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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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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非得喝一场不可。”卡帕说。
但他们都没有钱了，这样，他们就只好再爬进汽车往回开。奥托和汉塞尔坐在前排，索莱尔和卡帕坐在后排。开出几英里后，汉塞尔听到索莱尔在扇卡帕的耳光——他向她丢了一个粗俗的媚眼。索莱尔坐在那里泪流满面，一个人倒在一个角落里。接近纽华克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时，她要求下车。她说了再见，声音里透出情绪激动。卡帕要求在贝福德旅馆下车。他从车里钻出来，没有说一句话，直接就走进夜色里。
“你看，卡帕是个怪人，”汉塞尔·米斯后来写到，“看他的行动好像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同时，他又拿生活很当真。他是由很多种人构成的，有些很好，有些不那么好。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仍然是，他在我们面前编造故事，是在真实生活当中靠不住的故事。他有冒险的性格，但许多次他竟然扶在我肩头上痛哭。他是个造就出来的人，大部分是他自己造就的成果。”
索莱尔后来说，跟他结婚是在帮他的忙。但是，根据米斯的密友乔治娅·布郎的说法，她已经爱上卡帕了。艾德·汤姆森也相信，那场婚姻对她的意义，远远超过对卡帕的意义。“卡帕认为那场婚姻是临时的，”他回忆说，“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托尼却不这么想，每次遇到我的时候，她都带着渴望问及包勃的消息。”
为了保持婚后的合法地位，卡帕和奥托必须离开美国六个月，之后再进入美国。《生活》杂志考虑到这件事情，结果在几个星期时间内很方便地为卡帕找到了去墨西哥的工作，同时，奥托也去了古巴。
第三章光荣孤立（2）
卡帕在4月下旬到达墨西哥城，住进了蒙特约饭店，并与《时代…生活》杂志在墨西哥分部的主任霍兰德·麦康贝联系上了，是一位拉丁美洲事务的专家。他解释了迅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一起去了这个城市的好几个夜总会喝酒。《生活》杂志报道了卡帕从墨西哥发回的首批图片短文。“纳粹特工在整个拉丁美洲活动，挑起对大不列颠、法兰西，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仇恨情绪。在墨西哥，他们跟那里的人明里暗里勾结在一起，对墨西哥正在逼近的7月7日的总统选举大加利用。”
卡帕在蒙特约饭店的酒吧里喝很热的加黄油郎姆酒，如果没有喝醉，那他就会去街上闲逛，报道左派曼纽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和更靠近中产阶级的右翼分子胡安·安德罗·阿尔马赞将军的竞选活动。到了竞选日，他一大早就去了中央投票站，阿维拉·卡马乔应该去那里投票的。空气中弥漫着暴力的气氛：墨西哥有一条奇特的竞选规定，说第一批到达投票站的人将负责全天的投票工作，投票站刚刚开门，枪声就响起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卡帕一刻不停地工作，警察和暴乱支持者不加区分地朝人群开枪，他必须躲避子弹。他拍下了当天早晨第一个被打死者的照片，还有抬进救护车的伤者，被炸弹炸伤的受害人，还有一个叫费力克斯·罗德里格的“垂死的报童”，鲜血溅在地上，死亡已经夺去了他的性命，而准备扔出去的石头还捏在他的手上。根据《生活》杂志7月22日的报道，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次“自由”总统选举，比人们预料的暴力情景好得多，到投票结束的时候，才只有一百多人伤亡。
7月8日，两边的候选人都宣布竞选胜利。选举官员宣布，正式的结果要到9月1日才公布，到时，墨西哥国会将再次开会。整个8月份，首都的紧张气氛和温度都在上升，因为两边的候选人支持者都在斥责暴乱，都在举控对方选举作假。
卡帕到了《生活》杂志办公室，看到杂志上登着好几页关于欧洲的令人揪心的报道。法国和比利时在希特勒闪电战开始的几个星期内沦陷。大不列颠之战正在英格兰夏日的田野上展开，只有皇家空军年轻的飞行员们在抵挡希特勒，不至于使欧洲全部沦陷。8月20日，在伦敦，丘吉尔对不服输的英国人民发表演讲，他高度赞扬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他们赢得了针对希特勒的最初几场重大战斗的胜利。
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的同一天，卡帕跟其他许多记者一起正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外面等待，他要报道的第一个人物——列奥·托洛斯基快要去世了。当天下午，有人用冰镐袭击了他的头部。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在失去知觉之前，托洛斯基曾说：“我肯定会胜利。继续前进吧。”他在第二天去世，但莫斯科的一个“叛国罪审判庭”早已经判处他死刑了。8月27日，他的尸体火化了。在外面，卡帕拍到他遗孀的照片，她已经昏倒了，被人抬进了一辆小车。 1940年10月10日，卡帕经由德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回到美国，他已经得到了居民身份。选举季节已近高峰，他及时回到纽约，报道竞选人温戴尔·威尔基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多次演讲。由于来自孤立主义者的压力，罗斯福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工作，以反击试图使美国远离世界大战的一股势力11月5日，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当美国开始选举时，卡帕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他要在那里花10天时间报道这个国家最令人着迷的文学伴侣：海明威和玛莎·格尔霍恩。几天以来，卡帕拍摄了“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工作和与格尔霍恩一起玩耍”的情景：打野鸡，打猎，在离海明威的农场两英里的一个铁轨小溪屋里跳舞。
海明威正处在成功的顶峰时期。他叙述西班牙内战的小说《钟声为谁敲响》的销售创下了纪录，一周之内卖掉5万本，而且派拉蒙电影公司开出创纪录的天价10万美元购买其电影权：《生活》杂志很快将登一期特别报道，要利用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很多照片来宣传这部电影。
卡帕给这对“快乐夫妻”拍摄了很多照片，其中一张显示海明威自豪地举起一只刚刚打
死的野公鸡。“在他的肩膀上，”图片说明写道，“有一只皮制的狩猎袋，是格尔霍恩女士报道俄国与芬兰的战争时期在芬兰给他买的。”为了给海明威拍摄另一张看上去很男子汉的照片，卡帕淌水到了沼泽地里，拍下了这位作家大喝威士忌的镜头。这幅照片并没有登上作为长老教会员的路斯的杂志，但是，在第二位拍摄者的珍藏照片中，可以看见卡帕正站在齐腰深的冰冻的烂泥里对焦的镜头。
另一次出差的情景更好玩——去拍伊利诺伊州的卡纽梅特城，在当地工厂的数万工人眼里，那是一座“罪恶之城”。《生活》杂志报道说，那座城“没有火车站，没有新教教堂，没有交通灯，没有中央电话系统，但有308家夜总会和7名警察。每46人就拥有一个夜总会，这个比例是全美国最高的。”卡帕一直工作到深夜，报道那里的脱衣舞女脱衬衣的情景，还有一些喝醉的伴侣在低级酒吧里彼此对饮的镜头。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在去芝加哥的火车上，卡帕跟一位28岁的黑人搬运工闲聊，此人说，他极想有一天能够当上摄影师。这名搬运工叫戈登·帕克斯，他在《生活》杂志工作了很长时间，之后导演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电影《矿井》。“包勃·卡帕上了火车，”他回忆说，“希望在回芝加哥的这段共400英里的路程上好好睡觉，但我一直在向他提问，因此他一直醒着……几个小时后，（卡帕）疲倦地说，‘哪天在欧洲见你吧’，之后就下了车。”
1941年的时候，卡帕一直都想着欧洲。他见过北美的很多地方，但他觉得为《生活》杂志工作是很扫兴的事情。每次看着《纽约时报》的封面，他拍的照片看上去都很一般，都像是可有可无的。他也不喜欢《生活》杂志的管理：1941年，除开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以外，这家杂志所有的摄影人员都被当作“拍照者”，只是比排字工人高一个档次，但比真正的玩家，也就是广告销售人员低很多档次。
卡帕听说，文森特·西恩的妻子迪娜需要一名摄影工作者完成她一本写伦敦闪电战的书，他很快就抓住机会回到欧洲。但是，7月份到达伦敦的时候，他发现大轰炸已经过去了。但他没有泄气，集中精力描写了一个工人家庭，也就是吉布斯一家恢复家庭生活的情景。西恩的书叫《滑铁卢大道的战斗》，于1941年出版，但评论反映平平。卡帕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故事的题材当时已经过时了。作为闪电战的纪录，该书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像是对一个真实事件无力的附注。总起来说，那本书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将描述任何真实情景的内容或图片包括进去。
1941年10月，卡帕回到纽约，他很希望找到一份长期的工作，能够报道战争本身，而不是去一些可怕的街道，不是被纳粹分子留下很多伤心故事和破坏残局的地方，因为那些东西无法上头版头条。莫斯科正受到装甲师的很大威胁，每个师都由5 000辆坦克组成。卡帕申请得到去俄国的签证。但他的申请遭到拒绝。1941年12月6日，历史最终结束了卡帕的“假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孤立。这天早晨，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1942年元旦之前，山姆大叔终于对轴心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宣战了。
第三章胡乱应付（1）
“他带着感情谈到英国人，就好像他们才是对手；他谈到他们不声不响地胡乱应付的方式。”
玛莎·格尔霍恩《到死才分手》
1942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卡帕在一个小公寓里醒过来，公寓在纽约第九大街西头60号的一幢5层赤褐色砂石建筑的顶层。他取回邮件，发现《柯利尔》杂志寄来一封让人开心的信——他们需要他去英国，之后准备报道盟军在法国或北非的登陆行动。更让人倍受鼓舞的是，还有预付的1 500英磅支票在里面，或者大约是这么一个数目吧，都是他后来回忆的。但是，来自司法部的一封信却让他感觉大祸临头：他已经被分类为潜在的敌方侨民。他有可能被扣留。至少，他不再可能在公开场所拍摄照片了。只要在比如中央公园这样的地方拿出莱卡相机，他就有可能被逮捕。
1947年，他写了一部回忆录《稍有偏焦》，在书中，卡帕解释他如何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侨”而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这么做的惟一摄影家。他请《柯利尔》杂志的编辑做一些幕后工作，之后就去了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卡帕请一位抱同情态度的官员吃午饭，上了十多只龙虾，还上了一瓶1921年的蒙特拉榭酒。那位官员指点说，必须为他做特别的安排卡帕也许真的凭自己的魅力过了关，跟他后来所说的一样。但是，《稍有偏焦》的某些部分是不可信的，还有某些部分完全是编造的。事实上，卡帕是想把自己的回忆录写成电影脚本，并且从来也没有声称那是他在1942～1945年间的真实经历。《稍有偏焦》于1947年出版，出版的时候，护封广告上甚至都有作者写的这么一句警示的话：“如实照写明显是很困难的，出于这个原因，本人有时候稍有出格，稍有朝有利自己一面写的可能。本书所有事件和人物纯属偶然，但与真实有某种联系。”。等待大使馆的消息期间，卡帕跟米龙·戴卫斯夫妻一起留在华盛顿，他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年仅23岁。戴卫斯记得卡帕霸占着他家的浴室，“泡在浴盆里看他的书，一泡就是一两个小时”。有天早晨，卡帕忘了锁门。他不想从浴室出来，结果，戴卫斯就抓起他的劳莱弗雷克斯相机拍他的裸体。卡帕一点也不开心。“只有这样才能让卡帕从澡盆里出来。”戴卫斯说。他拍的照片显示，卡帕在看西门隆的小说，看上去视力模糊的样子，很适合那本小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卡帕的晨间仪式是“使自己从弗里德曼变成卡帕”所必须的。
最终，卡帕收到英国大使馆寄来的正式函件，这份函件可作为临时旅行文件使用。他回到纽约，打起行李，之后在城里过了最后一个晚上。他后来说，《柯利尔》杂志寄来的预付款他赌博输掉了，因此只好借了5美元的出租车费到达布鲁克林。他上楼清理允许他离开美国的一些许可证件，朱莉亚就在楼下的出租车里等着。他在码头上离开泪眼蒙蒙的母亲，挥手道别。之后，他下到船舱里放好行李，为自己喝了一顿庆祝酒——他终于再次成为战地摄影记者了。
卡帕的船是护航船队的一部分，这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本身都是一篇好故事。1942年，大西洋战役发展到了关键阶段，贪婪的U型船使盟军货船受到很大损失。在卡帕与安全地带之间，一共有3 000英里宽残酷无情的海域，里面活动着由140多条德国潜艇组成的“流氓团伙”。这段时期跨海去英国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卡帕跟海军准将麦吉自我介绍，他负责整条船队的安全。麦吉在一战期间曾进行过著名的多佛尔巡逻，1939年再次服役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八年多了。“听我说，在这次航行途中，别指望挖到什么独家新闻！”他警告卡帕，“我们的工作不是作战，而是要逃跑，要闪避。我们宁愿要一百多货船完全抵港，也不要维多利亚在任何一天多出一百多十字架来。”
跨海几天之后，警报终于响起来。发现30英里外有德国流氓出现。卡帕掏出相机，正好拍摄到水手们从机舱里跑出来进入战斗岗位的情景。在甲板上，他看见一艘驱逐舰在制造防护烟幕。黑烟从舰船上冒出来，同时在整个船队中间穿插。他很快连几码外的军官也看不见了，更不用说这个船队其他的二十多条船了。到了黄昏，大海翻起巨浪，是深水炸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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