1943年我党整风时期邓小平的判断！
这样早的理念，这样科学的判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从1942年2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边区和部队的整风运动。但由于边区和部队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于是，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撰写的这一重要文献的由来。
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就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整风的正确态度，进行了全面、扼要的阐述。
邓小平在谈到整风的重要性、必要性的时候，回顾了我们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他说：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统治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
紧接着，邓小平指出：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方面的经验。
随后，邓小平又谈到另一方面的经验。
他说：
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同上）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同上），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这段重要讲话的精彩之处和神来之笔，是邓小平明确地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明确地称颂了毛泽东同志为“英明的领袖”。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一席话，是发自内心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是有亲身体验的，是有实践基础的。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6节 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
邓小平在太行山、一二九师工作期间的出色业绩和才华，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信赖。
从1940年到1943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要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不但扭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危困局面，发展和巩固了根据地，而且还在物质上支援了周边的根据地，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表彰。
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分局所属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以及所属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的各军政首长参加了会议。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邓小平的这个报告，全面地回顾了五年来同敌人在华北尖锐斗争的发展历程，系统地总结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重要经验，深刻地揭示了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的规律、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这是一篇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的历史文献。
尤为闪光的是，报告中凸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坚持“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和“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在报告中论述了武装、政权、群众和党四种力量的辩证关系，精辟地指出：
“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以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
“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工作群众工作垮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的例子，证明了这点。”
“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
“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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