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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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不勒斯，卡帕将新胶卷打进相机包里，之后很不情愿地回到了前线。“战争如同已成半老徐娘的女演员，越来越不容易上镜头，但其危险性却越来越高。”他对《生活》杂志说。盟军在意大利脊椎地带的进展已经成为代价高昂的苦差，动作很慢，伤亡极大，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现在已经开始担心，攻击“欧洲软肋”（丘吉尔语）意大利也许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当年秋季的两个星期里，卡帕跟美军第504军团一起爬进那不勒斯北面的山区。冬季很快就要到来了，气温很快下降，部队伤病减员也在迅速上升。每一座新的山头都比刚刚拿下的山头受到疯狂的德军更严密的防御。他看到的情景让他想起听说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耗故事。乡间已经变成了广大无边的无人山区。树木都烧成了炭黑的骨架。他爬得越是高，在山坡上看到的尸体也越是多。在田野上和峡谷边，躺着身体已经支离破碎的年轻美国人。“他们的血都流干了，跟生了锈似的，”他回忆说，“跟晚秋的树叶混成了同一种颜色。”　　　　
　　　　　　卡帕的照片比文字表达得更好，那是意大利那场军事行动最真实的反映。1944年初，《生活》杂志登载了他关于在潘塔诺一带展开的冬季行动的报道，标题是：“这是一场硬仗。”“在攻打里利谷的战斗中，《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跟第五军在一起。印在这里的由他拍摄到的照片可怕而不带任何感情，但是，这些照片多少也可以反映在意大利正在进行着的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卡帕拍到的照片包括一名受伤的美军士兵接受医护人员治疗的情景，还有用毛毯包住的四名士兵的尸体。“这个已经死去的美国人，人们能够从他身上看到的一切就只有他的双腿、一半肩膀和一部分手。”《生活》杂志登出来的最有死亡恐怖效果的一幅照片的文字说明就是这么写的。　　　　
　　　　　　美国读者被卡帕的照片震惊了。“我们需要像‘这是一场硬仗’这样的报道来扇我们的耳光，”一位平民写信对《生活》杂志的编辑说，“还会让我们对现实保持清醒。”一名士兵写道：“（卡帕的）照片清晰地描绘了我们打到柏林和东京之前要进行的那些可怕的战争情景和惨状。这些照片还提醒我们注意，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在国内支持那些小伙子们，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　　　　
　　　　　　12月底，卡帕参加了美军第45师的一个排，其任务是攻击卡西诺山附近的一个叫维纳弗诺的小村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随大家一起出发，此时，恐惧抓住了他。他的皮靴比任何时候还要重，每走一步都重一步。第一线阳光预示着死亡的到来。德军的炮兵发现了他们的行踪，炮弹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人立即趴倒在冰冻的泥地里。当天早晨稍晚些时候，卡帕发现自己夹在一名二等兵和中士之间。他吓得直哆嗦，被榴弹片击中了三次。走运的是，弹片并没有撕破他的制服。突然间，他身旁的那名二等兵被打死了，那名中士也受了伤，卡帕写道，“伤得真是重，完全够得上得紫心勋章”。几个小时后，吓得半死的卡帕想办法回到了美军前线队伍。　　　　
　　　　


第三章这是一场硬仗（3）

　　　　他心情很不好，得了很严重的作战疲劳症，因此，1944年初，他回到了那不勒斯。街上到处都是军警和黑市贩子。那不勒斯的女儿在罗马道上沿街叫卖，她们穿着印着植物图案的薄裙，带着满口袋的幸运币和尼龙制品找那些嚼着口香糖的美国佬。卡帕写道，“维苏威火山发生了近一百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表演”，不久之后，烟尘和浓烟就开始遮住整个城市了。卡帕得知，他很快将应召回伦敦，准备参加长久以来一直在酝酿的法兰西登陆战，但他首先必须在意大利再完成一个任务——在离罗马26英里的安济欧参加两栖登陆战。安济欧登陆战成为在意大利发生的这场战争中争议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计划中的登陆行动代号为“圆石”，是对德国人实施的一项大胆的包抄活动，因为德国人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一带以激烈的战斗阻挡了盟军的进展。通过安济欧的登陆行动，盟军希望打破卡西诺的僵局，之后快速挥师罗马。　　　　
　　　　　　1月22日，卡帕从攻击驳船上跳下来，涉水40码奔往安济欧海滩。他与身边的人都很奇怪，竟然看不到德军抵抗的迹象。跟他一起上岸的36　000人当中，只有13个人死亡。就新闻报道团而言，差一点就进了军事法庭的《美国佬》杂志的摄影记者斯利姆·阿伦斯军士的事是那次登陆行动中最令人激动的事件。让阿伦斯一辈子感激不尽的事情是，卡帕和其他几名经验丰富的记者救了他，使其免予军法审判，当时，他们听说，因为没有拿到合格的证件就加入了那次登陆行动，宪兵正准备前往逮捕他。更糟糕的是，他还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卡帕和其他一些了不起的记者，比如郎恩、皮尔，还有来自《生活》杂志的那些人告诉军法处的那些小伙子们说，‘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就因为这些人也参加了登陆行动就要受军法审判？’”阿伦斯回忆说。军事法庭的小伙子们冷静下来了……他们意识到，记者的人数比他们还多，另外，媒体也一定会把他们搞成傻瓜一样的人。　　　　
　　　　　　除开阿伦斯这一节以外，整个军事行动都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行为，根本没有值得报道的英雄故事可讲。卡帕为《画报》报道说：“（第二天早晨）9点30分，第一批敌机飞来，第一颗炮弹也落在了小镇上。但是，我们并没有遇到顽强抵抗……我们继续前进五英里，到了城外清除得很干净的一片安静的农田里，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前进一码都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了。在意大利战场上，德国人第一次投入二对一的大规模兵力。之后我们得知，再也不可能很轻松地进入罗马了。不一阵子，德军大批轰炸机一波一波地赶来重创安济欧，他们差不多是按钟点进行攻击。”那是美国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最惨烈的轰炸行动。　　　　
　　　　　　卡帕和其他记者在一幢海边别墅的地下室里躲避炮火。他们很快得知，登陆行动已经朝阿尔班山的方向进入内陆10英里，之后就在残忍的屠杀行动中中断了。陆军元帅凯塞尔林投入6个师的兵力阻挡盟军登陆行动，包括赫尔曼·高尔林的精英装甲师在内。盟军现在给卡在与海平面齐平的一片楔形地带，长10英里，纵深也是10英里。美军司令官约翰·卢卡斯曾下令不得撤退。之后，德国人下令开火。　　　　
　　　　　　跟卡帕一起蹲在海滨别墅里的其他记者还有恩里·皮尔、漫画家比尔·莫尔丁、威尔·郎恩和阿伦斯。无论白天黑夜，炮弹一直在嗖嗖地飞个不停。阿伦斯记得无法入睡的漫长夜晚，记者们在那边打扑克牌消磨时间。一名英国军官，叫杰弗雷·基庭，他组织大家玩游戏，订下了严格的规则，竟然在拥挤的地下室里营造出赌场气氛。阿伦斯回忆说，“我们玩开牌扑克，是一种七张牌的游戏，总是由发牌人选牌。”“在那里还能够做什么呢？跳舞吗？英国人用英磅赌，法国人用法郎赌，我们都用美元赌。我们并不谈自己是什么感觉，不谈怕还是不怕，我们只考虑如何搞到葡萄酒和食物，还谈红十字会的护士。”　　　　
　　　　　　白天，卡帕和阿伦斯到安济欧城和里面的帐篷医院转，那些帐篷被榴弹片打得到处都是洞眼。他们希望拿面包去换葡萄酒，还想跟护士们调调情。但是，护士一般只能谈几分钟的话，她们要照看很快就挤满安济欧城的数以千计的伤亡者。“看起来我们谁也别想约成会。”阿伦斯强调说，他描述自己向来都是个“勇敢的懦夫”。“我们处在一天24小时不停的一场战斗中。”阿伦斯和卡帕还去了美国特种部队的一个“秘密”单位：“那都是些穿着布袋裤子的亡命之徒，经常会去摸德国人的岗哨。“他们什么样的苦差都干——总在与德国人进行近距离的搏斗。”阿伦斯回忆说。卡帕被这个专事割喉的精英作战单位所吸引：晚上，他们一把劈断吓得半死的德国青年的脊梁骨，天亮回到自己的战线时，他们还打死牲口取早餐用的排骨。比尔·莫尔丁回忆说，这样一些人“只要高兴，可以直呼长官的名字……据谣传说，其中一些人以前还是芝加哥匪帮的保镖”。　　　　
　　　　　　炮火在整个二月份越来越密集，而在新闻报道团藏身的地下室里，基庭所设职业赌场上的筹码也越来越大了。但现在，哪怕出现少有的间歇，记者们也一声不响了，好像是注定的一样。神经绷紧了，脾气越来越大，有些经验丰富的记者开始祈祷了。二月下旬，卡帕接到返回那不勒斯，之后再返回伦敦的命令。他尽快坐上一条医疗船从安济欧出发——“一船人都受了重伤，他是其中没有受伤的一位。”他把阿伦斯和皮尔两个人留在后面了，这两个人在3月17日都受了伤，当时，一颗500磅重的炸弹落在离别墅仅13英尺的地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安济欧受到残酷的轰炸。蒙特卡西诺直到1944年夏天才夺回，此后，美国第五军才将德军赶出阿尔班山区，将陷在安济欧的部队投入挺进罗马的行动中。。　　　　
　　　　　　这次离开前线的时候，卡帕又一次有了极大的震撼。能够离开意大利的“硬仗”当然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情，但是，他也明白，几个月之内，他也许必须要在上十条战线上展开的行动中接受严峻的精神考验。新闻团有话传出来，说盟军正在准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登陆行动，代号“霸王”。　　　　
　　　　　　　　　　
　　　　


第四章最长一天（1）　

　　　　“奥马哈海滩是一场噩梦。哪怕现在（三十年后），回想1944年6月6日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仍然会让人痛苦。我曾多次返回原地，悼念死在那个海滩上的勇敢的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打了胜仗后活下来的那些人。当天踏上奥马哈海滩的任何人都是英雄，哪怕他们只尽了自己最微薄的力量。”　　　　
　　　　　　奥马尔·布拉德利上将　　　　
　　　　　　1944年4月初，卡帕回到英国。谁知道接到再次返回战场的命令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几个星期？也许一个月？这期间，他决心好好享受一下，哪怕只是为了忘记意大利的恐怖回忆也好。他在附近的街道和公园里散步时，他发现身边有很多美国军官和盟军的其他军事人员。在地铁里，人们都很紧张。将有大事发生。伦敦出现了“登陆热”。有酒就喝，有勾引的机会就勾引，有好吃的东西就快去吃。卡帕跟红姑娘过了几天，一边喝她的酒，一边跟她做爱。　　　　
　　　　　　如果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次见到情人，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使做爱让人激动的了。“在地铁里，一个女人只需要看你两眼，你就明白自己有好事了。”沃伦·特拉邦特回忆说。他曾在美军反间谍处工作，后来在巴黎与卡帕成为朋友。黄昏时分和天黑之后的海德公园及格林公园让许多无经验的青年军官们深感震惊。一位去过卡帕也去过的那些街道的加拿大青年说，那些地方听起来就像性交战场。　　　　
　　　　　　共有175　000人见过盟军登陆日的行动，其中，卡帕是少数自愿参加的人之一。他有两个选择，可以跟作战部队的机关人员一起去，也可以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但是，卡帕把赌注押在了后者上。他知道自己选择了风险最大，但也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采访活动，因此也很快就发现与红姑娘的性交并不足以使他淡忘与死神摆下的赌局。他的很多记者朋友，包括恩里·皮尔已经开始需要喝酒才能入睡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皮尔写道，“它让人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好像挂着担当不起的重负一样。”卡帕没有靠喝酒帮助睡眠，他选择了玩扑克。　　　　
　　　　　　五月初，海德公园七叶树的开花期已经过了，此时，卡帕大把大把输钱给一批相当厉害的美国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只要有条件，他就不跟不屑为伍的耍花招的人赌博，他喜欢认真的玩家，这些人唬人的时候也有说服力，每有同花大顺和对子牌，都情愿得到机智的应答出牌。当年春天，他的对手都是像欧文·肖、普利策奖得主戏剧家威廉·沙拉扬和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迪文森及欧文·莱斯，这些人都属于美国陆军通讯部队的一个分支，专门制作宣传片。　　　　
　　　　　　“登陆日之前的伦敦，对卡帕而言是一段时期的狂欢，”肖写道，“对于这种消谴活动，卡帕有相当成熟的品味。如果不去酒吧大喝一番，那他一定在组织扑克狂赌活动，赌博期间，德国空军几乎夜夜狂轰，因此，下赌之前或走下赌桌时犹犹豫豫，那都会看作是相当不明智的行为，不管爆炸发生的地点是哪里，也不管防空火炮的声音多么震耳欲聋。”在卡帕的赌桌上玩过牌的所有人，都会很亲切地回忆起红姑娘，觉得她是相当不错的女主人。如果有距离特别近的轰炸发生，她会甜甜一笑，眼里闪出一道光芒，之后会兑上好几份鸡尾酒给大家喝。　　　　
　　　　　　沙拉扬很会吓唬别人，但这让史迪文森不高兴，因为看来他并不在乎到底是输还是赢。史迪文森是上校，他的军衔最高，牌也打得最好——“面无表情，铁青发冷”。沙拉扬是二等兵，跟肖一样不喜欢部队的生活，“牌打得很臭，为人粗野，很冒失”，他后来描述卡帕是“主营赌博，业余摄影，而摄影却不是他喜欢的事情。”卡帕从不退出，无论赌注到达多高，而且，如果有沙拉扬在场，他从来都没有赢过。“我一直在估计他的费用开支，”沙拉扬回忆说，“总共算起来，花掉的钱足以开一家小型电影制片厂的。”　　　　
　　　　　　“如果卡帕是靠战争赚到钱的，那么，扑克游戏就可以确保，战争一旦结束，他就不能够当有钱人了。”肖回忆说，“他并不拿输钱往心里去。如果手里有一对牌，结果碰上三张相同的牌或者四张顺，他说得最多的也不过是：‘Je　ne　su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