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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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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人们有一种感觉，温泉城的比尔·克林顿已成为代表团与会议之间的沟通者和代言人。阿肯色州的代表们———很多都对克林顿的事业有决定性影响———都看出他的大气象：他的影响力已上升到全国范围。
斯蒂芬·史密斯说：“这个25岁的耶鲁学生在党内名流和权势人物之间的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史密斯和其他人一样，并不完全了解克林顿的内在性格，在迈阿密被克林顿征服的代表中，还有一位来自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的律师、富布赖特的前助手，37岁的詹姆斯·布莱尔，他与克林顿夫妇的亲密关系和他的建议不仅在克林顿的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而且对希拉里·罗德姆的自我完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1月，在水门事件指控者和参议员调查员第一次作证前大约6个月，理查德·尼克松以近1800万张选票大获全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优势票数。当克林顿和罗德姆在得克萨斯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并初见成效时，尼克松已以领先100万票或者说领先30％的得票率的骄人战绩击败了麦戈文。大选后的第二天，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聚会上，麦戈文竞选组织者负责人之一、筋疲力尽的弗兰克·蒙柯威茨语惊四座，让垂头丧气的失败者们心头又升起了希望。
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揭露出大选期间被掩盖的水门事件的真相。人们将发现自己选出来的是个骗子。这一切太丑恶了，人们将不愿回顾1972年发生的事情。”
正当民主党人迅速向右翼靠拢，竭力丑化他们痛恨的1972年的候选人时，比尔·克林顿也紧跟潮流。在他第一次参与总统竞选时，克林顿严肃地对专栏作家戴维德·布鲁德说：“对大多数美国选民来说，令人头痛的倒不是（麦戈文）对战争的自由派态度，而是整个运动是不稳定的，是非理性的。这一竞选组织和这个人没有一个核心或中心，国内的大多数组织都是这样。”
克林顿的一个突出毛病或者说弱点是他的“妥协”，这种政治策略在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将一用再用，麦戈文竞选失败后，他和其他民主党人一样，也开始用理查德·尼克松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他几乎没有特别坚定的原则，当一项提案不被认可，他会从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他的政治目标。此时，也同样有这种情况。虽然麦戈文的几个前助手都找到了不错的归宿，蒙柯威茨当上了薪水丰厚的华盛顿游说者。一位在迈阿密的会议期间曾与比尔共同工作的人士说：“那些愿意与1972年以后接管的政权妥协的人自然都成功了，克林顿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另一位则回忆说：“克林顿非常关心这场战争的意义。但是他既不是后来自称的那种自由派，也不是一个成长起来的革新派。我想，他表面是自由派，本质上是马斯基的信徒。”
1972年一位与他关系很密切的人士说：“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比起后来要自由得多。在阿肯色时，他学会了如何隐藏，当一个私下里的自由派，而且长时间都是这样，你不得不疑惑他究竟站在哪边，从麦戈文那里，克林顿学到了什么？这很明显，在人格取向上你能有自己的好恶，可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尤其是在那次大选之后，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了。”
竞选过后，克林顿和希拉里又回到了纽黑文，依旧住在一起。在回阿肯色参加第一次政治竞选之前，他需要拿到他的法律学位，她则要完成研究，而这项研究是为了他在耶鲁的最后一年两个人能待在一起而安排的。
希拉里对比尔·克林顿的爱是让人感动的，她为了和他在一起的付出是巨大的，她最后一年的研究工作并不轻松。在耶鲁法学院、医学院和儿童研究中心的一个特别项目中，她被要求去调查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儿童权利的保护情况。她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在韦尔斯利时她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在蒙代尔委员会工作时她所目睹的移民儿童的悲惨境遇更加强了她的信念，而且在耶鲁她还研究过婚姻家庭法。研究计划中她写成了3篇文章，1973年到1979年相继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和《耶鲁法学期刊》上，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儿童权利：一份当代报告》。
这是她以关心儿童问题为长久职业的开始。
在60年代末政界和知识界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关心儿童权利的潮流，这一潮流推动并帮助了她的研究。她曾一度作为耶鲁法学院约瑟夫·戈尔茨坦教授的助手，戈尔茨坦和安娜·弗罗伊德、阿尔伯特·索尼特编撰的论文集《关于儿童的最高利益》和社会学心理学家肯尼思·凯尼斯顿的《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当时的名著，希拉里当时也参加凯尼斯顿的研究课题。
在1971—1972年间，她在当地的联邦法律援助项目工作，这是一项为穷人和纽黑文法律援助协会设置的计划，也是针对康涅狄格州盛行的官僚作风导致儿童抚养问题被忽视而创立的一个组织，在那里，希拉里亲眼目睹了虐待和剥夺儿童权利的惨状。她经常在财政会议上讲述她的所见所闻。
同她在移民劳工委员会工作和得克萨斯州的西班牙人居住区做选民登记一样，这一次的工作经历又向她展示了另一个美国形象。或许希拉里致力于儿童权利的维护和她童年时在一个保守的共和党父亲的手下成长有一定的关系，有人说帕克里奇和希拉里·罗德姆暴虐的父亲在这位70年代的年轻女律师心头投下了深重的阴影，以至于她时常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家长专制”，并已把倡导儿童权利视为“一场与家长制长期斗争中的重要步骤”。但希拉里自己说，帕克里奇也许发生过儿童受虐或家庭暴力事件，但她没有亲眼目睹。她还说自己之所以关注儿童的权利，根源于自己的母亲多萝西小时候的遭遇，多萝西从小备受父母与祖父母的冷落，好在另有一些人用他们的关爱填补了她情感的空虚。否则，她的人生将无法设想。
70年代中叶罗德姆写道：“只有在这个国家中执行一个统一的家庭政策，那样我们为孩子们做什么才是有效的，才能使他们免受伤害。”因为她心里明白，要保护儿童，必须深入到造成恶果的更大的社会体制中、维护私人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和各州首府及华盛顿复杂虚假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她在韦尔斯利研究贫困问题时，她已经多少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是政治，因此，在比尔当上美国总统后，他们依然致力于儿童权利的维护以及妇女权利的维护，因为她明白任何一个社会个体的幸福都与政府的公正和有效有莫大的关系，抛开她今后在医疗福利保健改革中的努力最终失败的结果不讲，她终究为了人民的利益奋斗过，所以她也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耶鲁之恋（6）
1973年春天，他们在纽黑文的最后一周里，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深深地困扰了他们，他们的朋友都已经看到，比尔开始把心思集中到一个女性身上了，她就是希拉里·罗德姆，她以她的聪敏、智慧而不是美貌打动了那个时时处处都有女人追逐的克林顿，这正是他要求的一个独立的女性，能与他平起平坐的女性。没错，希拉里当初就是怀着一种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性别不应限制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的信念到耶鲁大学来求学的。这就无怪乎克林顿每每谈到她时便充满了自豪之感，他对每个人都大谈希拉里如何是一个“明星”，一位朋友说“好像他已拥有了她”。对希拉里来说，她爱着克林顿，但她曾经的理想又是做一个自立的女性，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目前，她成了一个在爱情和职业生涯之间处于进退两难困境中的女子，对她而言，跟克林顿一起回到阿肯色并非易事。她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从某个地方来……他知道他想去那里要做什么。”如果她跟他去阿肯色的话，她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便变得无比模糊，她不知道阿肯色等待她的是什么，那么一个穷困的南方小州，女律师几乎还没有出现。克林顿当然盼望她能够喜欢并适应那个地方。《时代》周刊载文说，1973年，她第一次来小石城时，克林顿去机场接她，本来到温泉城他的家只有1小时的路程，他却开了9个小时。他带她东游西逛，看过风光景点，便去餐馆品尝阿肯色特产，一种油炸馅饼。
他告诉他的朋友布朗尼·莱德贝特———小石城的一位像她一样热衷于家庭问题的积极分子，说：“她是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棒。”她希望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不只一般的工作”，最好是在她熟悉的儿童权利保护领域。而在阿肯色这种工作太少了，对一位与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联系在一起的女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事实上，70年代初，阿肯色人正开始了解到公共利益法的重要性。那里，只有初期的消费者运动和社区行动，有效约束当地政府的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做，初步的捍卫民权、劳工权利和性别平等的运动刚刚对该州的统治者发起挑战。从事这一工作的律师和积极分子们站在低收入的贫民一边，常常为他们自己的选民所不理解，还遭到地方政权和社会精英们的排挤和嘲讽。跟小石城权力结构中的权贵、律师和政客们相比，他们只是些孤军作战的散兵游勇。
这一对在当地公共利益法方面做出的让步大还是迁就克林顿的政治野心时做出的牺牲大，以及多大程度是她个人的选择，已很难说清楚。虽然朋友们相信，这一充满思想斗争的决定既是她也是他做出的。在她的职业独立和政治责任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布朗尼·莱德贝特后来对一位作家说：“显然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在计划如何这样做，而且我认为，在她的独立问题上，根据他俩的私人关系，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对这一点很开放———但有可能是她感到自己有些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很清楚，那正是他的一贯目标。这样一种关系比许多人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5月，克林顿与希拉里即将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毕业前夕，法学院的一些毕业生开始四处活动，联系面谈，希望能找到一份理想的赚钱的工作，但比尔和希拉里没有参加毕业生和著名法律事务所的供需见面会，他们离开了耶鲁。据克林顿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当时除了比尔和希拉里之外，大家都在找大公司面谈。”另一个朋友回忆说：“当时，每一个人都雄心勃勃。但我看比尔和希拉里却仿佛有某种宗教目的驱使着。他们具有60年代那种我们要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和情操。”的确，正如他对自己一贯期许的那样，比尔·克林顿只想回去，他确定自己的根在阿肯色，除了那里，再好的工作也不会让他受到诱惑。
他准备先到阿肯色州开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当一名“乡村律师”，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服务。这种安排与同等学历、同样文凭的毕业生的想法大不相同。在克林顿准备离开耶鲁的时候，马文·奇雷尔斯坦教授曾建议他申请到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任教，正好那里有两个教授名额空缺。但克林顿自有主张，他说：“我对于去小石城不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我对于为大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不感兴趣，我对于教书就更不感兴趣了。我一向喜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无法想像我怎么能替一个大的单位工作。我只想成立一个法律事务所。”
在回家的途中，克林顿对今后干什么又反反复复做了考虑。车到阿肯色境内时，他改变了当乡村律师的主意，决定给阿肯色大学法学院院长怀利·戴维斯打电话。他告诉戴维斯，自己愿意去法学院教一年书，什么都可以教，他不在乎工作辛苦，而且院方可以随时解聘他。戴维斯院长认为克林顿刚26岁，在法学院教书年龄小了一些。克林顿辩解说：“我是年轻了一点，可我已经干了很多事。”他争取了一次面谈，很快被录用。当然这种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因为这只不过是克林顿的一面之词。在另一本比尔·克林顿的传记中，作者写道：法学院的怀利·戴维斯数年后重新审视克林顿描述的那件事，发现它们“很不准确，而且有点编造”。事实上，在从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前数月，克林顿就开始积极申请阿肯色大学的教师职务。
希拉里通过她研究课题的赞助人的帮助，又重新与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一起工作，不过现在她成了埃德尔曼“保护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律师，这是一个大公司资助的华盛顿方面的团体组织，旨在保护穷人、少数民族和残疾儿童，曾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争论。虽然1973年夏天她也参加了小石城的律师资格考试，但在她的朋友们看来，这也是一个自然、明智的选择。
一位在考场上巧遇的威尔斯利的朋友艾伦·布兰特利惊奇地问她：“你到这来干什么？”她解释说，在华盛顿的工作要求她务必通过某个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这样她就随便“选择了阿肯色州”，布兰特利记得她是这么说的。或许这正是那时候希拉里矛盾心情的一个反映。
在儿童保护基金会工作了6个月，她在那里对儿童问题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但不久她就被约翰·多尔招募到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去做一名工作人员。这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顾问，因为在1974年要求弹劾理查德·尼克松而备受关注，不过他在民权时代就曾在南方有过成就卓著的生涯。多尔是一名来自威斯康星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加入司法部，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手下任职，在投靠肯尼迪在纽约的贝德福德—斯图维尚建筑公司之前，负责严重侵犯民权事件的调查，他属于那种逐渐退出舞台的类型，是旧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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