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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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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挖苦讽刺，是典型的西方式天真浪漫。卡帕在南昌郊外的一个军营里遇到他。南昌离汉口约150英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指挥官希望评估一下敌对双方的相对实力。对史迪威和卡帕双方来说，情形都是相当糟糕的：日本人离汉口本身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了。
9月7日早晨，史迪威和其他一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官员准备到前线去，卡帕跟他们一起去。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卡帕“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小伙子”。另有一处记着：“晚上出发，路很难走，警卫队也走错了路。畜力驮运，苦力，精疲力竭的人蜷起身体等死……日本飞机在200英尺的空中用机关枪扫射……热得跟地狱似的。”
在巴黎，吉约吉·马尔科斯和苏茜·马奎看到了卡帕寄来的照片。马奎知道，只有照片继续寄来的时候，才知道他并没有死掉。马奎猜想，他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让他失去了格尔达的那种恐怖情景。那些图片是他看到的最让人寝食难安的一种：“儿童的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在日本士兵的监督下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中国人；日本士兵拿中国活人当作练刺刀的靶子。”卡帕是在那里搜寻死亡，他总结说，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
卡帕跟其他一些记者一起等在酷热难挡的汉口，目击这座城市的沦陷，他们称自己是“最后的挖沟人”。这期间，他自问，当一名自由投稿摄影人是否意味着他将以此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在一封致共产党友人彼德·柯斯特的信中，他谈起了组成一个由年轻摄影师构成的通讯社的想法，这样就可以掌握他们自己的工作。柯斯特是他原来在戴弗特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9月底，由于汉口尚且没有陷落，他就离开汉口前往巴黎去了。永久性地离开中国的前几天，他第一次利用柯达35毫米胶卷拍摄到了后来第一次以彩色刊出的照片。《生活》杂志10月17日一期用两个页面登载他拍摄的另一次汉口空袭后的惨景。图片文字是：“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1938年10月25日，汉口终于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那之前，卡帕已经回到西班牙，在那里报道他职业生涯里最痛心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后的失败。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1）
“一些国家不仅仅靠胜利来维系自身，还要看其人民树立的典范，看他们在悲剧时代是如何隐忍的。”
胡安·内格林， 1939年
卡帕离开中国才刚几天，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慕尼黑条约：那是对越来越好斗的希特勒可耻的投降书。9月30日，内维尔·张伯伦摇晃着那份条约宣布：“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斯大林很快加入了张伯伦的队伍，立即向希特勒叩头，他命令立即从国际旅撤回6 000苏联人。多个欧洲强国也同意撤回大部分属于国际旅的志愿人员。共和党人被抛弃了，他们被迫与弗朗哥及其盟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单打独斗。
卡帕于10月初到达巴塞罗那，他知道，那场“激情战争”很快就要失败了。在皇后旅馆酒吧的新一批“最后挖掘者”当中，他碰到了恩内斯特·海明威。“老爸”搂着一位极漂亮的金发美女记者，是《柯利尔》杂志的记者，她有一口布里恩莫尔口音，头脑极灵活——玛莎·格尔霍恩。格尔霍恩模样优雅，很好玩，也很有同情心，她可不是轻量级的人物。她已经出版过一本小说，还有很多短篇小说，在德国度过很多年，因此跟卡帕一样痛恨纳粹。
格尔霍恩后来把卡帕当兄弟看，是极少数能够理解她的矛盾和喜好的人。当年秋天，他们为政治上的事情争吵，他无情地指出她在因果关系上的天真，而且彼此嘲笑，但是，他们总还是带着喜好的感情这么做的。有一天，他穿一身有很大翻领和珍珠扣子的新骆驼毛外衣到了宾馆里。她觉得那件外衣“在巴塞罗那穿太扎眼了”。他真诚地对她说，“如果我给干掉了，我真希望死在自己的马球服里。”格尔霍尔的中篇小说《到死才分手》中对他的描述，远远超出他遇到过的许多男性作家，她的描述有很深的洞见。她称他为巴拉，“他有特别的吉卜赛天赋，极其活跃，女人爱他，男人喜欢他，他给人活力，这样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人们都喜欢跟他称兄道弟，人们会编造一些故事来编排他，人们会引用他说的话，让人看见跟他在一起是一件荣耀之事，很高兴能为他所用”。她称自己为玛鲁什卡，巴拉说，“这姑娘应该是俄国人，因为她的内心属于苏维埃之前的俄国，那么热情，那么没有逻辑，那么兴味盎然，那么荒唐。”
10月25日，卡帕到达蒙特布兰卡，西班牙首相胡安·内格林计划在这里向国际旅做告别演讲。卡帕的照片显示数以百计的男子涕泪纵横，但是，听完他的演讲后，人们还是打起精神来，他们在空中挥舞着拳头。他们靠味道极差的干骡子肉和干羊肉度过了两个严冬，现在，他们的战斗差不多就玩完了。
四天之后，卡帕很早就起来了。整个早晨他都在发脾气，他担心，自己的莱卡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出了点问题。最后，有消息传来，说国际旅的告别游行将于4点半开始，最后确切的游行时间是保密的，以防遇到大规模空袭。当卡帕到达巴塞罗那中心著名的“长方形”广场时，他发现上万情绪激动的加泰罗尼亚人等在那里准备说再见，他们双手捧着鲜花。
第一批志愿者到达时，人们的眼泪开始流下来：共和党的战士和海员组成的荣誉卫队高声唱起来。之后，第一批国际旅出现了——是第十一旅的德国人，八人一个并列前进。妇女朝他们跑去，把鲜花送给他们。花瓣很快在他们已经走样的皮靴下形成一条花毯。之后，天空飞起纸带，从上面的窗户扔下来的。小孩子们加入了行列，被那些疲惫的男子举到了肩上。
最后，来自美国阿伯拉罕林肯旅的200名美国人到达。鲜花使他们的脚步慢下来，某些地方的鲜花都有脚踝那么厚。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他们个子高大、英俊漂亮的指挥官米尔顿·沃尔夫，他希望自己“不太成熟的反法西斯战士”跟其他的外国人比较起来多一些精神气。卡帕以前就认识沃尔夫，曾拍过他和海明威的照片，那是1938年初他们投入阿布里尔前线的战斗前的事情。沃尔夫到今天仍然赞叹他面对不幸发出微笑的能力。他总能够让身边的人精神振奋。“没有伤心的话，那个匈牙利疯子！他们都喜欢他的照片，也欣赏他的胆识。从他在西班牙拍摄的照片你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他想办法跟军官们混熟，因此能够冲到前线很近的地方。”
所有的国际志愿人员齐集长方广场，抵抗弗朗哥的领袖人员拉帕辛纳里亚站到一处矮墙上向他们发表演讲。她是个冷竣的中年妇女，有极聪明的一双眼睛，她有一句名言，说“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她先向人群中的妇女发表演讲。“当岁月流逝，当战争留下的伤口不再流血，”她说，“请告诉你们的孩子。告诉他们曾经有过国际旅。告诉他们这些人奉献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和他们的财产，他们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西班牙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们当中的数千人已经躺在了西班牙的大地上。”
接着，她向男人们发表讲话。“你们可以自豪地离开了。你们就是历史。你们就是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与天下一家的英勇的典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生出新叶的时候，当西班牙共和党人胜利的桂冠一同扎成的时候，请你们再回来！”
格尔达本来应该跟卡帕一起站在这里的，本来应该作为他最理想的搭档跟他一起站在这里的，哪怕不是他的妻子也行。有那么多的人本来应该站在这里的。但是，他们没有。数千志愿者，还有整整一代人的天真，从此再没有了。
虽然国际旅的撤出对共和党人是令人伤心的巨大打击，但是，这也没有完全扑灭抵抗叛军进程的希望——至少在加泰罗尼亚是如此。自1938年7月始，共和党的军队在伊布罗河沿岸与弗朗哥的军队拼死决战。共和党第五军抱定坚定信念，整个秋季都在坚守一个桥头堡。10月下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弗朗哥清除西班牙“赤党”的速度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因此，叛军对该桥头堡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1月初，卡帕陪海明威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文森特·西恩到达伊布罗前线。5日早晨，卡帕和西恩希望与海明威会合，但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因此只好躲到一个马厩里。海明威原来说要安排一辆汽车到桥头堡去的。他们听到炮弹在头顶飞过的声音，立即将头埋在地上。“这样的日子对摄影师可不利啊。”西恩告诉卡帕说。“只有这样才是拍摄的好日子。”他回答说，一边把格尔霍恩嘲笑过的那件马球服上的草棵拿开。
炮火稍停之后，他们在伊布罗河岸找到了海明威，还有《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海明威很自豪地站在一条平底船边上，上面有四个农民，是他用香烟换来的。翻腾的伊布罗河暴露在叛军的炮弹和狙击手的火力之下。这个地区所有的桥梁早已经毁掉了，堤坝也炸开了，以使共和党的增援部队无法通过这条河。到达桥头堡的惟一办法是冒险淌过伊布罗河的急流。
这组人淌过了漩涡，之后走向恩里克·利斯特将军最后的一个防守阵地，那是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伊布罗莫拉村的小山上的一座白灰房子。虽然利斯特将军很熟悉海明威，一般对记者也很好客，但是，看到这批人的时候，他还是不太高兴。他正准备命令手下撤退，因此，他要记者们赶快返回河里去。他们退回到伊布罗河的时候，碰到了共和党人的几辆坦克。马修斯拿出相机拍照，但卡帕根本都懒得举起自己的莱卡相机。马修斯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对我没有用，”卡帕说，“这些不是动作照。”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2）
当天下午较晚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到达伊布罗河，结果发现划船的人当中有两个人跑掉了。河水湍急，看起来很可怕，剩下的人不可能装着这么多东西划过去。划到河中央的时候，一个瘦小的农民划桨失控，小船突然朝下游冲去，正对着被炸坏的莫拉桥伸出的锯齿般的尖刺。海明威凭本能做出了反应。他抓住船桨狠命划，重新控制住了小船。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把船划到安全位置。卡帕一般都在拍那些“动作照”。当天晚上，利斯特的人马从桥头堡撤出。伊布罗河战役失败了。在共和党人长达四个月的最后战役中，至少16 500人被屠杀。
接下来的晚上，一批不成功便成仁的共和党人跨过塞格雷河，那是汹涌澎湃的伊布罗河的一条支流。他们想最后一次阻挡一下弗朗哥的进程。在勒利达西南的弗拉加小城，卡帕加入了这批人的队伍。他们只有1901年造的老式俄国步枪，穿的都是杂色军服，头盔上都沾着作伪装的泥土，以免暴露在干燥多石的台地上。突然间，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动了大地。其中一名士兵一个踉跄扑倒在开阔地带，他是被爆炸声震晕了。快门一松，卡帕就使西班牙内战定格了，其效果比“倒下的战士”好得多：这次，图像绝对是真实的，不可否认，这是一名年轻的西班牙人因为害怕而倒在地上，泥土和石块雨点一样落下。“这张照片的焦距和曝光都是正确的，”《图片邮报》后来对其读者说，“我们的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二十码外爆炸，大地与爆炸一起震动……你差不多可以在这张照片里闻到炸药味。”卡帕最动人的照片显示一名打上了绷带的男子，他躺在担架上，正在对一位战友喃喃地交待最后的话，那个战友也在用笔记录这位好朋友的话。“一个战友在努力听，他希望听懂他最后的意思，一边把意思写下来。”
《图片邮报》还在另一张值得评论一番的照片旁加了这样的文字：“攻击开始了——有个男子被打死——他倒下了。”真奇怪，这张照片竟然有人能够讨论一下，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引起争论的“倒下的战士”，因为它实际上显示一名被击中的男子倒地的情形。“尽管他嘴唇上还夹着烟卷，但是，这个人刚刚被击中了，”《图片邮报》宣布说，“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使他弯下腰去。他弯下腰，但仍然用步枪撑住身体。他属于死得较惨的那批人。”
卡帕为《图片邮报》提供的报道明显受到斯戴芬·洛伦特的大力加工，这些报道确立了他在报道西班牙内战中的最勇敢的摄影者的地位。洛伦特事实上支付了他一生中最高的费用。“在接下来的页码中，你们会看到一系列来自西班牙的照片，”杂志宣布说，“《图片画报》的老读者都知道，对于发表的作品，我们一向都不轻待。已经登载的这些照片，我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前线照片。”卡帕打开1938年12月3日一期的杂志，看到一幅全页图片，是他自己拿着一部埃莫自动摄影机的照片，图片文字是，“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
卡帕对于塞格雷河战役的报道，是一位摄影人员接近战争混乱及残杀行为的最近距离，而且唤起很多人的激动情绪，《图片邮报》的许多读者一定会奇怪，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死亡冲动。
弗朗哥的大军横扫共和党人在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批据点，也扫荡了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据点，他们一路屠杀和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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