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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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有天赋不行。你还得是匈牙利人。”　　　　
　　　　　　罗伯特·卡帕的话《生活》周刊，1997年4月19日　　　　
　　　　　　1948年秋：在一架租借来的美式达科塔飞机的尾翼上，古老的匈牙利底色上新涂了一颗红星。罗伯特·卡帕看着底下花布片一样的农田，自封建时代以来，那些田地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之后，他看到青年时代的河流，那就是多瑙河。几分钟后，他的飞机就在跑道上颠簸起来，滑向一栋弹孔累累的建筑，表情严肃的政府官员站在那里等他。　　　　
　　　　　　卡帕回到了阔别17年的家乡。他的感情错综复杂：有乡愁和强烈的好奇，同时也有担忧，不知道在这么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会看到什么。所到之处，一定会有很多事物让他想起自己的以前：一个挤撞、挣扎、绝处逢生，最后功成名就的犹太小伙子。　　　　
　　　　　　多少年以来，卡帕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个谜团，哪怕对那些自以为很了解他的人也是如此。但后来，1947年，一位老朋友约翰·赫西，也就是《广岛》（1946年）一书才华横溢的作者，终于揭开了卡帕热情洋溢、愉快自信的面罩，露出一个从痛苦和恐怖生活中逃脱出来的难民灾难深重的面容。“卡帕的同事和竞争者赞扬他，说他是一位摄影家，说他拍下了二次世界大战最优秀的照片，但这样一个卡帕根本就不存在，”赫西在一份不太著名的文学杂志《47》上撰文说，“卡帕是一个发明物。这个发明物有点像人的样子——矮个子，稍黑，走路的样子好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等着他来完成似的，眼睛生得像西班牙猎狗，上唇带有小心把持的冷嘲热讽的意味，整个面孔带着好运不断的气息。这么一个东西就这样大步向前，称自己为卡帕，而且名望卓著。但是，这件东西并非真的存在。这是一个发明物，在所有的时候，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赫西说卡帕是“发明了自己的人”，现在，这个人就在机场的大厅里走动。他来匈牙利是要替《假日》杂志采访，那是一本流光溢彩的新版杂志，跟美国圣经一样读者甚多。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布达市郊。布达是一座贵族政治之城，就在新贵之城佩斯特的多瑙河对岸。曾经是一座光辉灿烂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那是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俄国人进行长达两个月的铁桶围困的后果。卡帕后来写道：“俯瞰着成排焚烧后的旅馆和炸塌的桥梁，看起来布达佩斯就像是牙齿被打落的一个美妇。”　　　　
　　　　　　曾几何时，布达佩斯在建筑和繁华方面是巴黎的对手，但是，这个城市曾遭到纳粹涂炭，曾经风光一时的巨大魅力已经荡然无存。这个城市正在重建中，但重建的速度极慢，而且大部分都是手工进行：在老里兹旅馆的楼顶，细小的人影正在用铁镐挖墙。之后，卡帕来到多瑙河边。在这里，又有某些东西从熟悉的街景中消失了。突然之间，卡帕发现，他青年时代看到的欧洲最长的悬索桥伊莉莎白大桥已经消失了，跟其他的三座大桥一样。1945年，纳粹撤退时将这些桥都炸毁了。河边的许多小酒店也不见了。他父亲休息时曾玩过纸牌的那家“现代酒店”是少数躲开了德国和苏联人轰炸的酒店之一。　　　　
　　　　　　卡帕的司机开始在佩斯特城窄小的街道上穿行，经过了很多属于战前时代的楼房，那曾是犹太人沸腾的布尔乔亚生活的象征。尖塔、角楼和圆屋顶争相引人注目。阳台上刻着一些看上去很奇怪，有神秘气息的图案。有些建筑仍然有华丽自信的色彩，上面镶嵌着仿造的大理石和假铜板，有不锈钢造的艺术装饰品，以及开始脱皮的灰泥墙－色度的变化真是难于想像。　　　　
　　　　　　现在，街道两旁开始出现成排的石堆了。成片的社区整个消失。卡帕在那里长大的犹太人生活区显出怪怪的沉静，以前的居民有很多都在奥辛威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结束了残生。现在这里那里，在铸铁造的灯杆顶上飘扬着一些旗帜，都是拥护匈牙利新政权的标语。　　　　
　　　　　　卡帕在熟悉的街巷间走动，奇怪的回忆开始袭上心头，就如同街巷间飘出来的鬼魂。曾有一头小象在亚里桑那夜总会的舞厅里表演杂技节目。还有一个让人难忘的夜晚，他的血流在石头地上，那是独裁者霍西将军的警察总局。卡帕写道，他回到布达佩斯，“想要听到新的音乐”。但现在，他想起的却是一只可怕的古老曲子：霍西的警察总长彼德·海姆曾一边用口哨吹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一边殴打跟卡帕一样的一位长发年轻人。　　　　
　　　　


第一章布达佩斯访谈（2）　

　　　　卡帕住进了布里斯托尔旅馆，那是一间少有人住的旅馆，战前曾是非常漂亮的旅馆之一。前台服务人员检查了他的护照，之后问他是否去过好莱坞。他在那里有熟人吗？这人问的几个问题让他想起自己初到美国的情景，那是在艾利斯岛，他第一次到美国。另一个同样喜欢问问题的服务员问他是否去过莫斯科。　　　　
　　　　　　卡帕的房间得了一个折扣，还有一处酒吧的地址，在那个酒吧里，他会看到布达佩斯布尔乔亚颓败生活最后的遗迹。当天稍晚些时候，他果真去了那间酒吧，并与酒吧老板安娜交谈起来。安娜是一位25岁的漂亮女人。卡帕拍下了她抽烟的照片，戴着假珠宝，还有性感的黑上装。她嘴唇饱满，一头黑发很有光泽，但她的眼睛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她是贵族出身，曾是一名相当出色的骑手，但纳粹后来偷走了她的马，再后来，新政府没收了她家的地产。　　　　
　　　　　　到早晨两点，卡帕已经开始产生伤感了。他决定请安娜带他到多瑙河边的堤岸上散步。在那里，在或明或暗的灯光下，他曾用魅力吸引住自己的头一批情人，不久之后，他与安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几个月过后，他在巴黎向朋友吹嘘说，他曾与匈牙利一位真正的蓝血贵族姑娘上过床。战争以前，他那个阶级的帽子已经摘掉了，他们称安娜为费赫华莉公主。　　　　
　　　　　　第二天早晨，卡帕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离开了布里斯托尔酒店。拆房专家正在清除附近　　　　
　　　　　　旅馆的残渣。每次爆炸发生的时候，都有冰雹一样的砖块从头顶上飞过。他前往华齐大街，那曾是布达佩斯最漂亮的购物区，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青年时代，他认识一位叫桑多尔的犹太小伙子，他就在这里的一家皮毛店工作。匈牙利犹太小伙子当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躲过了大屠杀，因此，他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小伙子尚在人世，也因为他看上去极其苍老而震惊，这个小伙子竟然开始谢顶了。恐怖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曾在死亡营里干过活，之后成为俄国人的囚犯。现在，他专门修理曾经富有的太太们拿来的破损的皮衣服。　　　　
　　　　　　在布达佩斯度过几天之后，卡帕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叫吉约吉·马尔科斯的作家。卡帕重新扮演讲笑话者的角色，一个笑话接着一个笑话，简洁，但非常吸引人。他告诉马尔科斯，说有一次他曾挂在一棵树上，是降落伞被树枝挂住了。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敌占区，他干脆就挂在那里喝威士忌，直到有人将他弄下来为止。之后又说，罗斯福总统本人曾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总统可以帮上忙的，“有啊，给我一本护照”他回答说。　　　　
　　　　　　黑夜降临，卡帕对马尔科斯坦率地说，自从1931年以来，他一直都有客居他乡的感觉。他仍然拿着难民护照到处跑。事实上，他是从一家旅馆旅行到另一家旅馆，从一个作战区到另一个作战区，从17岁以后一直就是这样过的。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马尔科斯问。　　　　
　　　　　　“一个没有工作的战地记者能够做什么呢？”卡帕耸耸肩说，“只要有可能，我就准备一直旅行下去。”　　　　
　　　　　　“这么说，你打算继续冒险？在你的内心，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冒险家，你需要从战争中得到刺激？”　　　　
　　　　　　“你真是疯了！”卡帕打断他的话，“我不喜欢暴力，我最痛恨的东西正好就是战争。”　　　　
　　　　　　1913年10月22日，安德雷·弗里德曼出生，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一只手还是六指。这个缺陷使他的母亲朱莉亚确信，安德雷是个特别的孩子，是耶和华选定的人子之一。世界大战和父母之间不间断的冲突，是安德雷最早的人生体验。匈牙利站在德国一边卷入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才不到一岁。他于1931年作为政治避难者离开匈牙利，此前，他父母经常大吵大闹，很少有哪一个星期不是如此度过的，吵架的原因一般是他父亲难以戒除的赌博和随后的撒谎。　　　　
　　　　


第一章布达佩斯访谈（3）　

　　　　安德雷的父母都是没有职业的犹太人，来自赤贫的家庭，除此之外，他们两人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他父亲迪其奥·弗里德曼出生于1880年6月，是在特兰西尔文尼亚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长大的。那是真正的穷乡僻壤，有古老的迷信，有中世纪的文化，还有浪漫的情感。青年时代，迪其奥逃出了远离城市的家乡，在欧洲游荡了好几个月，从布达佩斯到伦敦，最后到达巴黎。在余下的一生，他一直在编织自己的流浪癖传奇故事：年轻的安德雷一连几个小时坐着听他那个子很小但语速极快的父亲讲述这样的故事，说他在流浪过程中如何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魅力生活，一边搞钱一边寻求刺激，就这样从一个不友好的城市走向另一个不友好的城市。　　　　
　　　　　　1910年，迪其奥娶了安德雷的母亲朱莉安娜·亨利亚塔·伯柯韦茨，两人一起在佩斯特的贝尔瓦罗斯区开了一家小小的裁缝店，一直到今天，贝尔瓦罗斯区都还是佩斯特城的商业中心。他们在瓦罗沙茨乌特卡的一幢U形建筑里搭建了自己的第一个窝，离皮尔瓦克斯酒店仅只几码的距离，1848年那场革命的领袖们就是在皮尔瓦克斯酒店相遇的。　　　　
　　　　　　迪其奥称自己是一个裁剪大师，但是，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寻欢作乐的浪荡公子，穿时尚服装的兴趣远远大于制作它们的兴趣。成功得失往往是运气使然。人生的规则跟平那可扑克牌一样简单，而这种扑克牌游戏又是他最喜欢的。到什么场合就得有什么扮相，这是使你进入合适的场所参与合适游戏的必备条件。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一部分。之后，命运之神会幸临头上。这是他的儿子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人生哲学。　　　　
　　　　　　安德雷的母亲相信相反的道理。她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农夫的女儿，在奥匈帝国的一个封建角落里长大成人，共有10个兄弟姐妹，一辈子都在辛苦操劳。朱莉娅12岁就去跟一位裁缝学手艺，因此尽全力不让儿子重复她的命运。她从早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不停地做着缝纫活，但她幻想，自己那个特别的儿子可不会仅仅知道向犹太小资产阶级分子兜售希望的服装。　　　　
　　　　　　不工作的时候，朱莉亚经常娇惯安德雷，让他穿上极漂亮的定制外套，上面还有带花边的饰物。1917年的一张照片显示表情忧郁的安德雷穿着她母亲制作的极精制的服装，他的家人都坐在旁边微笑。弗里德曼一家人再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1919年的深秋，标准的法西斯分子霍西将军完全控制了匈牙利。几个月后，霍西就下令杀死了5000名左派。共有70000多人进了监狱或收容所。在后来以“白色恐怖”著名的一段时期内，有组织的大屠杀横扫匈牙利，这一部分是因为霍西把毕拉昆和另外一些人描述为犹太叛徒。弗里德曼一家人把孩子藏在家中安全的地方，而就在附近的一条街巷里，右派分子在痛打犹太学生，这些右派分子得到了反犹太法律的怂恿，只允许限额的犹太人学生进入大学和法律学校犹太大学生在匈牙利的比例，从1917～1918年的34％，下降到1935～1936年间的8％。　　　　
　　　　　　但是，对安德雷的故国来说，最大的心理打击不是在一次大战中的失败，也不是霍西的独裁统治，而是一张纸引起的，这就是特里安龙和平条约，这是在凡尔赛宫完成的更大的和平条约的一部分。1920年6月4日，匈牙利被迫割让其七成的土地和六成的人口。新的边界使匈牙利缩小了三分之二。在所有战败国中，匈牙利损失最大。匈牙利爱国者爆发出强烈的抗议：“Nem；　nem；　solia！（不，不，永远不！）”在安德雷的青年时期，这样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1923年，安德雷进入贝克谢乌特卡地区的伊姆里马达克中学。他的成绩在平均水平以下，而且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完不成家庭作业，在同学们看来，他是一个无精打采的白日梦者。“（他的）裤子总是破的，”他的母亲朱莉亚说，“因为谈话十分投入，经常会撞到灯杆上。他是个心地不错的孩子，并没有天生的粗鲁言行。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有时候他有些笨手笨脚，因此而显得害羞。他喜欢女孩子——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如此。”　　　　
　　　　　　他进入青少年期后，朱莉亚必须花很大的精力照顾自己的家庭生意，没有办法注意被自己惯坏的儿子。放学之后，安德雷跟一群靠自己的脑子过生活的孩子一起去佩斯特的犹太人生活区游荡。他童年时期的朋友艾娃·贝斯尼奥回忆说：“安德雷似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艾娃当时一头黑发，表情阴沉，眼睛很黑，有一位搭电车的男子有一回让她回家去洗一洗眼睛。　　　　
　　　　　　如果不去佩斯特的后街闲逛，安德雷就跟艾娃和她的两个十多岁的姐妹潘娜和麦格达一起玩。“安德雷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是个极其浪漫的人，但还是爱上了我的两个姐妹和我。安德雷不知道哪一个是他最爱的”。艾娃说，但艾娃的母亲属于中上流社会，她坚持反对孩子们跟粗俗的安德雷来往。“他希望哪一天有人会来偷走我们，这样，他就可以当英雄来救我们。之后，我父母也许最终会接受他。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艾娃现在已经91岁了，是从世纪恐怖中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