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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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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亚并没有亲眼看见卡帕拍摄“倒下的战士”，他承认，“敌人的第一批机关枪子弹飞来时”，他就跑进了掩体。但是，他认为，那张照片是8月份拍的，就在离马德里一天车程的某个山区拍的。但是，1936年，塞罗墨里安诺离马德里至少有三天的车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那张照片都应该是在9月而不是8月拍摄的。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3）
最近几年，另外一些辩护者也站出来了，他们认为那照片是真实的。最新的声明基于一位不知名的西班牙业余历史学家的发现，此人名马里奥·布罗顿，也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兵。他宣称，卡帕照片中的人是费德里柯·波莱尔，1936年9月5日去世，年龄24岁，那也就是照片拍摄的大约日期。波莱尔是名为阿尔柯依的一个小镇上的磨坊工人，而布罗顿的家乡也在阿尔柯依。90年代初期，他为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而查阅资料，明显查阅过马德里和萨拉曼卡的军事档案。他后来说，让他惊异的是，他在两份档案里都找到了证据，说明9月5日在塞罗墨里安诺前线只死了一个人。此人就是费德里柯·波莱尔。1996年，他把卡帕拍的照片拿给波莱尔活着的亲戚看，他们明显看出那就是费德里柯，并没有经过别人的提醒。
费德里柯有个弟弟叫艾瓦里斯托，他也在塞罗墨里安诺附近作战。1996年，英国记者里塔·格罗斯文诺采访了艾瓦里斯托的寡妇玛丽亚，是为《观察家》而进行采访的。“艾瓦里斯托告诉我们说，费德里柯战死了。他没有看到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在不同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他们看见费德里柯挥起胳膊，之后头部中弹倒在地上。他们说，他当时立即就死了。”
卡帕拍的照片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在过去的60年里，波莱尔的亲戚竟然一直都没有认出他来，而这张照片曾在杂志、报纸和电视里出现过数不清的次数，这是怎么一回事？笔者曾计划好一次与玛丽亚的采访，不幸的是，玛丽亚却在采访的仅几个星期前去世了。马里奥·布罗顿也于1997年去世。
布罗顿的书并没有包括资料来源方面的注释。因此，他找到了哪些文档证明他的陈述？他说那天只有一名士兵去世，而这个证据又与弗兰茨·波克劳的目见报道相左，也与卡帕的每一种陈述相左。他写道，他是在萨拉曼卡的西班牙内战档案馆以及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军事博物馆里发现这个证明的。但是，我们彻底查阅过这几处档案馆，却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布罗顿结论的档案证据。萨拉曼卡档案馆的馆长米盖尔·佳拉米罗说，他的档案里面并没有提到费德里柯·波莱尔，而阿维拉军事博物馆的研究员曼纽尔·麦尔加也说，在他的档案里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费德里柯·波莱尔的资料。
佳拉米罗在萨拉曼卡档案馆工作了10年，但他从来没有与布罗顿接触过：
根据我们的纪录，布罗顿先生并没有来过这里。我们的档案有很多文档是记录死亡及失踪人员名单的。这对于提出养老金要求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资料上列出波莱尔的名字，无论是在战争中死亡还是失踪的人……如果布罗顿在这里找到了证据，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书里面复制呢？对于如此重要的宣称来说，一位职业历史学
家将会很仔细地列出其属性，并且显示其来源。他没有这么做，这真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哪怕有人接受这个声明，认为照片中的人就是费德里柯，那么，人们因此就可以说，他就是在照片拍摄的时候死亡的？他有可能是几小时后死亡的。还有《看到了》杂志跨版标题下的照片中的第二个人呢？为什么没有认出那个人？卡帕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存在？最关键的是，费德里柯的尸体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找到？英国学者卡罗琳·布拉特斯最近非常详细地调查了有关“倒下的战士”的争议，她的结论是：“这张照片的名声指明了一种集体想像，它过去和现在都还在希望相信战争的死亡本质中的某些东西。这张图片所说的是，战争中的死亡是有英雄气质的，是悲剧性的，而且说明，个人是很重要的，他的死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人们不妨会问，除开对于富含象征的死亡的表达之外，卡帕的“倒下的战士”是否还有其他真实的内容。卡帕并不是一位公正无私的报道者。他对共和党人犯下的暴行视而不见，他极有可能会导演至少一次有纪录的进攻，也会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业当一次意识形态上的啦啦队长。
无论真假，“倒下的战士”都是卡帕的政治偏见及思想意识的最终纪录。他的这两个方面都会在一场“激情导致的战争”中经受严峻的考验。的确，他很快便会体验到残酷无情的理智丧失和幻想破灭的痛苦，这是所有在足够近的地方见证过战争“罗曼斯”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的痛苦。
从来不曾有过怀疑的是，“倒下的战士”的发表，标志着一条不归路的起点。这张照片以后，安德雷·弗里德曼将永远以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为人所记住，这位美国摄影家如此大胆，如此尽力贴近战争的脉搏，竟然纪录下了一个人的死亡瞬间。
第二章小红狐（1）
“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世上都是不公平的。”
格尔达·塔罗，1937年7月9日
1936年9月18日清晨，卡帕和格尔达跟一群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等在托莱多的阿尔卡察城堡外面。整6点31分，一声爆炸巨响炸裂开了城堡，整个城市为之震动，但并没有使困在里面的叛军挪位。德国摄影师汉斯·纳姆斯就在卡帕和格尔达身旁。此时，共和党的队伍向阿尔卡察发动攻击，但很快就被击溃了。“我们看见他们怎样爬上陡坡，”纳姆斯回忆说，“我们看到一些人被打死了，伤员就从我们身边抬走，距离很近，血都滴到我们鞋子上了，我们还看到了死者翻出来的白眼。手榴弹和炸药爆炸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
卡帕和格尔达被这样的屠杀行为惊呆了，深感失望，因此离开了托莱多。9月30日，为期两个月的围困结束了，弗朗哥击退了共和党人，占领了托莱多城。托莱多的陷落对叛军来说，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也打开了通往北面40英里外的马德里的通道。弗朗哥刚刚被提升为叛军总司令，阿尔卡察夺下的那天，他发表了一个声明：“马德里的抵抗方案让人发笑。我们能走多快，就有多快拿下马德里，哪里有可笑的抵抗，我们就打垮哪里。”
格尔达和卡帕已经到了首都，跟马德里其他惊恐的居民一起等待弗朗哥的部队来进攻。大约在这个时候，就在马德里的北边，卡帕遇到了热情的德国青年作家居士塔夫·莱格勒，他现在已经是第12国际旅的政治教导员了，他接受梅特·查尔卡的领导。梅特是一位神气十足的英俊的匈牙利作家，人们也叫他卢卡茨将军弗朗哥甚至瞧不起卢卡茨的军事技术和他的顽固。
莱格勒觉得卡帕看上去像个吉卜赛人，甚至觉得他比实际的年龄还小些，当时，卡帕离23岁只差几个星期。根据他的说法，卡帕加入了第12国际旅，当时，第12国际旅向曼萨那尔斯河进军，据说，共和党其他的部队正在准备迎击弗朗哥对马德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在漆黑的夜里爬进一片有霜冻的荒凉的矮树林，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到了河边，他们发现只有战壕，部队已经撤走。莱格勒惊呼：“马德里处在任人进攻的状态，就如同被一群猎犬围住的野狗。”
他们回到卢卡茨的指挥部，卡帕第一次品尝到了战争的恐怖滋味。莱格勒回忆说，“那年轻人（卡帕）很不喜欢不久就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弹，尽管炸弹是在很远的田野里炸响的。后来，他请求离开去换裤子，幽默地说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打仗，说他的大肠比脚还软。”
也许，在这第一次的战斗体验中，卡帕发现了好几件事情。他身高5英尺8英寸，属于矮个子，但是，要躲开密集的炮弹，他的身高还是多出了好几尺——保留住脑袋的最好办法是使其与地面平齐，最好是钻进很深的猫耳洞。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沉默的确是金。狙击手的子弹有时候会发出最小声说出来的“你好”。在战争中，人们想到的只有现在，只有眼前。本能和内心的考虑会挤走所有主观的激情和想法。很多战地摄影记者后来都发现，战斗期间发生的肾上腺素的突然上升，很容易成为上瘾的一种体验。
9月下旬，针对马德里的轰炸白天黑夜没有停息。卡帕和格尔达经由巴塞罗那回到巴黎，他们已经完成了伏格尔交待的任务。他们精疲力竭，不知道是否会再次见到马德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办法让人们看到西班牙人民是否能够打败法西斯。比较起西班牙每一个清醒时刻的高强度生活，巴黎的时光太懒散了，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把一些图片推销给杂志社，之后就制订计划，准备尽早返回西班牙，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相机反映抗击法西斯的战斗。
卡帕是第一个另外接到一项任务的，他独自一人于11月份回到了马德里。他不在的时候，因为担心落入弗朗哥军队的手下后会受折磨和强奸，马德里人被迫死命战斗，捍卫城池。抵抗斗争的中心现在是在卡萨德康波，那是城西的一座公园，共和党人已经在那里挖好了战壕，并且用门窗、手提箱和能够找到的无论任何东西搭建了相当完备的街垒。在光秃秃的橡树底下，在多山的街道上，经常是三个人共一枝步枪，他们在等待着射击敌人的最佳时机。十几岁的少女们都扔掉了脖子上的金十字架和项链，在肩膀上加上了垫子，以免西班牙的毛瑟枪跟驴子踢人一样磨伤自己的肩膀。
几个星期以来，严冬笼罩着西班牙的马德里，卡帕在卡萨德康波拍摄近距离的战斗场面，还到城西北面的多个屠宰场进行拍摄，之后跟多个共和党战斗小组穿行在遭受炮弹轰击的房子之间。他在那个冬天拍摄的照片还显示一些长胡须的炮手，他们在弹痕累累的大学宿舍里抱着身体取暖。哭泣的母亲带着孩子坐在地铁站的站台上，火车通过的时候，那些睡着的人似乎凭直觉从站台边上缩回自己的脚。在中央电报大楼里，其他的记者在发送经过检查的报道，炮弹从头顶飞过的时候，他们都猫起了腰。离开前线仅几百码远的地方，格兰维亚的咖啡屋还在用大杯销售加奶咖啡和苍白色的甜馅饼。
《世界画报》杂志的内文赞扬了他的这些报道，里面还有一些照片显示一些男子在朝自己兄弟家的墙上扔手榴弹。文中说，“来自马德里的好图片不多。作战双方都不喜欢摄影记者。进入可以拍摄到好图片的地点很危险”。但是，卡帕想办法从一个战场奔往另一个战场，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他需要做的事情不过是跳上电车。在蒙巴纳斯只够买一杯咖啡的价钱，在这里可以到处跑，想到哪个战场就到哪个战场。“你可以搭上街车奔往前线，”马德里人告诉他说，“但不要坐地铁，否则你有可能跑到对方战线里去了。”
卡帕还纪录了战争最悲伤的面孔，主要是那些惊呆了的母亲和孩子。这么一来，他就成为第一位把这次战争全部的恐怖情景展现在欧洲各地和全世界面前的摄影记者了。在他的照片中，在西班牙发生的战斗是冷酷无情的，谁也无法幸免于难。现代战争中因空袭而屠杀的平民远较作战人员为多。卡帕最动人的照片都是一些被炮弹震呆的妇女，那是来自巴伊厄卡斯郊区的一些工人阶层的妇女，而巴伊厄卡斯又是遭受轰炸最多的地区。他把相机架在离妇女面部才几英尺远的地方，她们返回原地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毁掉，而邻居也都倒在血腥的瓦砾之下，几分钟后，卡帕的相机就捕捉住了她们的表情。卡帕于12月份回到巴黎，他发现这些照片通过联合通讯社销售给了多个国家的杂志。12月28日，他们为他在《生活》杂志找到了第一个跨页版面刊登机会。《生活》杂志是一家新建的美国杂志，11月23日才创刊，结果，这家杂志首印就卖了466 000份。
第二章小红狐（2）
1937年初，卡帕回到西班牙，再次与格尔达一起报道安大鲁西亚海岸的难民情形，在那里，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叛军在马拉加海港的进逼。从马拉加开始，沿海岸要走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最近的共和党避难区——阿马瑞亚。当父母的哀求卡车司机把孩子塞进已经挤得满满的车里，他们知道自己再次看到孩子的希望十分渺茫。数以百计的人倒在路上，因为劳累和饥饿而在路边死掉。一天下午，叛军飞机来袭。因为猝不及防，整家整家的人被割倒。一位加拿大医生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他看到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多次返回射击难民队伍，他们的“机关枪在奔逃的人群中画出复杂的扫射图案”。
卡帕和格尔达回到巴黎，他们带着三月初在悲剧中拍摄的照片。卡帕也许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因此提议跟格尔达结婚。让他惊讶的是，格尔达拒绝同意。她已经跟他一样深深地卷进共和党人的事业，而“此时结婚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露丝·切尔夫说，因为法西斯分子还没有在西班牙得到惩罚。另外，如果要她放弃当一个“多夫多妻制分子”，那也只是经济原因使然，潜在的丈夫应该是一个有钱的人，而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自由投稿摄影记者。
格尔达还有别的原因不太想跟她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物打上死结。访问西班牙期间，她已经拍摄到很多极好的照片，但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张是以她的名字刊登出来的，即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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