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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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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时候，大路上径直走来一个村妇和一个小女孩，急促地敲响店门。四个男人，警觉地问：“谁？”
村妇回答：“我，刘婷！”
何理一听，知道情况不妙，随即喊：“王志立不在这里！”
但是，刘婷死活不相信，一直死命地敲门，并野蛮地喊到：“再不开门，我掂石头砸了！”
王立志示意让何理给老婆开了门。不开门倒好，这刘婷其实也就是说说，她哪里敢砸门？可是，门一开，刘婷的火气来了，直冲丈夫奔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嘴里尽说些难听的脏话。随后一手拉着小婉玉，一手指着丈夫嚷嚷到：“看看，看看，这就是你的好爹，看看他有多好，就这个熊样！”
小婉玉才4岁，当即就吓哭了。
本来就心烦气躁的王志立怎么受地了这个刺激，把牌往桌子上一盖，抓住刘婷的头发就是一顿暴打，重重的拳脚，落在刘婷的头上、腹部和腿上。刘婷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其他几个男人，不知道是看呆了，还是麻木了，只是站着一动不动。
小婉玉早已哭得不成样子。
打完老婆，王立志又回到桌子旁，拿起刚才的牌，邀请几个人继续打牌。看见女儿一直哭，便恶狠狠地吼道：“哭！哭！就他妈知道哭，不准哭。”
小婉玉立刻收起哭声，畏惧地看着父亲，憋得直打嗝。
其他几个男人已经没有心思打牌，硬说要收场！
王志立当然不肯，丧失理智地破口大骂起来。
不知是被王志立纠缠感到恼火还是对王志立对刘婷的做法太过份，何理等三人全被激怒了，和王志立拍起桌子对骂起来。这样一来，王志立几乎就丧失理智，率先挥起拳头来。几个人的怒火都立马收不住了，像发狂的公牛一样打了起来。桌子掀翻了，板凳砸碎了，商店里的几箱啤酒被摔得粉碎，柜台玻璃也被砸了。而瘫倒在地的刘婷嘴里一直叫：“打，狠狠地打，打死这个孬种！”不知道她是骂自己的丈夫还是连别人一起骂了。
很快，几个男人都成了血头血脸。由于是三个打一个，王志立伤得最重，头上挨了二板凳，身上则不知道挨了多少下。整个打架的过程中，小婉玉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并不停惊恐地哭叫，可就是没人过问。
等到闻声从床上爬起来的邻居们赶到时，王志立已经昏厥在地。
这样的农民工回家到底是为了什么？
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回老家就是为了赌博，为了打架？
王志立醒来后，我们问他这个问题。
他回答：“回家看看，想家！”
我们问他：“看看什么？有想过女儿吗？”
王志立说：“当然也想过女儿。”
王立志真的就想过女儿吗？
难道他不知道女儿等了他整整一年？
可是他给女儿带来了什么？他在家里做了什么？
当父母出去，孩子对见到父母的渴望仿佛一直燃烧的火焰，燃烧了一天，一个月，一年，两年……可是，不能长久地等，没人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熄灭，冷却，坍塌。
好不容易父亲回来了，可是还不如不回来。王志立又到底想看看什么？看看女儿？可能他也真的想回来看看女儿、妻子和父母，但是从他的表现，我们能体会出，他更想看的是那片属于他的农村。他在城市里当了一年的“流浪狗”，积聚满肚子的卑劣，低贱和龌龊，那是赌博、是打架、是野蛮、是暴力，他要回到那片土地撒野，把这些东西全部释放出来。
仿佛富丽堂皇的大殿里憋满一膀胱的尿的局外人，他要找到厕所释放个痛快！
他的确积聚了，然后释放了。许多农民工也在积聚，等待释放。这种积聚与释放把与孩子美好相聚的良机错过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积聚与释放以加倍的方式重重地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并且伤及到他们的骨髓里，也许一辈子都不能愈合！
诚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说起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除了他们的父母外，还有各种社会因素，大环境，小环境，集体的，个人的，学校的，家庭的，等等。而在这么多的因素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和认真分析，那就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人。
起风了。
月光婆娑。
在树与树的叶荫之中，谁的影子在舞蹈？
第六章 疏离——新旧均衡的裂痕
八岁的小赌徒
所谓监护人，是指在留守儿童的父亲、母亲或者双亲外出打工以后，把孩子托付跟随其生活的责任对象，主要是留守家里的父亲、母亲，（外）祖父母、亲戚朋友。这意味着，和留守儿童朝夕相处，真正生活在他们的生活里，构建他们成长环境核心的就是监护人。首先，这里的“成长环境核心”和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含义不同。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常常还是外出的父母，无论父母离开得再远，这个核心都很难改变，除非是留守儿童的年龄特别小、留守的时间又特别长，比如像上一章介绍的石孝义。这样的时候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才会等同于成长环境核心。
再来说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核心”。“成长环境核心”也就是留守儿童的生活核心，监护人照顾留守儿童衣食住行，监督留守儿童道德，约束留守儿童行为规范的人，处理留守儿童生活中的一切细微的事情，这些细微的事情构成的一个整体，就是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而留守儿童在留守岁月里一切的生活都是成长的表现，包括人际关系、活动场所、生活习惯、言谈举止、一草一木等都是留守儿童成长的环境，监护人给孩子构造了生活环境。因此，说监护人是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核心”并非虚言。
从监护人是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核心”出发，我们可以说，监护人的角色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所有角色里是最重要的。人们称呼他们对留守儿童是“抚养”，是“照顾”，是“看管”，实际上他们承担的正是留守儿童的“双亲”角色。在这里“母亲（父亲）”=“父亲＋母亲”、“（外）祖父”=“父亲”、“（外）祖母”=“母亲”、“姨（姑）妈”=“母亲”，对不同个案，类似的公式有很多种单一或组合形式。监护人的学识、气质、性格、教育方式和生活作风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的生活、精神走向、心理和未来的发展。甚至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监护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留守儿童。
2006年2月，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南水镇调查时，我们碰到一个八岁的小赌徒！令人吃惊不已。
我们走到这户人家时，还没进门就听见“哗啦、哗啦”摸麻将的声音！伴随着麻将发出清脆声音的是连篇的粗话、脏话，还有孩子的叫喊声。
我们和村长走进门里的时候，看到两个老头和两个中年男人正在摸麻将，旁边围着两个孩子。看见我们，几个成年人脸上立刻表现出恐慌的神情，下意识地用手想把麻将收起来。村长说：“慌什么慌？”
几个人笑嘻嘻地说：“我们就是摸着玩，不来钱！”
村长说：“哪个讲你们赌博了？”
他们还是畏惧地看着我们，直到知道我们的来意时，他们才放松下来，继续掷色子，搓麻将。旁边两个孩子更是聚精会神地看着麻将，毫不在意我们的到来。在一群人面前，我们像是透明的空气。
中间一个老人出去办事情，突然游戏就三缺一了。剩下的三个人很扫兴，一个孩子突然大叫：“我来，替我外公！”
桌上的人说：“行，行，这伢子比他外公的麻将打得还好。快点咯。”
那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坐到桌边，娴熟地掷色子，迅速地摸牌，把麻将牌摆得整整齐齐。结果，一局下来，那个孩子竟然“胡”了！他把麻将往桌子上一摊，跳到凳子上兴奋地叫着：“给钱，快点给钱！”
另外三个男人瞪着他说：“哪个要给你钱，要死呀！”
孩子，不依不饶地说：“你们输了就要给钱，刚才还赢了我外公的钱，现在我赚回来了，不给就是癞皮狗！”
三个男人很不高兴。显然，他们刚才在赌钱，而且故意隐瞒我们和村长。不想被不谙世事的孩子揭穿了。
三个男人说：“再要钱，老子打死你。”说罢，三个人扬长而去。
见到那三个男人悻悻地走了，孩子很不屑地噘了噘嘴，嘀咕到：“癞皮狗。”
后来，我们从孩子的外婆口里了解到，他丈夫是个赌徒，而家里是“麻将馆”，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打麻将，他丈夫不打，别人也会继续打。三更半夜的时候，一片寂静，就听见搓麻将的声音“哗啦、哗啦”。而外孙今年才8岁，却早就跟着学会打麻将了，有时候半夜睡觉都会说梦话，大叫“红中、四万。”
老太太无奈地告诉我们说：“把孩子给毁了，也不知道女儿回来怎么交代。”
这个个案并非特例，在我们的调查中还碰到很多，甚至还有五岁就懂得摸麻将和打牌的。从“成长环境核心”来看，在新的成长环境里，监护人承担的就是“父母“的角色，孩子很自然地就会模仿监护人的行为。如果监护人既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又对被监护人不闻不问，其结果是危险的。
我们列举这个小赌徒的例子，并不是想说明监护人把孩子给毁了，只是想说，监护人的一切生活都会给孩子打上烙印。一位朋友提到他在外婆家生活的一年时，说到两个意像，一个是外公的断指，一个是外婆的假牙。他说，断指和假牙藏了外公和外婆的生命，藏着他自己的生命，藏着那段回忆的生命。同样地，如果监护人是铁匠，那么孩子会对火焰、熔炉和锤子有特别的感情；如果监护人是木匠，那么孩子会对斧头、铁钉和刨子印象深刻；如果监护人是渔夫，那么孩子会对鱼网、船只和河流有着不一般的亲切。
总归一句话，在父母走后，父母或许也应该是孩子精神的核心，但是对孩子成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已经很大部分转移到监护人身上。
然而，农村现有的监护人体系根本不是靠法律来维系，即使有相关法律，农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依靠法律，绝大部分的委托监护都是靠血缘和亲系的情感来维持。而情感因素并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当父母的责任嫁接到监护人身上时，监护人是否能够承受那种重量，的确是不明晰的。
不能承受的角色之重
正因为监护人的影响对留守儿童有着近乎决定性的意义，留守儿童父母在选择监护人时首先就很谨慎，但是，正如上文所说，鉴于法律法规的尚不完善和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委托人基本上是至亲好友。
如果父母有一方在家里，那么监护人自然是父母一方；如果父母都不在家里，那么选择的肯定是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外）祖父母、叔叔、伯伯、姑姑、舅舅、姨妈，极少的人选择好友邻居。而留守儿童的监护，呈现的还不是唯一的，特别表现在父母都不在家的情况，又特别表现在（外）祖父母身上，当（外）祖父母成为监护人时，实际上，留守儿童接受的是一个小群体的监护，即一个家族谱系的监护。
但是，对于监护人来说，责任的嫁接，本身会带来压力。除了照顾孩子本身的压力之外，摆在监护人面前最突出的压力是责任上的压力，或者说一种顾虑。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即便农村，每个家庭的孩子都不多。而每个家庭都对孩子寄予厚望，这无形中增加了监护人精神上压力。能不能给带好孩子？孩子是否管的了？该怎样管教孩子？如何把握好严与宽的适度？这都是监护人所顾虑的。而且，越是至亲的人，这种顾虑也就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但由于这种监护制度是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监护人对于孩子已经有一个身份（父母中的一个或爷爷奶奶等），而现在他/她又有了另一种身份。在这种双重身份下，大部分监护人都是想孩子好的，比如祖母监护人的角色。作为祖母，她自然希望孙子好，也有作为祖母该对孩子应尽的责任，就像孩子对她应有赡养义务一样。而作为监护人，她又必须要从父母的角度和成长本身去考虑，要让孩子好，孙子管不好自己怎么想儿女交代？于是，双重身份常常给监护人造成压力。
在调查中，我们常常听到监护人说：
“万一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向他（她）爸妈交代。但是，孩子在家没人管又不行！”
“我是不想出这个头，可弟弟就是把孩子给我了，我总不能说‘我可不想过问！’吧，谁让那个是我弟弟呢？”
“外孙跟着我，我是高兴，年老有个牵挂也好，天天清闲没意思。照顾孩子好，就是怕孩子给带坏了，怎么见闺女、女婿？”
“他爸不在家，我要当妈，还要当爹，我怕管不住孩子，她本来就不听我话，只听他爸的。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而有些人则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愿意做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主要有下面这样的顾虑：
“孩子我是不想管，管好了，我是好人，管不好有人恨你一辈子。”
“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尽量少做，不做更好。”
“我自家的孩子都没管好，弟弟还让我替他看孩子，我干吗？”
面对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监护人很难处理好责任与义务的关系。因为农村整体环境和传统观念以及文化水平的综合因素，监护人往往只能意识到“本来身份“的职责，或者是把两中职责弄混乱，把握不好尺度，把事情弄糟。
调查中，一些监护人在和我们交谈中，始终不离“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看上去他们甚至比孩子的父母还迫切地让孩子好好的成长。许多情形下，这种愿望是硬性的、责任性的、强迫性的。当他们的角色从“亲戚”变成“父母”，责任也就硬性地嫁接到他们身上。有些人不能承受这种角色变化带来的冲击，根本就不清楚该怎么样照料和看管孩子，而为了“管好孩子”甚至是不择手段。
在南水镇，我们就被一位“用力过猛”的伯父惊呆了。
走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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