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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死者 作者:[苏]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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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还没发，各人穿各人的衣装。我穿的是军便服，灰色军大衣，厚油布长靴。步枪暂时也没发。大家都故意折磨我们这些没有武器的人。警察局驻守在学校里，是一层的砖房，在镇中心，紧挨着大桥。局长纯粹是个野兽，全身披挂，腰上挎一支毛瑟枪，凶狠残暴——可真厉害。稍稍有什么可疑，或者违反了什么，就狠狠地打，不然就送到车站上的保安处，德国卫成司令部就驻扎在站上。已经武装起来的两个营常常听到警报出动。有时是去抓人，大搜捕，有时是去打游击队。这样，有一次——这事发生在5月，树木已经开花吐叶了——半夜里响起了警报。全体人员跑出去，集合站队。我当时正执行值班勤务。这次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有的坐大车，有的骑马：听说什么地方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就是说要起去救援自己人。连第三营也被赶出去，剩下的只有两个病号和我们三个值勤的人。全体出动之后，我扫了扫营房，在走廊上的小柜旁站岗，另一个值勤的人刚刚下岗
在床铺上盖着大衣蜷着身子蒙头大睡。值班长苏尔维拉警士手持步枪在大门外踱步。我们三人之中只有他佩带武器。我心想，他若是躺下休息的话，我就能利用他的这条步枪了。可是，这个鬼没有躺下。快到早晨时，天刚蒙蒙亮，听见森林那边工人村附近响起一片枪声，双方对射相当密集激烈，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这个苏尔维拉坐立不安——忽而走进大门来，忽而又走出屋去，这个畜牲害怕游击队会进攻到这儿来。这是个最坏的下流坯，从前管理想区文化宫，脸蛋子有这么大，肩膀有这么宽，浑身是劲，可是这条狗却胆小怕死；我一看，他被吓得心神不定，象掉了魂似的，我暗暗幸灾乐祸，可是外表上没露出来，仍旧在走廊站岗；我腰上别着一把刺刀，就是咱们骑兵用的那种普通三棱刺刀。当然，这不能算武器，带着它游击队是不肯收的。可是到哪儿去弄更好些的？我一直在想，真是绞尽了脑汁。
天色刚一大亮，夜间行动的人回来了，先是骑马的，接着是坐大车的。运回了伤员，有五六个人。还有两个打死的，用担架拾进了营房。我一看，太突然了，我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原来是别克什！他的头斜在一边，额头惨白，头发上沾着血。血倒是不多，是颗小子弹，可是人报销了。是致命伤。瞧，弄武器弄到了这个下场！他手都没挨着，一直赶车，看守马匹。当兵的命运是没有眼睛的，黑白不分。碰到谁就杀谁，更经常的是杀好人，对那些畜牲，子弹连碰都不碰。
这样，死人抬下了车，伤员安置到床铺上，有两个警察还搀扶着一个人。这也是个受伤的，伤在腿上，伤口草草地包扎着，没穿靴子，只用一条腿跳着走。我一看，这好象不是我们的人，警察局里没有这样的。我向切尔尼亚夫斯基——他是镇上的警察，我们曾经在中学同学——打听了一下，他说，是个俘虏的游击队员，受了伤，被抓了回来。是个年轻人，戴着黑色平顶羊皮帽，看上去象森林里的一个指挥官。
他被拉进办公室里受审。办公室恰好在我对面，只离两步远。我站在小柜旁，屋里怎么审讯他，我听得一清二楚。挎毛瑟枪的局长，从保安处来的一个穿黄皮靴的打手，还有几个警察。先是对他好言相劝，可是游击队员显然不愿开口，于是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拷打得非常凶。他也大喊大叫，破口大骂，可是终究还是说出了些什么。我听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那些人一直追问西尼亚夫斯克森林的事；开始更凶狠地拷打。他已经昏了过去。有人跑出来取水，又泼又浇。然后，又是拷打。后来，暂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开始了。这场刑讯大概持续了三四个钟头。我已经下岗离开了小柜旁，刚刚躺下打盹，苏尔维拉就把我叫醒。他说：’套上大车，咱们去执行任务。‘上哪儿去？’我问。‘上车站，把俘虏的土匪送去，德国人要他呢。’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任务——首先，不愿把游击队员送交德国人，要知道，这明明是让他去送死，第二，我仍旧得不到武器。我说：‘发给我一条步枪吧，空着手，我怎么去？’苏尔维拉说：‘别胆怯，我带着武器。他若是逃跑……况且他也跑不了——眼看要断气了。’
我套好马，把游击队员抬上车，放在麦草上。我一看，果然半死不活的了，被揍得满身是伤。‘你们把我拉到哪儿去？’他问。苏尔维拉对他说：‘到哪儿，对你还不都一样，你这个土匪。等到了桥上，把你扔进水去！‘游击队员开口痛骂，娘三爹四地大骂，既骂警察，又骂希特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暗想，难道我要插手把他害死？可是，怎么办呢？又不能推却。夜里接到警报出去干事的人现在获准休息，要睡到午饭时间，就是说，这趟差事正该轮到我们头上……
我们离开镇子，沿着大路走。俘虏尽管挂了彩，又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还是被捆住双手，绳头系在那条好腿上。我坐在前座上，手持缰绳。苏尔维拉坐在左边，睁大两眼，观察周围动静。大道上迎面走过两辆马车，还有几个婆娘挎着篮子走路。除此以外，空旷无人。这时，我脑袋里翻腾起—个又一个念头。我开始观察周围地势。到车站要走四五俄里，一路上都是田野，可是过了小桥，从一个地方开始出现了灌木丛。在灌木丛处大道分成了两岔。岔路口很不显眼。大道通向车站，旁关的小路穿过一个小水洼，直通松林附近的斯摩里亚纳村。我想，若能拐到那儿去嘛……但是有这个剥皮的恶鬼坐在身后，手持步枪，怎么拐呢？若是让他一察觉，就会冷不防给你后背射进一颗子弹。
不管如何，我还是下了决心。一走进这个小树林，我就对苏尔维拉说：‘喂，你先替我拿着缰绳，我去解个手。肚子有点儿不好受……’他想了想，往四下打量一下，他还是爬下了车，走到前边来，抓起了缰绳。这样一来，步枪自然背在了背后，我计划的正是这样。我从腰上拔出刺刀，一下予捅进了他的后心，就象杀一头野猪。他象骟猪一样，只哼了一声，就躺倒在我的脚下了。我抓过步枪，背在肩后，抓着他的脚拖到壕沟里去。然后，跳上马车，狠命地打马跑去！几匹马都不坏，我一抽打，它们就箭似的跑过了水洼。游击队员先是痛得尖声叫嚷，后来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止住了叫声。再往后他就指点我往哪儿去。他说：‘到卡查纳去找铁匠。到那儿会告诉你……’我把他飞快拉到卡查纳。在那里，我们被掩护起来，在干草棚里度过一夜，第二天队伍上就派了人来。来了四个骑马的，我救出了的人对他们说：‘就是他救了我，同志们。谢谢你，警察。’原来，这个人不是普通游击队员，竟是游击队的参谋长。我心想，闹了半天，还是个大人物啊！从此，我也走了运。只是，可惜别克什……
我暂时被编入了预备队。我观察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原来，这儿也有许多熟人。有的人来自区里，他们对我不十分熟悉，——战前我一直在作业队干活，年纪又轻。后来我在远东地区的正规军服役。然而，我却记得他们。我们的扎夫拉伊佐是民警局长。有一天，我在伙房看见了镇中学老师巴吉洛夫，他在四年级教过我们。只是见老了，头发几乎全都白了。现在是队伍的政委。
我的游击队经历就这样开始了，看来开始得还不坏。尽管认识我的人不多，但是我立即受到了敬重——自然喽，我把参谋长从死亡线救出来了嘛！不错，也有些人斜眼瞅我，心里说，从警察局来，别再是暗探吧。”
“你真的是挺有运气，”阿尔卡季说，“碰上了参谋长。就象电影上讲的。假使，比方说，碰到的是个普通战士？或者，半路上他死了……”
“我最怕的也就是这个，”谢苗开朗地笑了，完全象个孩子那样天真。
“在路上，后来夜里在干草棚，我都担心过。参谋长情况非常不好，常常昏迷过去。我心想，他要是一命呜呼，我可怎么办？投奔谁？游击队员会说：是你杀害的。回警察局也不成，不会相信我。况且他们会找到苏尔维拉，他背上还插着我的刺刀哪。参谋长有两三个月没有在队伍里，他被安置到某个隐蔽地方去养伤了。在这个期间我已经完全熟悉了环境；参加过几次伏击，也弄到了武器。以前我只梦想有一支步枪，可现在我连巴拉贝伦自动手枪都弄到手了——是在公路上从一个被打死的军官身上搜出的。还有一柄短剑。好极了，还配有一个潦亮的剑鞘。总而言之，我成了真正的游击队员。有一天傍晚，我们刚刚在伙房吃过晚饭，一出门——迎面来了一个身穿皮夹克，拄着手杖的陌生人，他有些跛脚，我心想：这是谁呢？科尔卡·斯米尔诺夫（他是莫斯科人，后来摧毁德寇卫戎司令部时受了致命伤，就牺牲在我的怀里），就是这个科尔卡捅了捅我腰，说，你还看什么，快问好。这就是你救过的人，是参谋长！我连忙行了个举手礼，如此这般作了报告。’您好，参谋长同志，您身体好吗？‘不错，他向我伸出了手，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说：’这不值什么，得救的是两个人，既救了您，又救了自己。‘他问：’你从哪儿知道应该救谁呢？‘我答说：’我在小柜旁站岗来着，您受审问时，我听到了一些。‘他那一次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但不知为啥，脸色却阴沉了下来。我当时没在意——人不得不受的罪还少吗，落入敌人的手里——这可不是一件愉快事儿。
这一年夏天快过去了，我们在游击队作战，嘿，森林里劈劈啪啪可真热闹。不是我们劈头盖脑揍他们一顿，就是他们让我们吃点苦头。我们先前的那位指挥官调任当旅长去了，他的位子由参谋长诺维科夫斯基担任。同志们逗我说：’谢苗，你去找你救过的人，说说情，让他给自动枪手批点肉吃。‘或者：’去说一句话，行动之后让他下令准许我们晚起两个钟头。‘再如：’你为啥穿双破皮靴，去求求他，让他从战利品里拨给你—双新的。‘我当然总是用笑话应付，哪儿也没去，谁也没去找。我已经觉察到我的指挥官好象在生我的气，甚至尽量躲开我；不仅从不用什么奖励我，相反，本来可以让我多睡个把钟头，他却总想方设法派我去什么地方干事。别的指挥官对待我都很正常，政委——他还树我为榜样，让伙伴们学习。实际上，难道我战斗得不好吗？炸毁绍齐的桥梁时，我一个人把放哨的警察干掉了。而且干得那么出色，趁着敌人在掩蔽部里睡觉，我们把所有的炸药都绑在桥桩上了。爆炸成功了，守桥部队—举全歼，我们的人无一伤亡。政委在队列前当众向我表示感谢，我看见诺维科夫斯基却蹙紧了眉头。他不喜欢我！到了十月革命节，开始呈请授奖时，政委说，奖给谢苗诺夫一枚勋章。可是，指挥官反对，说，给他一个奖章就足够了。喏，就是说，给一个军功章。但是，只要哪儿现了危险的麻烦事，比方说，在特罗相沼泽德国人抢去了我们的辎重，那就该把谢苗诺夫派去了。你去，或者死，或者把辎重找回来。我去了，夺回来了，我并没有死。当然，在队列前表示了感谢等等。但我感觉得出，对他来说，我若是不回来，若是死了，会更好些。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究竞是为什么，我却很久想象不出。”
“大概，就是因为你在警察局效过力，”阿尔卡季说。
“根本不是因为效力，问题不在于效力，”谢苗打断了自己的故事。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瞧着立在桌脚边的那瓶还没喝完的白兰地。阿尔卡季当然发现了他那含意明显的眼神，但装作不懂它的真正含意。阿盖耶夫沉默不语，他已经明白了谢苗用这些细节把故事引向什么结果。可是，他听着。不能说他怀着巨大的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带着一种想得知详情和当时情势的不十分固执的感情，因为他的记忆里同样充满了这类细节和情势。“不是因为效力。一开始我也曾这么想过。以为他不信任我，或者是在考验我。后来，我明白了：我是自作自受。因为自己嘴不严紧，才遭这份罪。
有一天，我给他备马，喏，正赶上这么个机会。我把马牵到地窖子前（当时我们驻扎在红色密林，在松树林里），把缰绳交给他，附近没有什么人，他接过缰绳，拉住脚镫，上马之前问我说：’谢苗诺夫，你告诉我，当时你从头到尾一直在岗上值班吗？‘我马上明白这里说的’当时‘指的是什么时候，可是没显露出来，反问了一句：’您指的是什么时候？‘’喏，就是我受刑挨揍的时候。‘我说：’我站岗来着，可是不一会儿就被换下去，到营房睡觉去了。‘我对他说了谎，可是一看，他的眼睛变得高兴了，有点什么消失不见了。他纵身上马，我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吗，指挥官同志？‘’不，没什么，‘说着，他用树条抽打马脖子一下，就跑走了。瞧，我说了谎，结果让一个人放了心，我也变得轻松些了。一次，站队时他走到我跟前，开了几句玩笑，甚至还请我抽了支烟。我心想，谢苗呀，你可得坚持住，你的事似乎已经熨贴了，只是不要再走嘴说漏了。不过，我的好运不长。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埋葬了诺维科夫斯基，——在穿越铁路线时他杖打死了。”
谢苗住口了，用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心不在焉地捻着早已熄灭的香烟。阿盖耶夫父子也沉默不话。父亲沉缅于对自己那遥远而充满苦难的往日的回忆。
阿尔卡季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不久便承认说：“我不完全明白，究竟要害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是奉命，还是另有原因？”
“什么奉命？”谢苗没有理解，“为什么是奉命！明摆着嘛。”
“具体说呢？”
“一清二楚，”阿盖耶夫说，“还解释什么。连小孩子都能明白。”
“嗯，”谢苗简单地证实说。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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