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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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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我能理解这“不想写”三个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个已经结痂的伤口，你又要让它重新被挖开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血和肉，这确实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他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丧失工作能力、丧失拥有孩子的权利的惨痛代价！这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我在这里无法将它铺陈开来。
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看不见蛐蛐儿的表情，但我听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点愕然，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创造和梦幻的意境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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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蛐蛐儿从北京监狱放出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虽然我们从来都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的账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他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不好意思来看我们。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一部后来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稿子《啊，龙！》。当时我在《东海》杂志当编辑，蛐蛐儿为了投稿，第一次到编辑部来找我。那也是他出狱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没有反驳他，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当时的他依旧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他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我们更无从预料这种毒瘾居然会毁掉他的后半生！
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他还在父亲曾当过团省委第一书记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弼时的追悼会纪念册，里面的许多内容都给了他很大启发。最最关键的是，蛐蛐儿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这就是他写“总理遗言”的动因，他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总理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罢了。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风流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从一而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几次问哥哥：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父亲、姐姐，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单单把你和蛐蛐儿又关了大半年呢？假如说因为蛐蛐儿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还能说出一些继续关押的理由外，那么，将你也扣着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个颜色陈旧的牛皮纸信封，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的个人档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从中挑出了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材料。
第一封材料是：
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
袁中伟：男，二十三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字迹清楚，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一种赫然和庄严。
哥哥告诉我，他当时根本就不同意公安部作出的结论，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公安部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签字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子结不了，你就出不去，你难道不想早点回家和家里人见面吗？在他们反复轮番地劝说下，我哥哥终于同意签字。他在他的审查结论上写道：
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袁中伟
公安部的同志当时就傻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哥哥会签下这样的意见。他们将他一个人撂在房间里，出去商量了半天进来对他说：你这样签字就出不去了。我哥哥说：我不出去，我不能拖着这样一条政治尾巴去面对我今后的生活。僵持了半天，他们尴尬而无奈地说，那还是先让你出去吧。
出狱后我哥哥被转移到一个招待所，在招待所期间，他们继续派人轮番做他的工作，要他撤销自己的意见。他们说：这个案子已经定了，中央领导都签了字，你不要再固执了。有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和颜悦色地对我哥哥说，你们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我党历史上每次路线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是幸运的，这样的结局你们应该满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公安人员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说当时我哥、我姐、我父亲以及其他涉此案关押在北京的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共七人，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而我和母亲的户口也在我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迁移到富阳农村。假如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必将家破人亡。
此时，浙江省公安局来北京接我哥哥的同志也帮着做我哥哥的思想工作。一名姓蒋的老公安对我哥说：我们大家都是这场路线斗争的受害者，我的损失比你还大。原来这位蒋公安当时是省局负责“总理遗言”案子的成员之一，1976年7月26日，他去北京送此案的审查材料，他儿子的女朋友在唐山工作，儿子便要求和爸爸坐同一辆火车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车到天津时儿子下车了，从那儿转道去唐山。就在那天晚上唐山大地震，打那以后，儿子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他曾发疯一样地寻找和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生不见人，死不见鬼，这种莫名其妙丧子的悲苦他无法向任何人述说，他是去送死的呀！蒋公安对我哥说：假如那天我不去北京送你们的材料，我儿子是不会坐这趟火车的，不坐这趟火车，他就不会遭遇唐山大地震，不遭遇唐山大地震，那我现在可能就快抱孙子了……蒋公安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
哥哥不再说话，无论是天意还是人为，再大的冤屈比起一条骤然消失的鲜活的生命，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哥哥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认同，他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陈旧的牛皮纸信封里还有两张泛黄的纸，也许可以作为“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案的结尾：
第一张纸上的内容是：
中共浙江省委（决定）
省委发＇1978＇112号
关于给袁中伟同志
彻底平反的决定
省电力局党组转杭州市半山发电厂党委：
在“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利用追查“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反对“四人帮”的袁中伟同志非法抓捕，实行所谓“拘留”和“保护审查”，纯属政治迫害，应予彻底平反，对袁中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恢复其政治名誉。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张纸上的内容是：
公安部关于给袁中伟同志
彻底平反的决定
袁中伟同志因所谓“总理遗言”问题受“四人帮”在公安部党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迫害而被非法抓捕，进行所谓“审查”。事实是：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中共浙江省委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作出的《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是正确的，公安部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的这个决定。同时，撤销销毁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九年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2006．9．16．
原载《收获》2006年第6期
本刊责编 关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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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本纪
张宏杰
一
书案左手，架着一把名贵的古铜镜。每当读书倦了，杨广就揽起来，和镜中人对视。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破镜而出，照亮了他的双眸：从俊朗的眉毛到挺拔的鼻梁，从光滑的皮肤到鲜润的双唇，每一根线条都千斟万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很明显，这不是随手捏就而是精心设计的面孔。他百看不厌。
在内心深处，杨广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杨坚，另一个是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父亲给了他几乎一切他想要的：
他被安排衔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投生在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的府第。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歌咏长安灞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这首诗从老师手中流传到文人学士圈中，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
人间的父亲当然对他更加疼爱。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做隋国公时，杨坚重金为这个孩子聘请了国内最博学的老师，做了皇帝后，他干脆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他对王韶说：“公宰相大器，今屈辅我儿。”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为了像父亲那样收获万众的崇拜，尽享人生的每一点滴美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很少有哪个生命乐章的序曲能这样灿烂。
然而，天心永远不可能彻底被凡人所了解，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兄长杨勇。
二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的未来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其他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代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勾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那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数。
也许是因为师傅们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其他兄弟多是典型的纨绔，为了一时之欲，多违父母之意：长兄杨勇缺乏心机，行事放纵，老三杨俊性格软弱，奢侈无度，老四杨秀则性情暴烈，甚至“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只有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嫉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与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从很早开始，他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他却善于下人，从无骄纵之色。父亲杨坚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史万岁是国之名将，开皇十七年他远征云南回朝时，分别路过秦王杨俊所在的成都和晋王杨广所在的江都。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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