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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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极其成功的，特别是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美联储曾7次提高短期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取得了明显效果，所以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在美国本次经济持续增长中格林斯潘功不可没。　　　　
　　　　“新经济”的特征和由来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美国“新经济”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否认近年来出现的情况同典型的战后商业周期有若干深刻的差异。不仅经济扩张达到了创记录的长度，而且它已经做到比预期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最引人注目的是，面对至少比30年来所曾经历过的更为紧张的劳工市场，通货膨胀仍然处于驯服状态。”美国官方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出现这种情形的重要条件。对此，今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材料，它比较了战后美国3次最长的经济扩张：即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和80年代里根、布什的繁荣期和这次的经济繁荣。前两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经济复苏头两年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分别为4．7％和3％），到第七、第八年即陷于低迷（分别为1．2％和0．8％），最终导致衰退。这次则有所不同，与前两次繁荣相比，头两年增长较慢，第七、第八年却保持2．8％的增速，1999年第四季度更高达6．4％。　　　　
　　　　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概括地说是信息化、全球化的产物。那么政府政策是否也起了作用呢？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克林顿的重要贡献首先在于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倡导和支持。在1992年的竞选演说中，克林顿和戈尔响亮地提出了“技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个口号，并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切入点。这同当时的对手布什相比，显然高了一筹。　　　　
　　　　在2000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把8年来他的经济战略概括为3条，即严肃财政纪律，缩减联邦赤字；对人力资源投资；推进经济全球化。　　　　
　　　　应当说对缩减联邦赤字，民主、共和两党是有共识的，并不都是克林顿的功劳。但是克林顿打破了共和党反对增税的禁忌，用只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税来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使缩小赤字成为可能，这是高明之举。消灭当年联邦赤字的作用在于提高了国民储蓄率，降低了长期利率，支持了推广信息技术所需要的大量投资，这些对“新经济”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　　　　
　　　　强调对人力资源投资也是新时代的要求。要发展高新技术，鼓励科技创新，必须提高公民素质，培育知识人才。为此克林顿为提高低工资者的收入，改良教育，扩大保健覆盖面，增加基础科学投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的这些做法在美国人民心目中是得分的，也是共和党打不倒他的原因。　　　　
　　　　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也反映克林顿对新时代的政治敏感性。尽管在推进的过程中常常因为手段霸道而引起同贸易伙伴的摩擦，并招致国际舆论的批评，但它显然是“新经济”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总之，克林顿经济战略使美国宏观经济理念有了新发展，由抓有效需求解决供应过剩的旧模式，转变到从抓供应入手，用科技创新来创造新需求的新模式。这一转变是有深远意义的。


第六章　锐意改革二、经济改革（2）

　　　　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3月提出关于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美国政府于1985年1月4日正式公布。因此项计划扩展到宇宙空间并涉及太空武器，故又称“星球大战计划”。主要内容为：美国将在太空或地面部署以定向能（激光、粒子束、微波等）武器为主，包括攻击卫星、反弹道导弹的多层综合防御系统，拦截并摧毁袭击美国的战略导弹。美国为实施此项计划，于1984年4月成立战略防御计划局。　　　　
　　　　1993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结束“星球大战计划”，克林顿政府转而执行“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二是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提出后，美国在自己加紧发展的同时，还推动其他国家与其合作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亚太地区，美国谋求把日本、韩国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该计划在提出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受到冷落。1996年，美国国防部在完成对“弹道导弹防御”的重新审查后建议，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准备计划”改为“部署准备计划”。　　　　
　　　　1999年，五角大楼又公布了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新计划。该计划提出了防御系统仍然包括两个部分，一个称为“有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另一个就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为加速发展该系统，美日计划合作研究用于在东北亚地区部署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在宣布新的导弹防御武器系统计划的同时，美国又提出了修改《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要求，遭到俄罗斯的拒绝。按照新计划，美国用于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的费用在2005年前将增加66亿美元。五角大楼当时还宣称，如果俄罗斯反对修改《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国将单方面废除这一条约。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失去了主要对手，美国的外交战略失去了中心目标；处于新旧格局交替中的世界冲突四起，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应如何面对世界？经过几年的酝酿修改，克林顿政府制定了“参与和扩展战略”。　　　　
　　　　1993年9月2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要以“参与和扩展战略”作为冷战后美国的基本对外战略，克林顿还多次强调并声称继遏制战略之后，美国必须采取一项扩展战略：即扩大世界上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1994年7月，克林顿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参与和扩展战略”，重申“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每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的世界，同时许多其他国家也都加入市场民主体制的大家庭”。“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全球民主化”为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利用冷战后对美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扩展“自由民主世界的疆界”，实现其“世界领导”的作用。　　　　
　　　　“参与和扩展战略”的调整　　　　
　　　　1997年1月，克林顿连任总统后，针对世界力量进一步分化组合、大国关系深刻调整的新形势，调整了“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具体做法。　　　　
　　　　1。强调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仍然是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世界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领导地位，遏制任何全球和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际秩序的领袖，有权推行它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全世界都应该按照美国所提供的样板来改造与建设自己的国家。克林顿政府更是强烈地认为，新秩序需要美国的领导，而美国的生存与发展也依赖它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与作用。为此，在欧洲，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企图构筑以美国为主导、以北约为主体的欧洲安全新格局；在亚洲，美国极力与日本等国共同研制TMD，谋求搭建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安全新格局。　　　　
　　　　2。强调发展经济和增强综合国力，突出经济安全，保持美国经济科技的竞争优势。克林顿政府把内政与外交有机结合，谋求经济安全，积极推行经济外交。克林顿曾说：“如果我们在国外不强大，在国内也就不可能强大。如果我们在国内不强大，在国外也就不可能强大。”克林顿政府认定，经济问题优先于军事问题，美国应该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支柱。为此，美国“必须要继续保持对外出口猛增的趋势”。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攀升，1992年为25％，1997年几乎达到30％。对外贸易已成为美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3。强调“武力和外交相配合”，更加依仗其军事实力优势，加强军事联盟体制。美国历届政府素来高度重视与其盟国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军事同盟关系，克林顿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克林顿政府加强军事联盟体制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占有和扩大势力范围；二是遏制当前和未来的地区和全球性竞争对手；三是控制盟国和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及国家。　　　　
　　　　对被认为是触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国家，更是以“武力和外交相配合”施以高压，迫其就范。譬如，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仍保持对伊拉克的军事压力，实行长期军事监控和全面经济制裁。美国除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外，克林顿政府还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极力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以“维持和平”为借口参加“维和”活动，但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不顾驻地人民的反对，继续保持海外驻军，并不断更新武器装备；加强快速反应部队，提高应付一切可能的突发事变的能力；继续核威慑，加强战略防御力量，推行“反导弹防御计划”。1995年导弹防御研究费用拨款32。5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5。5亿美元。


第六章　锐意改革三、对华政策（1）

　　　　1993年9月，美国政府正式推出称之为“全面接触”（pre－hensiveEngagement）的对华政策，提出“一个强大、稳定、正在现代化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希望同中国发展一种全面的关系，以在“一个较为广泛的战略背景下消除双方的分歧”。　　　　
　　　　关于全面接触对华政策，美国政府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含义，中国研究界因为理解的不同，在翻译上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主张将其译为“参与”或“介入”，有的认为应将其译为“交往”，而比较通常的用法是译为“接触”。在翻译上产生较大分歧的原因是，有的学者强调美对华政策中强权的一面；有的学者突出美与中国交往的一面。但共同的看法是，这一政策带有深刻的两面性和矛盾性，即：既遏制又接触。　　　　
　　　　克林顿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波折。克林顿基本上放弃了以往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对中国战略价值的估计。他认为，“在冷战时期，中国当时是一支牵制苏联的力量，美国的这种忍耐或许是有意义的；而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改弦易辙，再打中国牌已毫无意义”。克林顿将推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作为其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克林顿一上台就主张将“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相联系，并派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没有得逞。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在美国经济界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但同时扬言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采取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支持人权团体，建立新的自由亚洲电台等。　　　　
　　　　1996年年中，美调整对华政策，强调美国继续执行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提出中美应定期进行首脑级和内阁级互访。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出现了积极改善的势头。5月31日，美国无条件延长了对华最惠国待遇。6月17日，两国就知识产权问题再次达成协议，11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马尼拉实现了第四次最高级会晤，双方商定两国元首1997、l998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12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实现了对美国的回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克林顿连任后，在其第二任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和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都强调，为了美国的利益和理想，必须加强同中国的对话，一个孤立的中国对美国不利，而一个在世界上发挥适当作用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美国应同中国接触，以便能在取得一致的领域同中国合作，在意见不一致的领域表明并坚持美国的观点，以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　　　　
　　　　美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美参院听证会上也强调，中美关系是多方面的，既有许多共同利益，也存在重大分歧，美应实行一种旨在同中国结合而不孤立中国的战略。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这是对江泽民主席去年10月访美进行的回访，也是近十年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华。在短短8个月内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两个突出的焦点问题：1。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上台后，1993年5月28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1年至1994年7月3日，但对延长1994—1995年度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了与“人权”有关的条件。这一行政命令不仅使中美关系再度受到损害，也使美国自身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时过一年，面对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克林顿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不得不宣布无条件延长1994—1995年度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同“人权问题”脱钩。克林顿承认利用最惠国待遇对华施压是失败的，是“一种无望的手段”，“根本上达不到压服中国的目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双方贸易的奠基石，中国一向反对附加同贸易无关的任何条件。贸易就是贸易，在贸易问题上施加压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一问题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大多数人中已基本取得共识，使近两年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得以无条件延长。但自脱钩以来，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还有许多争议，美国政府和国会中仍有一部分人坚持在对华战略中打“最惠国待遇牌”，美国政府也一再拒绝考虑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每年一度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必然引起一番争论，也会不时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2。关于台湾问题：1994年4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帮助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