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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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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饮酒时,他常穿起短衣短裤,策杖步游,遍历台馆,细斟细酌每一处景致,直到天尽黑才止,“汲汲顾景,惟恐不足”。他知道,命运留给他体验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把在长安时就一直放在案头的名贵铜镜他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起它。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可是这个人头发依然乌黑,眼睛仍然明亮,与众人相比,仍然是那么出众!很显然,这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依然会以与众不同的形式抵达终点。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好头颈,谁当斫之!” 
   
  十九 
   
  虽然时刻准备着死,但说实话,当自己手下的卫兵闯进寝殿时,杨广还是感觉有点吃惊。 
  他的禁卫部队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他们不得不叛变。来到江南后,大臣们屡次试图劝谏杨广振作起来,就像前些年那样励精图治。那样他们还有可能重新控制住局势,大臣们的前途和命运还有可能重写。他们相信杨广有这个能力,也相信天下大势还有可为。 
  他们弄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如此颓唐。他们百般劝解,皇帝无动于衷,仍然沿着自己的方式,以加速度向灭亡滑落。皇帝对生命不感兴趣,他们可不想做殉葬品。在彻底灰心了之后,他们终于痛下决心,除掉这个成为累赘的皇帝,自救图存。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卫队闯进宫中,把杨广从床上拉起来。他们牵来一匹战马,令杨广骑上,把他押去朝堂。 
  睡眼惺忪的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显得紧张。他看着那匹战马,问道:“这是谁骑的马?马鞍子太破了,我怎能乘坐,给我换一副新的!” 
  昔日的侍卫给他找出了宫中最华丽的一只马鞍换上,他才上马。在朝堂之上,叛军召进刽子手。看着刽子手手中的刀,杨广喝道:“无知小人!诸侯之血入地,尚要大旱三年,斩天子之首,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拿毒酒来!” 
  昔日的部下乐于执行天子最后的命令,他们四处去寻找毒酒。但是不巧,找遍宫中,也没有找到。人们只好给了他一根白绫。 
   
  二十 
   
  杀掉了皇帝,人们这才发现,把他埋到哪里是个问题。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都在即位不久即耗费巨资,给自己修筑巨大坚固的墓地。只有杨广,虽然耗尽举国之力修筑了各项留传千古的大工程,却一直没有腾出时间修自己的墓地。在励精图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大业”上了。 
  武德年间,继承了大隋江山的李渊和他的大臣们感觉应该给杨广总结一下。他们送给了他“炀”字作为谥号。不过他们对于前主人的感情毕竟是复杂的,这一个字无法完全表达。他们从江南离宫的一个套院里找到了杨广的尸体,把他改葬到了扬州雷塘。之所以选择这里,也许是因为他修建的大运河(邗沟)正在此处静静流过。长眠在大运河畔,静听河水轻轻拍岸,人们希望奔忙了一生的他能睡得安稳。 
  原载《当代》2006年第4期 
  (本刊转载时有删节) 
  原刊组稿 吴玄 
  原刊发稿 洪清波 
  本刊责编 王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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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实 关爱人生
潘小平 


  《清明》创刊于1979年,刊名系茅盾先生亲笔所题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以发表当代中短篇原创小说为主,兼发散文、随笔、诗歌等体裁。创刊伊始,刊物就得到丁玲、陈登科、鲁彦周、冯牧等众多名家的支持,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发表了大量诸如《天云山传奇》《破壁记》《在严寒的日子里》《张玉良传》等等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20多年来,《清明》得到贾平凹、陆文夫、刘震云、叶兆言、陈世旭、刘醒龙、阿成、刘庆邦、周大新、石钟山、董立勃、王跃文等等实力派中青年作家的支持和关注,在期刊如林的中国文坛,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高品位,高格调,是《清明》始终不倦的追求。即便是商品大潮猛烈冲击、地摊文学铺天盖地的时候,这一宗旨也从未动摇过。面对现实,贴近生活,是《清明》取材选稿的着眼点,现实主义始终是《清明》的旗帜。历史转型期,新旧体制大碰撞,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都在急剧变化,折射到人的精神领域,各种人生观、价值观激烈冲撞,文学日渐边缘化、世俗化、欲望化,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也都随之发生了分化,有的几易旗帜,有的改换门庭,有的艰难据守,有的被迫放弃。有的成功了,赢得金钱滚滚来;也有的商海沉没,从此无声无息。在经济转型、文化转轨的喧嚣语境下,《清明》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勇敢地直面人生,不断地推出反映新生活、揭露现实矛盾、展示心灵变化的作品,以跃动的时代脉搏,厚重的历史感,浓郁的生活气息,崭新的精神风貌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在刊物如林、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创出了自己的品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重大转折的社会情境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现实关系,文学写作明显受到信息时代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挤压。《清明》一方面仍然坚守和确信文学关怀现实生存、守护人文信念的精神原则和价值尊严,另一方面,也试图整合和拓展文学的市场空间,探索各种有利于提升文学影响力的途径。为了应对市场,自2002年起,《清明》每年编发三期《中篇小说专号》,扩大了影响和发行量,得到了读者和市场的肯定。在几年来的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市场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喜闻乐见具有巨大的难度和挑战性。我们希望刊物在赢得市场、征服读者的同时,能够捍卫文学的尊严,拓展审美空间,获得刊物界的认同和读者的尊敬。 
  二十多年来,《清明》发表的大量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国家权威选刊中的选载率,也一直是名列前茅。2000年,《清明》入选国家期刊方阵,2002年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优秀期刊奖,2004年再次获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连续两届获得这个奖项,标志着《清明》成功进入中国优秀期刊的行列。 
   
  主编:季宇 
  副主编:倪和平 潘小平 
  开 本:16开 
  定 价:10元 
  通讯地址:合肥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6层 
  邮政编码:230001 
  电话:0551…2884295 2885559 



  

新文学名著被删内幕等


  新文学名著被删内幕 
   
  老舍“腰斩”《骆驼祥子》 
  老舍在1951年8月开明版《老合选集》中,对入选的长篇小说《骆驼样子》痛加杀伐。据统计,这本书被删改共有145处。该书原版15.7万字,被删去数万字,只剩9万字,被删部分约占全书的45%。绝大部分是整个自然段的删,第10和第24章,删的都是整章。如此大规模地大砍大杀,令人触目惊心。老合用自己的手,“腰斩”了自己心爱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1948年10月许杰《评》一文,用“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模式,批判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评老舍没有正确地写出祥子的命运和社会环境对祥子个性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夏太太对祥子的性诱惑看作是祥子堕落的“决定因素”。还认为书中没有写出“更实际更完美”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书中“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提出尖锐批评。 
  更有甚者,比许杰这篇文章还要早十年,巴人在《文学读本》一书中,认为祥子只是“一个世俗的类型”,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而“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 
  这些苛刻的评论,对老合的触动很大,成为建国后促使他删削《骆驼祥子》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些批评,在《老舍选集·序》等一系列文章中,老合一再坦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分析了包括《骆驼祥子》在内的自己一些作品的错误,并对旧作加以细致认真的修改增删。 
  对旧作的重大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老舍写《骆驼祥子》,原本就是为了替像祥子这样的劳苦大众“申冤诉苦”,描写“他们的好品质”。而删改《骆驼祥子》,老舍说,也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出路”。 
  在原书的第24章,亦即全书的最末一章里,祥子吃喝嫖赌,好吃懒做;为了弄到钱,他混迹于乞丐、送葬者的队伍,出卖了“革命者”阮明,彻底堕落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老舍一直不满于原著“匆忙”的结尾,这一次,他痛下决心,索性把这个描绘祥子堕落变坏的尾巴一刀砍掉。如此一来,祥子的形象就由一个令人憎恶厌恨的坏透了的堕落者,还原为原著中那个令人同情怜悯、企图征服环境却被环境征服,想与命运搏斗而最终向命运屈服的失败者形象。祥子虽然处于消沉、绝望境地,但他身上仍然保持着勤劳、质朴、诚实的劳苦大众的本色。 
  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 
  此外,删掉第24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凡此种种修改,也许在老舍看来,不仅是给读者指明了出路,自己也告别了自然主义的客观写实,而向“典型”理论靠拢贴近。 
   
  《子夜》删改620处 
  现实主义大师茅盾,也有删改旧作的经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由开明书店初版,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开明版原纸型重印。 
  出版前编辑部对该书旧纸型进行专门检查和审读,发现有错讹或不当之处,就贴上小纸条标明。比如该书中第15章,写的是地下党的生活和斗争,里面不乏个人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描述。其中有玛金与苏伦的对话:“呀,扫兴!你有工作,我们快一点,十分钟。”编辑部就在这里贴上纸条:“此处描写欠妥,请斟酌。”类似这样的纸条,还有很多很多。 
  茅盾根据这些标示的纸条,利索地一一加以删改。这次修订总计620余处,最多的第15章竟达60处之多,最少的第19章也有3处。 
   
  茅盾拒改《腐蚀》 
  与《子夜》顺利地删改形成对照,茅盾坚决拒绝对自己的另一部长篇名著《腐蚀》进行修改,则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 
  1941年茅盾在香港应邹韬奋之约,创作了日记体小说《腐蚀》,在《大众生活》周刊上连载,深受欢迎。按原计划写到女主人公赵惠明的爱人小昭牺牲就该结笔。可是周刊主编邹韬奋对作者说,不少读者希望在小说中给赵惠明留一条自新之路。考虑到读者这一愿望,茅盾就把赵惠明的“日记”续写下去,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一段女主人公被派遣到某大学区的邮局,充任邮检员的情节。在那里赵结识了一个刚刚陷入特务罗网的女大学生,并帮助她逃出火坑。小说结尾通过革命者给赵惠明指出方向:只要自己创造环境,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 
  1950年初《腐蚀》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反应良好,被评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的佳片。不料一年后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影片突然被否定,定性为“同情特务,不利于镇压反革命”而遭到禁映。接着又因电影而株连到文学原著,小说《腐蚀》成为一部“对特务抱有同情”的书。事情发生得如此突如其来,这是茅盾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的。 
  195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腐蚀》,建议作者修改这本书的结尾部分,遭到茅盾的严拒:“不做任何修改!”也许在茅盾看来,修改《腐蚀》就等于承认了对特务的同情,拒绝修改则表明自己对这些批评的抵制和抗议。后来《腐蚀》还是躲过了斧钺之灾,得以完整地出版,保住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事后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解释说:“《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这样的反驳绝对理直气壮。 
  这段“拒改罢删”事件发生在大兴删改之风的上世纪50年代,不论是茅盾本人还是当时的老一代作家,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 
   
  叶圣陶与《倪焕之》“截尾” 
  上世纪50年代在出版和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有声望的老作家叶圣陶,对旧作的选择和修改自有其独到之处。当时,国内正在开展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活动,作为语言学家和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管,叶老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要求非常严格,对旧作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修改格外重视。 
  1954年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时,对入选的32篇小说篇篇都认真仔细地进行语言文字的细细打磨,但绝不伤及内容。比如,单单《潘先生在难中》一篇,就修改了32处。 
  1957年在编选《叶圣陶文集》第一卷时,他在《前记》中说:“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有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课卷。改动不在内容,只在语言方面。内容如果改动很大,那就是新作而不是旧作了。即使改动不大,也多少要变更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内容悉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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