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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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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下旬，卡帕报道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联盟会议。会上，阿比西尼亚的前任皇帝海尔·索莱西发表了一通针对墨索里尼的激烈演讲。索莱西演讲的时候，忠于墨索里尼的几名意大利记者大声质问，因此，左派记者和总裁（墨索里尼）一边的法西斯渣滓之间发生了一场混战，左派一边还有一位是西班牙人。瑞士警方赶跑了意大利人，并把那位西班牙人扔到街上。安德雷正好就在门外等着，这样，警察拼命找东西塞住那位西班牙人的嘴巴，不让他发出抗议尖叫的时候，安德雷想办法逮个正着，拍下了好几张警察照片。
照约翰·赫谢的意思，标有“罗伯特·卡帕”的安德雷的照片放到路西安·伏格尔的办公桌上时，他立即打电话找来了这位著名的美国摄影家的代理人。格尔达拿起了电话，“卡帕先生说，日内瓦的照片需要300法郎”，她告诉伏格尔说。“卡帕先生这个人真是非常有趣，”伏格尔回答，“但是，请你告诉那个可笑的小伙子弗里德曼，就是那个穿着肮脏的皮夹克到处乱跑，到处拍照片的家伙明天早晨九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他显然在日内瓦会议的会场外看见了卡帕。
托马斯·甘特尔是联合通讯社领先的权威，他说，安德雷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被人逮个正着。格尔达曾告诉玛丽亚·艾斯纳说，她已经看见过很好的一批照片，是一位名叫卡帕的先生拍的，那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摄影家，但价格很贵。事情发生的时候，安德雷正在造访那家通讯社，艾斯纳在看这位价格不菲的美国摄影师的样品照片。根据甘特的说法，她对照片有“天生的独特眼光”，结果很快发现，这些照片是安德雷·弗里德曼拍摄的。她立即打电话到格尔达的办公室，并且在满脸羞红的格尔达面前指出，这些照片是安德雷拍的。但是，艾斯纳对那些作品有很深的印象，不管照片旁边的文字都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她决定代表自己的通讯社跟他签约，每月付他1 100法郎，交换他每周三篇图片报道。他比格尔达挣得少，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终于开始能够吃上正常的饭食了。
1936年7月初，艾斯纳派卡帕去凡尔登，要他拍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进行的20周年纪念活动。周围的风景冒出森森鬼气，让人想到一共死了140万法国人，另外还使1 100万人伤残的一场战争。哪怕已经过了二十年，这里仍然有一大片地区是发黑的树丛和灌满死水的弹坑，没有任何人前来照料。
卡帕的照片展现的是凡尔登的将士墓园，数以百计的探照灯照着。退伍军人神情严肃地排起长队，站在已经死难的战友的坟墓边上。跟许多法国退伍军人一样，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长官都是些“白痴”，而那场战争也只是一场消耗战，是一次疯狂的活动，让法兰西人的鲜血流干了。活下来的人排成的队形并不是同步前进的，这是一种显示他们对战争持续不变的严厉的态度，他们那一代人承受了不应有的苦难。许多人现在都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没有人希望再有一场战争。
但是，战争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这无异于给一战之后为保卫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的脸上啐了一口。1936年3月，德国军队迈着正步挺进莱因省，把凡尔赛条约完全扔到了一边，并且让整个法兰西为之震颤。
卡帕从凡尔登回到了巴黎，准备报道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巴士底节。一周之后，他拿起为之工作的一家报纸，发现海外出现了针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抗议活动。有个矮胖子叫弗朗哥总司令的人，他后来很快便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此前，7月19日，他到达加的斯，来到称为“莫尔人”的西班牙外国使团首领家里。他和跟随他的摩洛哥叛乱者计划推翻西班牙的民主政府。“我们将利用的这股力量，”弗朗哥警告西班牙民选政府说，“将与你们为此而准备的抵抗成比例。我们特别提醒你们，应该避免无谓的流血。”
第一章激情战争
“西班牙战争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当时，我们感觉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当人们死去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死亡是正当的、重要的。他们为自己信仰的事业而死，他们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死。”
恩内斯特·海明威，1940年
西班牙内战使卡帕拿起致命武器——他的莱卡相机——在战壕里跟大家一起反抗极权主义的第一次机会。按照记者玛莎·格尔霍恩的话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希特勒作斗争，与纳粹作斗争，与所有希特勒的效仿者正在实践着的不道德思想作斗争的地方。（卡帕）并没有指望能够参加战斗，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摸过步枪。他指望自己能够拍摄一些照片，迫使大家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人们去为之战斗的。”
卡帕和格尔达刚刚听说弗朗哥暴动的消息，立即就决定应该两个人一起去西班牙。卡帕为人民阵线报道，这已经在同情共和党人的一些出版物内引起相当大的注意，比如《今夜》、《看到了》和《注视》。他猜想，找到去西班牙拍摄的任务估计不会太困难，因此很快与各处编辑联系。
《看到了》杂志的路西安·伏格尔同意派卡帕和格尔达两个人去西班牙。他将租用一架小飞机送他们去巴塞罗那，他本人也将同他们一起去：他准备为自己的杂志组织一期特别报道，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实情。卡帕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于8月初动身飞往西班牙，同行的还有格尔达、伏格尔和另外一些记者。那是一次不吉祥的开头。飞越比利牛斯山区以后，他们的飞机突然失去高度，结果在巴塞罗那郊外的一个田野里强行着陆，飞机撞得七零八落。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伤亡发生。卡帕和格尔达从飞机残骸中爬出来，两人惊恐万状，但竟然没有受伤。同时，在加的斯港以南约60英里处，纳粹装运的第一批飞机和士兵也登上西班牙国土。
8月5日，已经很晚了，卡帕和格尔达到达巴塞罗那郊外。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的中心，气氛达到疯狂的程度，人们很快便忘记了飞机失事的震惊。在一条街上，卡帕和格尔达发现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伙伴，他们穿着蓝色的连衫裤工作服，一起欣赏午后的太阳。这些人兴高采烈，因为突然之间，巴塞罗那庄严的大楼和政府机构已经转移到人民大众手里了。城里大部分的工厂主要么已经逃跑了，要么是跟共和党人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大批杀害的数千修女、僧人和牧师一样遭逢了厄运。
1959年，德国作家居斯塔夫·雷格勒生动地描述了因反对弗朗哥而掀起的无政府主义暴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的情形：“人们的内心有一个陶醉的想法，那是具有传染力的急切的献身精神，是对自由热血沸腾的信仰……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看，那些民兵也许会被法国革命推上街头，毫无疑问，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发生的暴力行为，有许多是由无意识地模仿无裤党这样的激进革命者而产生的。”
也许，卡帕在巴塞罗那最早的接触对象是约姆·米拉维特斯，他是左派艾斯格拉党的总书记，当时才28岁。米拉维特斯回忆，他帮助卡帕和格尔达获取在巴塞罗那拍摄的许可证以及正式的法国媒体通行证。他还清楚地记得，卡帕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业而陶醉。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极权主义纲领，以颓废主义者的态度拒绝所有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规范和法律以及道德信条，在这位年轻的摄影家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卡帕只是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之中的一员，这些人还包括乔治·奥威尔和安德雷·马尔罗。对他们来说，西班牙内战是他们一生最感人的经历。对于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志愿来到西班牙反抗弗朗哥的其他年轻男女来说，那场战争还代表着针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战斗的前线。如果弗朗哥在西班牙击败民主的阴谋得逞，那么，在世界别处狙击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战场的获胜希望就极其渺茫了。卡帕和格尔达之后去了一些银行和大宾馆，这些地方被一些反弗朗哥的活动者包围起来，这是令人困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组织CNT FAI建起了一些没有组织好的营地，散乱地围绕在卡尔拉耶塔那一带，而这个地方后来很快就更名为维亚杜里迪。托派POUM组织把基地建在猎鹰旅馆，那里离卡塔隆尼亚广场很近。在其中一个广场，卡帕和格尔达遇到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格尔达看到了很多角色模范，卡帕看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可供销售的故事。他正确地预测到，法国和英国的杂志一定会想办法拿到这些作战妇女的照片，她们如同象牙一样白净的面孔、长长的卷发以及时髦的新马裤。他们拍摄到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士兵，她坐在咖啡馆的石级上，正埋头看一本妇女杂志——一把枪从她双膝间露出来。
在巴塞罗那火车总站，卡帕和格尔达看到数以千计喜气洋洋的军人，他们正准备赶赴北部地区，与阿拉贡前线的暴乱分子作斗争。他们拍摄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描写恋人们难分难舍的告别情景的，而是反映巴塞罗那工人阶级告别家乡，要去粉碎弗朗哥臭名昭著的摩尔人集团的无边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一节车厢的侧面，有人用白色油漆写着这样的字：“看着这些友爱的字眼发誓，与其容忍暴政，不如速死。”年轻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热情洋溢地挥舞着拳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返回巴塞罗那。
8月末，卡帕和格尔达驱车150英里到了离休艾斯卡最近的前线，这座小镇躲藏在比利牛斯山脚下，正好就在地中海与大西洋海岸的中间。但是，因为没有行动发生，而他们又急于拍到共和党人胜利的照片，因此就继续南下。他们得知，为POUM民兵工作的数百名德国共产党人就在几英里远的地方。在撒拉哥沙东北面的莱琴伦那，卡帕和格尔达很快找到了一个作战组，整个冬天，乔治·奥维尔一直就在这个组里，之后他受了伤，于1937年春天离开了西班牙，他感到失望，内心里体会到一种幻灭。
他们又失望了：这个小组全是些五花八门的杂烩士兵，其中大部分人戴的帽子都不合大小，手里拿的都是破枪，七零八落地斜躺在地上。但是，后来他们又得知，马德里的共和党政府已经下令，准备对弗朗哥的军队发动第一次重大进攻，就在科多瓦地区弗朗哥的追随者正在酝酿一场同族相残的恐怖战争。每当有一座城镇落入叛军手中，都会进行数十场当众行刑的枪杀活动。。9月初，他们出发了，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拍摄到实际的战斗，运气好的话，还会拍到法西斯的第一场失败。
途中，他们在托利多停靠。几个星期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围困着城市中央著名的城堡。叛军上校莫斯卡多以及他的数百名跟随者抵抗住了对这个城堡无数次的进攻。当卡帕和格尔达到达的时候，他们得知，共和党人正准备用炸药炸开城门，但是，要把足够量的炸药埋到城墙下面，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时间，这样，这两个人只好继续南下，朝科多瓦的方向接近。最后，在叫做塞罗墨里安诺的一个小村庄附近，这两个摄影者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战场。
9月5日清晨，法西斯分子轰炸塞罗墨里安诺。当天下午，卡帕和格尔达拍到了惊惶失措的人们逃离这个小城的几张照片。在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叛军将领奎波德勒安诺的叫嚣，说他的人马很快便会到来，然后强奸这个村庄里的“女性赤化分子”。当天，还有一个人也在那个地区，此人是德国作家弗兰茨·波克劳，他后来在他的著作《西班牙战场》中回忆说，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奔逃中，男人，女人，孩子，大家都在逃跑，有徒步的，有骑驴的，有开车的，有坐运货汽车的”。波克劳还惊愕地看到，有很多CNT的无政府主义民兵也像“懦夫一样”跟着逃跑。“面对炸弹和炮弹，步枪根本不顶用”，其中一些人这么喊叫。
波克劳进入塞罗墨里安诺村以后，发现万人空巷，门扉紧闭，无人照料的牲口在街上游荡。在前线，他发现“有三四个人”死掉了。当天下午，他看到更多人在逃跑，“只有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小规模民兵组，而阿尔科依是墨西亚省的古老的革命中心……他们挺住了轰炸……有让人自豪的勇敢精神和大无谓精神……但是，这里纪律松弛，到了让人惊异的程度”。
当天下午，有人认为，卡帕加入了前线的阿尔科依民兵小组，之后奇迹般地拍到了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幅照片，“倒下的士兵”。该照片描述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民兵被炮弹击中，倒地而亡之前的不到一秒钟的情景。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1）
“倒下的战士”是新闻摄影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照片。
如果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一定会招致现已83岁的康奈尔·卡帕极大的仇恨，他控制着他兄弟的遗产，并付出了许多年时间坚定地维护他兄弟的传奇。理查德·韦兰是康奈尔选定的传记作家，专门为他兄弟写传记。理查德回忆说，“倒下的战士”也许是有史以来拍摄到的最了不起的照片。
90年代中期担任西班牙教育和文化部长的艾斯帕兰萨·阿吉尔·比耶马描述这幅照片的时候说，那是“一个普遍的偶像……展现了视觉的力量，等同于毕加索的《圭尼卡》。”可是，卡帕最著名的照片也许只是其名字所包含的意思——一幅倒下的战士的照片“倒下的战士”经常浮现于卡帕的脑海，正如艾迪·亚当斯因为1968年在越南拍摄一名男子被处决的照片而饱受折磨。。法国杰出的纪录片制片人帕特里克·杰迪相信，事情极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巴黎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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