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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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对旧作的修改叶老有着明确的原则：修改只在语言，不在内容，“内容悉仍其旧”。从1951年开明版《叶圣陶选集》到1954年人文版《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直至1958年《叶圣陶文集》前三卷，他在编选、修改自己的选集、文集时，都严守这一修改原则。　
　　然而，长篇小说《倪焕之》的重印，却破坏了他的这一修改信条。　
　　1953年4月15日叶老在日记中记载：“人文社编辑来访，谓彼社将重印余之《倪焕之》，建议删去其第20章及第24章起至末尾之数章。余谓此书无多价值，可以不印。……若他们从客观需要考虑，认为宜出，余亦不反对。”　
　　接受了人文社建议，叶老按要求对自己的小说动了“截尾”手术。《倪焕之》原著结束于大革命失败，主人公倪焕之在大屠杀中悲愤病死。经过“截尾”，小说提前了整整两年，终止于“五卅”运动，以倪焕之奔向工农，将与工农结合而终篇，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结尾。“截尾”删去了第20章和第24至第30章总共8章，共计3．5万字的篇幅。这部原本浑圆完整的长篇名著，就这样被肢解成为残缺不全。　
　　但这样的改动绝非完全出自作家的本意。从上述日记中可以看出，叶老“首先不主张重印”，只是碍于“客观需要的考虑”，才勉强“不反对”，他接受这样的删改建议，完全出于被动与无奈。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主观臆断。　
　　就在《倪焕之》删改本出书5周年后，1958年5月《叶圣陶文集第三卷·前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足以印证。“《倪焕之》原有30章。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议，原来的第20章和第24章到末了的7章不妨删去。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1953年的版本只有22章。现在编文集，又有好几位朋友向我劝告，说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儿。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删去的8章补上了。”　
　　摘编自《文汇报》2006年11月5日《新文学名著被删内幕》　
　　　
　　郭沫若由骂秦始皇到赞秦始皇　
　　　
　　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写有著名的《十批判书》，其中有一批是批判秦始皇的。他写道：秦始皇是“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他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大约因为不相信命，所以敢于极端享乐”，“这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就连学者们‘偶语诗、书’，都要‘弃市’，‘以古非今者’要夷三族。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得多少倍。”对秦始皇最著名的暴政之一的“焚书”之举，郭沫若写道：“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者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又说到焚书的后果：“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他认为，焚书“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秦始皇的焚书，是深恶痛绝，完全否定的。　
　　但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态度，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61年12月他在所写的《读札记》一书中，对秦始皇的焚书却持了与《十批判书》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其焚书最多者实为楚霸王，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即所谓‘阿房火’也。这不知焚了多少古书！……何能归罪于始皇耶？”细审之，郭老的这段话有这么几个意思：一是焚书是必要的；二是秦始皇焚的书并不多，而藏书最多的官家图书馆的书并没有烧，三是老百姓如果想看书，可以到官家图书馆去借阅，不会影响老百姓的学习；四是不能把项羽焚书归罪于秦始皇。　
　　其实，这里说的四个方面都是难以成立的。即以“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的说法就是郭沫若的想当然：即使在今天，要到国家图书馆借书尚且需要一些并不简便的手续，能想象秦始皇时的百姓可以聚三月粮，长途跋涉自由出入当时的官办图书馆吗？　
　　郭沫若的观点是彻底改变了。而在1958年5月8日就向全党强调要厚今薄古，称赞“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的毛泽东却似乎并没有理会郭老的观点已经转变，在“文革”中仍然拿《十批判书》作为郭老的“秦始皇观”的代表来批判。由此来看，郭老真是有点冤枉了。　
　　摘编自《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3期李乔文《从骂到赞：郭沫若论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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