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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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走私进来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此书的出版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冷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更使年轻的陶尔波特本人作为《时代》的记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4）

　　　　更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阿勒，与财团显贵没有任何联系，他有的是更深刻的东西，他是“那种你愿意与他共进晚餐的人”，朋友戴维·爱德华兹说，他也是“为我们大家付出代价的人”。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主义钢琴家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精通中文。他身上还有许多优点———文雅、和善、彬彬有礼。像一位作家形容他的，一个“保守的肯尼迪民主党人”。“我们都属于伴着约翰·韦恩的影片长大的一代”，克林顿说，但阿勒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表现出“适度的道德责任感”，弗兰克和比尔是很亲密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关于越南问题这样的话题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但阿勒显然不愿意采取克林顿同样的方式对待兵役问题。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典礼那一天，他向斯波坎征兵局发出一封3页长的信，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加入美国武装部队。。。。。。我还相信终有一天与此事有关的人们都不再盲从。”在信中他可能还提到克林顿本人与他在事业与道义之间两难选择截然不同的情况。阿勒最终因为拒绝服兵役而留在了美国，他后来又回到了斯波坎，但其内心深处关于越战和为国尽义务的矛盾给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简直不能自拔，后来他自杀了。比尔和陶尔波特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只好相互安慰，共同回忆弗兰克的善良和仁爱。　　　　
　　　　使阿勒和陶尔波特同屋其他人相区别的正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而不是眼光。他在家乡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也用不着找什么宗教或其他理由，因为他并不反对所有战争，只是反对这场战争。“最后”，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在他发信的那一天，克林顿和因身体不合格而免役的罗伯特·赖克一起为阿勒举行晚会。他的选择让每个人都觉得很矛盾。包括阿勒、克林顿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越南战争是一次错误的战争，但没有人有他那样的勇气，包括比尔·克林顿。　　　　
　　　　阿勒的行动对他同宿舍的人以及整个圈内的人的种种权宜之计、他们的道德观和责任感都是一种反衬。“他们中决无肯冒失去前途之险去抵制什么的人”，亚历山大·斯坦利一言以蔽之。“别人也许会利用弗兰克去抵制什么，但前提是自己没事。比尔如果抵制什么的话一定会反复掂量，左右权衡。他比别人要更多地考虑后果”，一位认识他们的女士说。“弗兰克才是对抵制战争确实做了些事情的惟一一位罗兹学者———他是在拿自己冒险”，同事戴维·萨特多年后对记者说。　　　　
　　　　有一段时间里，克林顿以为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尽管是那么小心谨慎的，但他在征兵问题上耍的花招还是与弗兰克·阿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作为一条退路，1992年他对加里·威尔斯说，他曾“认真考虑过”做一名记者。“至少我能对时代发生的大事进行评论”，他说。但这大可不必。　　　　
　　　　10月间，克林顿给刚与母亲结婚的第二位继父德维尔挂个长途电话，请他通知当地征兵局把他的名字重新登记在征兵名单上，他希望恢复1…A级状态，以便接受1969年12月1日开始实行的选征制的挑选。征兵局在10月30日正式将他重新列入1…A组；在这期间，他并没有与费耶特维尔的霍姆斯上校联系过。到目前为止，霍姆斯和预备役军团仍以为比尔·克林顿这位罗兹学者还是要进阿肯色法学院服预备役的。就是在征兵局他也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虽然参加抽签，他也可能抽到后签，即使抽上，他还可以转而履行他对霍姆斯的承诺，不管有没有10月的1…A期限，他都享有预备役的缓征待遇，即使在实行新的兵役制度的情况下仍然有效。如果真抽到前签面临入伍的那一刻他可以做出最后决定…—尽快通知霍姆斯。这就是比尔·克林顿的双赢策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无法像阿勒那样勇敢无畏，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整个11月是紧张的倒记时。良心的不安明显减少甚至消失。陶尔波特还记得1969年感恩节期间克林顿和阿勒焦虑不安心事重重的样子，两个朋友在厨房里给待烤的火鸡涂香料油，一只要涂三四个小时，因为那些关于爱国主义、公民责任和战争的话题总也说不完。　　　　
　　　　尼克松政府根据出生日期制定的征兵抽签规则最终给比尔带来了他所向往的结果：12月11日，阿肯色温泉城的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生日那天，在选征制抽签中抽了个第311号，排得非常靠后，后到可能永远不会被征入伍。　　　　
　　　　12月中旬，服兵役的威胁消失之后，克林顿欢天喜地地给耶鲁法学院发出一封下学期的申请信，希望第二年秋季能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法学院读研究生学位。随后，几易其稿后，他给费耶特维尔的尤金·霍姆斯———阿肯色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负责人发出一封解释信，对“使我免于服役”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明许多优秀的人尽管不愿服兵役去越南但仍深爱着自己的国家。12月4日，弗兰克·阿勒因逃避兵役受到斯波坎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在室友们的记忆里，阿勒勇敢地承受了这个消息，但莱克福德路没有再举办晚会。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以及和他情况相同的人都没少给自己家乡的征兵局和政府官员写信。有的还是写给远在他乡但又对当地政坛很有影响的人物，事情的成败要看他们是否认真努力给办。“像这样的信往往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用心写就的，比他们在牛津做的任何事都认真”，一个见证人说。“如果细加观察，会发现这些信写得很真诚，有些还是愤世嫉俗的”，另一位读到过这类信件的人说。那些将来肯定要走上仕途或经营之道的人———对他们来说，冒失和不守规矩是不受鼓励的———对征兵问题所发的议论，不管是工于心计还是想出风头，多少流露出一些他们的真实想法。“说到底”，戴维·爱德华兹说，“那算是我们第一次对是非的判断。”克林顿致尤金·霍姆斯的信正是这种情况———字里行间，有时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他的为人以及今后将会成为怎样一种政治家。　　　　
　　　　他自豪地向费耶特维尔的霍姆斯提及，他曾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过。但有一点他在那年夏天去上校家登门拜访时没有说过，“我做那些工作是为了取得经验和钱，但也是为了能有机会，虽然不多，为抵制那场我所反对的战争做一点事，我有一种自责，因为我强烈地感到我是由于美国的种族主义歧视而获缓征的”，他对霍姆斯说，“我并没有把这当儿戏，而是认真考虑才有那种感觉的，当时并不是有很多人像我那样了解越南的情况。”和欧美包括亚洲的越南问题专家比起来，他说这话无疑是不知天高地厚。


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5）

　　　　霍姆斯撤销了克林顿预备役的录用程序。他没有及时给这个远在英国的阿肯色年轻人回信，但他在多年后还能根据记忆对新闻界谈他当时的感受。“比尔·克林顿能够操纵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中的事情”，这位退休的上校对记者说。“从道理上讲他应该加入预备役军团。他做出了保证然后又食言。”　　　　
　　　　1992年9月，年老多病的尤金·霍姆斯，虽然在总统竞选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显然是不投比尔·克林顿的票的，经过宣誓作证对此事做了“最后的说明”，他描述了两人在费耶特维尔2个小时的谈话内容以及作为预备役下属单位和温泉城征兵局所受的“压力”，指出克林顿“有意欺骗我，以加入预备役为幌子……骗取军方信任……既掩饰他在海外进行的反军方行为，同时也拿虚假的从军意图大做文章。”　　　　
　　　　毋庸否认，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克林顿在服兵役问题上进退维谷，深受困扰。克林顿的朋友说，一方面，他认为一个青年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随时听从召唤，为它服务；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当时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不愿意被征兵去越南打仗，杀害无辜的越南人民，更不愿为自己所反对的这场战争去送死。而且在当时，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穷人孩子的战争”，因为那些被征兵去越南打仗的大多是低收入的白人青年和不能上大学缓期服役的黑人青年，或者是在征兵委员会没有后门的人。　　　　
　　　　不过，他后来成为总统后，当然难于避免被人从各个方面找寻到瑕疵。在征兵问题上他受到的批评非常之多，克林顿的老乡，当时也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克利夫·杰克逊就指责他“滑头”，并且从此他就获得了一个“滑头威利”的绰号，这个绰号一直陪伴他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之中。杰克逊说他好说两面话，经常玩弄各种花招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征兵问题上他就采取了许多见不得光的手段。但克林顿本人坚决反对这一说法，他说自己并没有玩弄任何手段以逃避兵役，而且他在牛津时一直为服兵役问题苦恼，一切都是听天由命后等来了幸运之神的眷顾罢了。　　　　
　　　　但无论怎样，令人烦恼的征兵问题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他利用12月至次年1月的寒假，冒着酷寒，短暂访问了莫斯科与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据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报道，克林顿曾于1970年到过布拉格，住在玛利亚·什维尔莫娃的家中。主人说，克林顿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爱的孩子。　　　　
　　　　什维尔莫娃的女婿科波尔特回忆说，他的儿子在牛津大学学习时与克林顿是同学，常常与克林顿一起打篮球。1969年12月，科波尔特接到儿子的来信。信中说，与他同一宿舍的同学克林顿将于第二年1月6日至12日到布拉格来，希望家里解决食宿问题。　　　　
　　　　当时，苏军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克林顿不避嫌疑，到美国不共戴天的仇敌苏联及其东欧国家旅行访问，其实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这次学生访问后来被共和党竞选对手大加利用。　　　　
　　　　在牛津的一个阴雨天，他和里克·斯特恩斯一起谈诗，克林顿提议去探寻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的出生地。他们在一个雨天出发，连搭车带步行，用了几天时间做了一次穿越威尔士的旅行。　　　　
　　　　1970年春，他和斯特恩斯乘公共汽车游览了西班牙，读着导游图，亲自踏勘了西班牙内战的战场，斯特恩斯说，这次经历使他们的观点“大大改观”。“我们两人都感悟到除了简单的对与错之外还有许多更复杂的东西”，斯特恩斯指的显然是佛朗哥对共和国的法西斯统治。　　　　
　　　　这个时期，像当时许多反对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对现状不满的青年一样，克林顿一度精神上十分苦闷。为了逃避现实，麻醉自己，他曾企图吸食大麻。在他和布什竞选的过程中，共和党把大麻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克林顿先生，你抽过大麻吗？”　　　　
　　　　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林顿赖账，断然否定自己吸过大麻。他不仅会被最不蔑视“撒谎者”的美国人所抛弃，弄不好，他的“懦弱”还会被本来应该是他的支持者的一些同代人看不起。也许，看到克林顿这样的“背弃行为”，一怒之下，他当年的同学伙伴，还会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跳出来向公众作证，证实他们亲眼看见克林顿抽过大麻。如果他说自己吸过大麻，共和党人就会指出大麻是毒品，一个总统候选人是一个吸毒者，他如何带领美国人民开展反毒斗争？无疑，大麻成了困扰他竞选的一个大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葬送他的前途。最后，他只得说：“当我在英国时，我曾经有过一到两次吸食大麻的经历，但我并不喜欢，我没有吸进去，而且再也没有试过。”　　　　
　　　　就这样，克林顿变相地承认了自己吸食大麻的尝试，这样的答案不是最完美的，但他的解释不但博得了众人的一笑，而且也使大多数人相信，他只是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风气之下，浅尝辄止。克林顿的大麻风波最终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在牛津大学时，由于担心随时有可能在某一天被征兵到越南去打仗，克林顿几次改变所选修的课程，甚至打算提前结束牛津的留学生活，结果两年留学时间过去了，他仍未拿到硕士学位。对此，他深感遗憾。后来，克林顿怀着复杂的感情回忆他在牛津的留学生活时说：“我十分遗憾我未能拿到牛津大学的学位。我当时的平均分数在罗兹奖学金的学者中是最高的，但我却未获得学位。因为我们在那里读书时正值越战升级时期。”他表示，由于反对和担心被征兵去越南打仗，结果影响了学业。不过另一种说法则是，他只顾侃侃而谈，忽视了学习，所以没有取得学位。　　　　
　　　　1970年秋，他得到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奖学金。虽然他很喜欢牛津大学，认为在这里除了有点孤独，一切都很快乐。但他还是急切地想要回国。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材料，他的志向是在政治方面，只有回到美国去，他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当耶鲁大学的奖学金与录取通知书送达牛津时，克林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牛津大学要他再延长1年完成学位的提议，迅速收拾好行李，告别牛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返回他日夜思念的祖国。　　　　
　　　　耶鲁大学法学院将要成为他人生道路的的另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里他将要遇到对他影响深远，被他称为“伙伴关系”的女朋友希拉里。尽管他从乔治敦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但还没有哪个女生让他决定娶来做妻子的，但希拉里和她们不同，她身上的一股精神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同样在校园里引人注目的罗兹学者。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耶鲁之恋（1）

　　　　众所周知，伟大的人物往往也会有伟大的爱情，虽然这并不能绝对而言，但的确存在很多让人咀嚼万遍也不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