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江湖-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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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常识：凡是伏羲时候的事，三皇五帝什么的，没多少是靠得住的，只要没拿出扎实的考古证据，任何上古时代的言之凿凿你都大可不必当真；周文王虽然时代晚了不少，可情况其实也是一样。所以，虽然说“人更三圣”，就好比“昆仑三圣何足道”，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三圣”的最后一圣——孔子。
　　那咱们就先从最可靠的部分说起吧。
　　孔子对《易经》的研究是极深的，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在《论语》里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再让我多活几年，五十岁的时候学学《易经》，就不会再犯什么大错了。”另一种解释是：“让我再多活几年，花上五年、十年的工夫好好学学《易经》，就不会再犯什么大错了。”
　　谁让孔子时代没有标点符号呢，所以，这两种解释全能讲得通。
　　无论取哪种解释，这段话都能告诉几点重要信息。第一：《易经》不是孔子作的，要不他怎么自己还要学呢，虽然伏羲和周文王的故事很不可靠，但孔子看来确像是只作了《易传》；第二：《易经》很难学，儒家其他学问在本科就可以学，唯独这个《易经》，博士生恐怕都不能轻易去碰，简直就是歌德巴赫猜想；第三：《易经》很神，虽然难学，可你一旦真学会了它，就可以用它来指导生活，避免犯错。（是不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就不知道了。）
　　孔子的时代是个乱世，虽然接踵而来的战国时代更是乱得不行，但孔子这会儿就已经够乱的了。孔子悲凉地旁观着身边的这个世界，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爸的事情呢？每天的报纸不用仔细看，只浏览一下头版的大标题，就觉得世界末日快要临头了。孔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大声疾呼着：“我们周朝是个礼仪之邦啊，礼仪之邦是最讲究官本位的啊，每个阶级都要守好自己的本分，不能乱来啊！”
　　要让世界由乱到治，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如果你是孔子，你想改良春秋乱世，你会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嗯，一定要先找到病根，从根子上入手。
　　那么，根子又在哪里呢？
　　——两千多年之后，胡适在讲解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引用了孔子在《易传·文言》里的一段名言：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孔子的意思是说：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爸，这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易经》上说：“出门踩到霜了，预示着天寒地冻的日子就不远了。”
　　所以说，别等到天寒地冻了再去找破冰船清理航道去，最好在地面刚刚结霜的时候就早做准备——举个极端的例子，别等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了再去跟他兵戎相见，如果一开始就把一战之后的德国重建工作搞好，如果法国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在那时候就有了清楚的欧盟概念，那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二战了。
　　孔子就决定从根子上入手，胡适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在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胡博士这话让人不大容易马上理解。其实孔子抓的根子主要是重新明确周朝初年的等级制度，让作老板的好好作老板，作员工踏实作员工，员工别想翻身当老板，工农也别想当家作主人，人生观和世界观都要全国统一，移风易俗要自上而下。胡适认为，这些内容全都蕴涵在《易传》之中。
　　可郭沫若倒不认为《易传》真有孔子的手笔，也就是说，前边胡适认为是孔子说的那段话（也是历代基本公认是孔子说的话）不是孔子说的，他说这《系辞》什么的很可能是孔子的弟子们搞的。但若干年之后，郭沫若又把自己的说法给推翻了（推翻原论并不就意味着倒向胡适和历代公论），原因是新证据的出现使得《论语》里的那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变得靠不住了。
　　要知道，所有先秦文献里明确提到孔子和《周易》的亲密关系的只有这么一句，如果这句话出了问题，那可真是出了大问题了。
　　问题在哪儿呢？原来，这句话里的那个“易”字其实应当是“亦”，逗号也应该点在“亦”字的前边，这就变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看，这就变得和《易经》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
　　郭沫若接着又有一段论证，最后的总结有两点，第一：孔子和《周易》并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在孔子的时代《易经》还没有成形。
　　
　　这观点好像太大胆了一些吧？就算孔子和《周易》无关，可《易经》卦爻辞的文字那么古朴，难道还会是孔子以后的文辞吗？
　　我在前边已经介绍过了卦爻辞里的“若”字和“如”字，其实还有一些明显特征，有人专门从文字风格来分析过，认为《易经》的卦爻辞确实非常古老。
　　哦，如果非常古老，那就早于孔子；如果晚于孔子，那就不很古老。到底谁说的对呢？
　　——可能都对。
　　这可不是和稀泥，因为卦爻辞虽然有不少文字可能非常古老，但也有一些不太古老，所以，《易经》不像是由“某某著”，倒更像是由“某某编著”，也就是说，这书是由什么人，或许是晚于孔子的什么人，把一大堆新的和旧的卦爻辞收集起来，再组织组织，再编辑编辑，再校订校订，一番拷贝粘贴的功夫，最后完成了这部《易经》。
　　那么，这位编著者能不能查到呢？
　　郭沫若说他查到了，这个人就是馯臂子弓。
　　馯臂子弓，这个名字很古怪吧？不过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复姓。他姓“馯”（这个字既读“千”，也读“汉”），名“臂”，字“子弓”。
　　《汉书》里叫他馯臂子弓，《史记》里叫他馯臂子弘，郭沫若认为“弘”是“肱”的笔误，姓“馯”，名“臂”，字“子肱”，名和字的意思是呼应的，这很合乎古人的习惯。大家都该记得郭靖给杨过起的名字吧，姓杨，名过，字改之，“过”和“改之”就是意思的呼应，表示“过而能改”。不过我总怀疑郭靖那个老粗起不出这么有水平的名字。
　　
　　图34－《今文周易演义》　＇明＇徐师曾撰　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二年董汉策刻本－1
　　图35－《今文周易演义》　＇明＇徐师曾撰　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二年董汉策刻本－2
　　
　　传统上认为，《周易》的学问从孔子完成《易传》之后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有说馯臂子弓是第三代传人的，也有说他是第四代。可是郭沫若却说，馯臂子弓既不是第三代传人，也不是第四代传人，《周易》里的《易经》部分根本就是这小子编著的，他才是货真价实的第一代！
　　奇怪吧，创始人怎么倒成了传人了？
　　这不难理解。好比我去推销一种包治百病的新药，如果老实介绍：“这药是我们内蒙某某旗卫生所的大夫精心研制的”，你听着可能就会眉头一皱：“哦，蒙古大夫？！”
　　我还是改口的好，我会说这药的研制者是纽约医疗中心爱德华·李博士的专利，而这位爱德华·李博士是位华裔科学家，他爷爷是李时珍，他外公是孙思邈。
　　——馯臂子弓的遭遇正是如此这般，虽然他确实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生的成果最后变成了导师的，这也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吧？
　　
　　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易经》的创始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那《易传》的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孔子了。
　　郭沫若的意见是：《易传》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国学者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学生。《易传》里不是有那么多的“子曰”吗？方才胡适不是还引了《系辞》里孔子的话吗？郭沫若说：这都是《易传》作者为了掩人耳目，其实“子曰”难道一定就是“孔子曰”吗？不一定的，很可能不是“自己曰”就是“荀子曰”呢。
　　荀子是先秦时代最后的一位儒家大师，此人学养深厚，思辨能力极强，还教出了李斯和韩非这两个很不儒家的著名学生。
　　荀子是赵国人，后来到南方的楚国发展，老板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有个简称“申”，就是从春申君这儿来的）。荀子没赶上好时候，他的时代正是秦灭六国如火如荼的当口，而且，很可能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老人家仍然健在。
　　荀子如果遥想当年，儒门之中，祖师爷孔子虽然一生都无法施展政治理想，但好歹也能周游列国，讲学授课，传播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一般也能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孔子的后学们，子夏讲学西河，作了魏文侯的老师，声誉极隆；曾子在鲁国的时候，鲁缪公简直拿他当爹当妈似的伺候，可人家曾子还挺挑理；孟子也不得了，一开路就带着一大帮研究生一起，浩浩荡荡一个车队，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整个儿一群蝗虫，最可恨的是，他拿着韦尔奇的薪水还不知足，一辈子到处跑，就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唉，唉，唉，可到了荀子这里，前辈们的所谓苦难都变得比蜜还甜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讲，再没有什么能比生活在专制时代更加不幸了。荀子悲凉地看了看四周，全国上下忽然变得只有一个秦始皇思想了，人民群众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为了维护秦始皇思想的权威性、绝对性和惟一性，开始出现了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
　　中国人都知道“焚书坑儒”，“焚书”消灭了出版自由，“坑儒”消灭了——
　　得为秦始皇说句公道话，其实“坑儒”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坑杀儒家知识分子，是对全国的知识分子们起到杀一儆百作用的残酷大屠杀。“坑儒”所坑的“儒”其实并非儒家人物，而都是些方士，也就是神棍一类的人，而且秦始皇是具体针对这批神棍来“坑”的，并没有要扩大打击面或者剿灭一切反动知识分子的意图。
　　所以，虽然“焚书坑儒”是一直连在一起说的，但性质大不一样，“焚书”是全国性的政治行为，意在愚民，而“坑儒”则是一个小范围的具体行动，端掉了一个以神棍为主要成分的反动团伙。
　　天下一统了，秦帝国需要稳定。对老百姓来讲，国家让你往东，你就别想往西；国家让你打狗，你就别去骂鸡。每个老百姓都不是有独立思想的独立个人，而是秦帝国国家大机器里的一个小小零件。
　　对于零件来讲，最好多干活儿，少读书，手脚要勤，大脑要懒，这才是好零件，好国民。
　　在焚书令之后，好国民只有三种书可看：医书、算命书、种树书。
　　大家先想想南宋大英雄、大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词，词中有很著名的一句是：“且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这里的“种树书”是个很高明的修辞，如果你不知道它另有出处，单从字面上理解，也能够正确理解作者的意思，但如果你知道了“种树书”可能是藏着用典的意思的，那你就更能体会到辛弃疾当时愤懑的心境了。
　　恰恰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荀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那些荀门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早在周厉王时代，大贵族召公就能说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至理名言，而其实，钳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言论倒并不是一定就钳制不住的，只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罢了，而且需要统治者具有极大的权力。
　　在周代，政治体制主要还是封建制，封建制表现为贵族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专制，一国之君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贵族们对国君不满意的时候甚至可以联合起来赶走国君，赶走周厉王的那场“国人暴动”就属于这种性质。所以，对于那时候的一般统治者来说，“防民之口”确实“甚于防川”。
　　可历史一进入秦朝，封建体制就转变为专制体制了，诸侯自治也变为中央集权了，皇权开始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所以“防民之口”也就相应地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了。
　　于是，秦政府以重法钳制出版著述，更严厉的是，还不许大家交头接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扎堆聊天的，如果有的话，放在秦朝，这个习惯会害你掉脑袋。
　　这些政策对普通百姓倒也没什么，反正吃饭睡觉呗，就算让读书还不识字呢，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简直就如同阻挠西门庆去勾引潘金莲，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不可忍，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有人可能会说：“嗯，遇到难题的时候不都是占个卜、算个卦么，现在也一样做呗。”
　　可再灵的乌龟、再神的蓍草，也抗拒不了专制皇权啊。所以，办法就只剩一个了。
　　
　　还记得我在《孟子他说》里介绍过清代文字狱盛行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去搞考据学了么？高手即便在寻章摘句这样的枯燥工作中也能够发现机会传播思想，不动声色地颠覆着主流观念。
　　秦帝国专制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么，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
　　——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
　　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
　　秦始皇把自己叫做“始皇帝”，自己的子孙就“二世”、“三世”这么往下一直叫，直到“万世”。可《易传》传达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寒过后是暑，暑过后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