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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和谈演义 (第三部)作者:马辂-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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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堵住航道，让蒋介石乘坐的军舰驶不出吴淞口，再通过空军的关系，把机场控
制起来，不让蒋介石乘坐的飞机起飞，张权将军再亲率一部精兵，配合解放军，围
攻复兴岛，那时，蒋介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必将为我所活捉！”
张权、王亚文都觉得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捉蒋”计划。
但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力量是相当强固的，除30万正规部队外，警察、特
务多如牛毛。蒋介石到上海后，毛森亲自主管安全警卫工作，明里暗里，森严壁垒，
可谓滴水不漏。
蒋介石不仅多次召见汤恩伯、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谷正纲、毛人风、毛
森等人谈话，还以“校长”的身份，召开黄埔和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座谈会，
封官许愿，恩威并施，要大家团结对敌，共度难关。5月1日，他又在复旦大学召开
团以上军官会议，除亲自训话外，又让汤恩伯在会上宣布了《战令十条》，一连说
了10个“杀”字，使在座军官心惊胆战，头皮发休。会后，蒋介石下令将团以上军
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为“保护”，实质是做人质，迫使军官们不得不为他拼死卖
命。
所有这一切果然奏效，原先答应张权愿意起义的一些将领动摇了。182师师长王
挽危给张权送来了一张条子，上面只有四句诗：
羡公勇攀列宁山，
古柏参天耐霜寒。
惆怅不堪附骥尾，
各行其志勿相残。
诗意不言自明：他钦羡张权，又慨叹自己不能追随张之骥尾，而要各行其志，
改弦易辙了。
青年军209师师长方懋锴，也因家眷要去台湾不干了。
两个起义的主力师师长中途变卦，推翻原先的诺言，给酝酿中的捉蒋计划影响
甚大。张权又气又急，立即向地下党作了汇报。王亚文同意张权亲自上门做工作，
但叮嘱他小心谨慎，防止特务破坏或被人出卖。
张权冒着风险赶到182师师部，径直来到师长王挽危家中。
正巧王不在，王妻见老长官来到，热情招待。张权乘机向他说明去台湾的利害
得失，动员她坚决不去。王妻被说服了，表示：“我们母子生生死死都要留在上海
和老王在一起。”
第二天。张权又和王亚文赶到青年军209师方师长家中进行劝说。方懋锴显得非
常矛盾和为难。他坦率相告：“我是叫花子出身，是小蒋（蒋经国）一手提拔的。老
蒋腐败，小蒋还想有所作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要我举起枪打他，我于心不忍。”
张级劝道：“你这是愚忠思想。古代还讲‘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呢，
今天，更要一切以对人民的态度为出发点。”
方懋锴低头沉思，旋又长叹一声：“我与共产党面对面厮杀了这么多年，共产
党能饶恕我吗？”王亚文和张权郑重向方表明：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爱国一家，革
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傅作义名列战犯名单之中，但他在北平高举义
旗，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礼遇。无可否认的事实，说得方懋锴不住点头。他最后
表示：“一旦共军从我的防区进攻，我就举起白旗，开个缺口，让共军长驱直入。
然后我就解甲归田，回家去务农。”
眼看条件渐趋成熟，沙文汉主持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了上海地下党的决定：任
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部
署了起义的具体方案。
沙文汉强调指出：“我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上海敌人已成了瓮中之鳖。据情
报，蒋介石已于5月7日乘江静轮悄悄离开复兴岛，叫蒋经国留在上海督战。但蒋介
石本人随时可能回来。我们要迅速组织起义。5月13日上午，侄女婿秦然轩应约来到
张权家。张权叫他立即到复旦大学跑一趟，把李锡佑将军写给132师情报科长张贤的
一封亲笔绝密信件，务必亲手交给张贤本人。秦然轩知道事关起义机密，便穿上军
官服，佩戴少校军衔，一路顺利来到132师师部，把密信交给了张贤。张贤看完信以
后，显得很热情，询问怎样和李锡佑联系。秦然轩告之翌日上午由自己驱车来接张
贤。两人就这样约定了。张贤和李锡佑是同乡，又是军校同学。他一度穷愁潦倒，
生活无着，靠李锡佑接济。李任第14绥靖区少将处长时，将正在失业的张贤安排在
自己手下当中校参谋。李调任暂编第1纵队司令，又把张贤调来当中校科长。对于李
锡佑的多次提携，张贤感恩戴德，五体投地，开口“大哥”，闭口“司令”，唯唯
诺诺，无以复加。
考虑到张贤对自己忠贞不二，132师驻扎地区位置重要，放而李锡佑将起义、捉
蒋的极机密事和盘托给了张贤，要他串连师里的老同仁，把部队争取过来。
5月14日，距预定起义、捉蒋时间已不到两天。张权急匆匆地赶往复兴岛周围，
作了进一步的侦察。接着，将年事已高的老母亲转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又联系好
将夫人胡雪影送到亲戚家隐蔽。
15日上午，张权和王亚文在外滩公园秘密碰头，对翌日的起义和捉蒋行动作了
最后的筹划。下午，张权不放心吴淞口这个咽喉要地，又特地赶到吴淞炮兵司令邵
百昌家中，对邵作最后一次争取。他曾对王亚文说：“我和邵百昌朋友久了，关键
时刻不拉他走光明之路，对不起朋友。”
下午4时许，张权想回家看看夫人胡雪影转移了没有。他刚刚走到弄堂口，早巳
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将张权牢牢地抓住，关进吉普车，直送上海市
警察局。这真是晴天霹雷！如此秘密的行动，怎么会被敌人侦悉了呢？
原来，事情就出在张贤身上。他一方面向李锡佑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参加起义，
回到师部后却立即向师长告了密。师长大吃一惊，迅速报告了汤恩伯。汤让张贤带
路，抓捕了李锡佑。这是15日上午的事。下午，张权又被抓捕。这时距起义、捉蒋
行动只有半天了。
张权被捕后，特务多次对他进行审讯，要他供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和准备
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的名单，甚至叫张贤、李锡佑当面对质。但张极大义凛然地
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切都由我负责。上海起义的总领导就是我！真理是属于
人民的。我受人民的委托，反对老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不要
牵连无辜的人。”
由于张权被捕，由数万名国民党官兵准备参加的起义、捉蒋计划不得不被迫停
止执行。但由于他的守口如瓶，保护了地下党成员和大批国民党爱国官兵。
上海地下党从多方面设法对张权等人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5月21日下午，张
权、李锡佑在上海大新公司门口英勇就义。
此前一天，蒋介石坐军舰逃出黄浦江，前往马公岛，从此永别了他的发迹之地。
此后四天，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汤恩伯仓皇逃走。又过了两天。上海宣告解
放。
经陈毅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张权为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出卖起义的张贤虽然受到国民党的厚奖，却惶惶不可终日。
解放后，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是没有逃过惩罚，于1957年被判处死刑。
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毛泽东这时正在紧张地筹划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他一直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说是要等南京解放后才肯搬进中南海。然而南京
解放了，他却又推迟了搬迁的日期，说：“再等一等吧！”还要等什么呢？一天，他
站在一张一比一千万的中国政区地图前，指着右下角那条狭长的海峡问身边的工作
人员：“你们知道从大陆到台湾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有多远吗？”有的说：“看那
条海沟比长江、黄河也宽不到哪儿去。”
有的说：“最多不过几十里水路吧。”
毛泽东一笑：“要是像你们说的那么近就省事多喽！可是，从厦门到台湾最近的
澎湖列岛，有整整130公里哟！”渡江战役结束后，鉴于大陆的完全解放已经指日可
待，而蒋介石已把大本营迁至台湾，毛泽东的大脑里就开始考虑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的问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迅速建立起一支在近期内
即可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当攻占上海的枪炮一打响，毛泽东就电示陈毅，沪战告捷，应迅速准备，提早
入闽。
未雨绸缎。毛泽东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渡海攻台和突击建设空军的设想：我们必
须准备攻台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
全，则把握更大。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以
便在渡海作战时能夺取制空权。
在中共领导机关迁入北平后的第五天，也即3月30日，中央军委已成立了航空局。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组建空军的设想，立即召开军委会议，制定了一个比毛泽东原设
想更大的建设方案：请苏联突击培训600名飞行员，购买300至350架战斗机和轰炸矾。
这一方案当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于是，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
刘少奇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将在一年内解放台湾及海南岛、新疆和西藏的计划。
斯大林表示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偏见和错误。
斯大林问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说：“没有。”
斯大林说：“妨害了，应该说是妨害了，因为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毛泽东是
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蒋介石政权腐败，他是咎由自取。你们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
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态度非常严肃，透出内疚之意。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国空军建设问题，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只是说航校不
必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
斯大林还说，中国现在建立空军是晚了一些，如早一年，空军便可参加解放中
国南部的战役，蒋介石也不可能在台湾“另起炉灶。”
其实，早在口本投降后中共就在东北筹建空军了——在通化办了一所航校，不
过当时苏联没有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罢了。
斯大林的表态传到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见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
令员刘亚楼，要他出任空军司令并带随员赶赴苏联，同苏联商谈空军建设的具体事
宜。
在加紧建立空军的同时，毛泽东也着手海军的建设。在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
总统府的同一天，中共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
区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着手组建
工作。
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于6月15日暂时住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以后进城均住此处，直至9月21日正式由双清别墅移居这里。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
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4月30日发出的倡议。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信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
常委沈钧儒，说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对政协筹备会议的
出席范围、开会地点及时间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毛泽东还指示中共在香港的
负责人潘汉年，携带他亲自草拟的召开政协的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去见李济深和沈
钧儒，进行面商。
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
同盟），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
（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
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的号召。毛泽东立即复电，
对各民主党派的热忱表示钦佩，敦请他们及早进人解放区，共同筹划新政协会议。
然而，要把旅居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去，却有相当大的困难。
首先，由于内战正在进行，当时陆上、空中都没有通路，只能利用海上交通工具。
而且，由于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管辖之下，它与南京政府又有着外交关系，国民党和
港英的特工人员关系密切。因此，如何排除和避免可能碰到的种种干扰、破坏，自
然就成为中共方面必须慎重对付的问题。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尽力做好“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
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具体指定潘汉年、
夏衍、连贯负责执行。为此，香港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
局，夏衍负责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联系，许涤新负责筹措租船等经费，饶彰风负
责具体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通知先前从延安派到大连担任中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的钱
之光，要他从大连租用外国商船来往香港，以运载货物作为掩护，接送民主人士北
上。并且指定钱之光到香港走一趟，与香港分局直接取得联系，协同行动。为安全
计，周思来还设想好钱之光可以用“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公开活动。从
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这一年间，在中共香港分局四人小组安排下，先后护送了20
批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精英北上，安全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其中，由大连中华贸
易总公司出面租用外轮运载的有5批。第一批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
锴、章伯钧等，香港分局由章汉夫陪同。第二批主要有马叙伦、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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