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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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快乐旧时代”的回忆中，他让人将讽刺性的格言“工作创造自由”钉在营地大门上方。在达豪也一样。但其他方面这位新任命的指挥官不想和老的有任何关系，后来他讲道：“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只有通过所有人——从指挥官到最后一名犯人的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才能将奥斯维辛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但为了能让所有人参加这一任务，我必须和所有传统的东西、和集中营里所有变成了传统的习惯决裂。”艾克认为犯人首先是国家和民族具体的敌人。霍斯毁灭性地给对手重新下了定义：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取决于如何消灭“有害分子”。肆无忌惮的野心家霍斯将证明自己是奥斯维辛有效率的指挥官。　　　　　
　　　　他从前的生活经历颇具时代特色。孩提时他习惯了他父亲，一位巴德商人的有力保护。他想成为一名基督教神父。可还在上学时，他的稳定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变化：一位神父伤害了他的秘密忏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像其他许多后来的党卫军成员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军人生活、制服和秩序。虽然不到16岁，霍斯成功地被接纳进了陆军部队。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这位新兵在无情的阵地战壕沟里失去了对杀人的恐惧。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没有了方向，参加自由兵团，因政治暴力被判10年。监狱生活的明确规定启发了霍斯：他要做一名模范犯人，在这里他又找到了一个他可以适应的明确的接点：报酬。在关了不足6年后他获释了。　　　　　
　　　　他从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精神骚乱逃进了一个农民的知足生活的浪漫理想中。可当海因里希…希姆莱1934年让人招收新的党卫军成员时，霍斯决定参加这个黑色骑士团，落进了艾克式训练计划的磨坊里。他是一位好学的学生：据他自己承认，无条件服从、纪律严明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他的眼里它当然不适用于被纳粹政权定为敌人的那些人。他的特点是干劲十足：在修建集中营时，当铁丝网不够时，他让人去偷了一些。其他人确定他——他一再地告诫自己：目的是确定一切的标准。霍斯属于那些始终需要一位上司的人。战后他为自己的行为推脱责任：他不过是服从了命令。


骷髅头第49节：奥斯维辛集中营

　　　　最早被运往奥斯维辛的犯人是30名来自萨克森豪森的“经过考验的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担任犯人头头，集中营、狱区和狱室的头头，负责监视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自己不必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得到更好的伙食，穿高筒靴和手工缝制的囚服。霍斯在他的记录里炫耀地写道：“分割和统治”，是这里的口号。分级的权力分配使每个人在集中营等级制度中获得一个位置，使他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也让受害人成为凶犯。这是集中营世界的典型特征。　　　　　
　　　　在到达三星期之后，第一批波兰犯人在殴打、脚踢和大声叫骂中被犯人头头们赶进了集中营的棚屋里。他们是地下抵抗战士、政治家、波兰知识界的代表、神职人员和犹太人。拘留营第一领导人卡尔·弗利奇，集中营总指挥的左右手，他迎接这些新来者的讲话一下子浇熄了任何想活着离开此地的希望：“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到疗养院，而是进了一座德国集中营，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里——通过烟囱。谁不喜欢这样，他马上可以触电身亡。如果这批人中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如果有神职人员，他们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3个月。”　　　　　
　　　　进攻苏联之后，这座集中营里关满了俄罗斯战俘。根据数月前就颁布的“特派员命令”；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将所有的干部，特别是“职业革命者和人民委员”挑出来消灭掉。这一谋杀行动不能留下证人，于是集中营被指定为作案现场。　　　　　
　　　　1941年9月5日，奥斯维辛的党卫军首次使用氢氰酸制剂齐克隆B屠杀。这一试验“非常成功”；执行者表示满意：近600名苏联士兵和300名左右有病的犯人被毒气毒死了。在奥斯维辛进行集体屠杀的工具被发现了。和同时在集中营里进行的集体枪杀相比，齐克隆B的“优点”是明显的：它屠杀起来不仅更快更节省，它也“更人道”——对于作案人，而不是对于受害者。集中营指挥鲁道夫·霍斯后来回忆道：“我必须坦率地说，毒气杀人让我感到安慰，因为不久就必须开始大量灭绝犹太人。枪杀总是让我毛骨悚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省掉了这些残杀，我感到安慰。”　　　　　
　　　　但犯人们并没有能免遭亲手进行的残暴，殴打惩罚属于家常便饭。有无数的变化形式，因为折磨者施虐狂式的幻想没有止境。在老集中营里审讯时特别有名的是“荡秋千”，犯人必须双手抱在屈起的膝前，手腕被用手铐铐在腿前。随后将一根粗铁棒伸进受害人的臂肘和膝盖之间。折磨者将这根棍子搁在两只木架子上，让犯人头朝下挂着。看守用皮鞭抽打犯人的臀部、生殖器官和光脚板。打得那么狠，被折磨者一直转个不停。如果喊叫声太大了，就给他戴上防毒面具。在比尔克瑙许多人不是死于一桩残酷的“罪行”；而是死于集中营人员的寻开心。有时责任人随意找出一位受害者。他们强迫这位不幸的人，腹部朝下四肢伸直趴在地上，将一根棍子放在他的颈部，使劲跳上去，折断他的颈部。常有恐怖的情形：“目光野蛮的犯人头头走过犯人之间血迹斑斑的夹道，而党卫军成员像电视里误入了一部没完没了的荒诞恐怖片的西部牛仔，从屁股后面射击。”从恐怖中幸存下来的犯人鲁道夫·弗尔巴回忆道。逃跑时被枪杀的人被放在集合场地上，用于威慑其他人。党卫军成员将写有“乌拉，乌拉，我们又回来了”的标语牌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还活着的逃跑者当着犯人们的面被绞死。　　　　　
　　　　为了减轻凶手的工作负担，集中营领导争取“平衡自由时间”。奥斯维辛的有些党卫军成员去桑拿、足球场或妓院里打发业余时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有个专为赫尔曼·戈林修建的鹰院和一个骑马厅，后者是为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妻子修建的。　　　　　
　　　　高级党卫军军官及其家庭一般是安排在一到两个家庭的房子里。这些双层房或行列式住房配有小花园，花环似地包围着集中营的其他地带。有道命令显示了鲁道夫·霍斯是多么重视环境的整洁：“新建的花园式设施是营地的装饰品。每位党卫军成员都应该保护这些设施，不践踏损害草坪。”另外，他们的指挥官还要求党卫军成员自己护理他们的花园：“已婚的党卫队领导、下级指挥员和男性只可以在他们的住房周围圈起他们自己能料理的那么多园地。不可以使用犯人料理花园事务，因为他们被使用于更迫切的工作。”——指党卫军工厂里的强制劳动。　　　　　
　　　　霍斯一直在努力争取促进集中营看守的团结。无论是战友节还是体育比赛——都是为了维护党卫军的团队精神。指挥官的命令涉及面广泛，向我们展示了集中营里的社会活动，比如有一回要求在奥斯维辛举行战友晚会：“1940年8月16日所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成员在保护性拘留营地背后的剧院里举行战友晚会。19点开始。18点50分之前必须入座。保护性拘留营的领导们必须设法让各小分队及时归营，让党卫军成员最迟18点15分下班。邀请目前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成员的妻子和未婚妻们参加战友晚会。”　　　　　
　　　　体育活动也能消遣。在进攻苏联前一天，奥斯维辛下达了下列命令：“值此夏至之际，于1941年6月21日在党卫军体育协会的体育场上举办田径运动会。当日只安排极重要企业的劳动小分队外出，好让各队能有足够的人员参加比赛。不得请假。”就在希特勒在东线发动灭绝战争不到三星期之时：“星期天，1941年7月13日，在本地体育场上举行三场手球和足球比赛。比赛场次如下：14点至15点半：党卫军骷髅头足球队对老贝伦体育协会。16点至17点半：党卫军手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17点至18点半：党卫军足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这些比赛的门票10帝国马克。”


骷髅头第50节：“消毒”和“浴室”

　　　　此时，历史性犯罪的最后一步尚未到来。在首次毒气屠杀之后仅过了几个月，奥斯维辛就开始了工厂式屠杀。第一组受害人在其中被使用齐克隆B杀害的第11区显得不合适了。仅是给这个房间通风就花了好几天。对于努力实现的“有效的”杀人方式这似乎太长了。因此不久之后第二次毒气屠杀改在了火葬场，它的停尸间拥有通风设施。在屋顶上破开了好几个投入孔——用来投放要从空气中带来死亡的齐克隆B。为了盖过垂死者的喊叫，将卡车的发动机发动起来了。奥斯维辛的第一个毒气室开始运行了——但还不是为了犹太人。　　　　　
　　　　为此它还需要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希特勒的灭绝战争陷入停滞的背景下做出的。1941年秋天希特勒谈到“犹太人问题”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位独裁者低估了斯大林的国家，受到了惩罚。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对这一错误负责。战争是一个国际阴谋的产物。那些卑鄙的幕后策划人应该为此受到惩罚。犹太人应该为德国人在前线的血债承担后果。这位独裁者在疯狂中所做出的决定，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是在柏林从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本人那里获悉的。单是那些麻烦就显示了此次会见非同小可。因为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一反常态，在没有副官在场的情况下接待了客人。希姆莱通知这位集中营指挥官，“元首”命令“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据霍斯回忆，他毫不怀疑“最后解决”是什么意思：“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永远的敌人，必须根除。我们要将在战争中找到的所有犹太人无一例外地消灭。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破坏犹太民族的生物学基础，那么犹太人有一天就会消灭德意志民族。”希姆莱接着说，由于其便利的交通和与外界隔绝的位置他挑选了奥斯维辛。霍斯清楚这一命令的可怕性。但作为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盲目地服从他的领袖的命令。同时，恰恰是他被授以解决这么一个重要问题的任务，他感到荣幸。他要证明他是不会辜负这一信任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前进，前进……实施命令的措施。”但暂时还要耐心等待。希姆莱没有下达如何进行“最后解决”的确切指示。确定的只有目标——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　　　　　
　　　　1942年1月20日的“万塞会议”确定了发展方向。在这幢坐落在优美风景中的别墅里，远离奥斯维辛和它每天的恐怖，世纪大屠杀的数理逻辑确定了。1942年3月26日，艾希曼组织的首列火车就到达了奥斯维辛，车上装满了斯洛伐克的犹太女子。她们被关进了前俄罗斯人的棚屋里。此时，原先被送进集中营的10000名苏联士兵中还活着的已不超过1000人了。　　　　　
　　　　从1941年9月起，因容量原因新建了一座集中营。指挥官霍斯冷酷无情地督促施工。被俘虏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必须拆除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小村庄的房子，建起简易棚屋。比尔克瑙原计划用作战俘营，后被确定为集体大屠杀的中心——欧洲犹太人的死亡工厂。　　　　　
　　　　在这个新的集中营营地外面，在一座小森林边缘，有两座漂亮整洁的农屋。周围的果树和它的草屋顶使这些房子完美地掩饰了在它们内部发生的事情。它们显得毫无危险，足以将受害人欺骗到最后一刻。凶手们在门上贴上了写有“消毒”和“浴室”字样的牌子。这些房子从此叫做第一监狱和第二监狱，在它们旁边修建了三个简易棚屋用作更衣室。1942年6月底两个监狱都“可以使用了”。　　　　　
　　　　当希姆莱1942年7月访问奥斯维辛时，他说：“艾希曼的计划在继续进行，并将逐月升级。请您想办法加快比尔克瑙的扩建。也请您不顾一切地消灭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当晚这位党卫军最高指挥官和他的屠杀帮凶快乐地坐在一起。霍斯回忆说，希姆莱“情绪高涨，心花怒放”。他甚至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吸了烟，他通常是不这么做的”。　　　　　
　　　　希姆莱的批示成了残酷的事实：开姆诺、贝尔泽克、索比堡、特莱布林卡、马吉丹尼克和奥斯维辛——建起了6座灭绝营，在里面有计划地用毒气屠杀犹太人，全都在开足马力运转。阿道夫·艾希曼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冷酷无情地指挥犹太人走出火车走向死亡。1942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吕温布劳啤酒馆里当着一群听众宣布：“你们还记得帝国会议吗？我在会上声明，如果犹太民族自以为能发动一场国际性世界大战消灭欧洲人种，那么被消灭的将不是欧洲人种，而是欧洲的犹太民族。”　　　　　
　　　　这期间，驱逐列车在奥斯维辛已经成了例行事务，每天有数千人从全欧洲来到站台上。他们被从家里赶了出来，被夺走财产，赶进火车，送上了毁灭之旅。妇女、男人和孩子，老人和病人被紧紧地塞进运牲口的车厢里。很多人在途中就渴死或累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料到这种恐怖。　　　　　
　　　　经过了痛苦不堪的火车之旅，在集中营的火车站站台上，一切突然速度变快了。门被打开来，筋疲力尽的受害者们被拖出，被大声叫嚷和凶狠的党卫军军犬的吠叫驱赶着。谁不够快的，就被向前踢向前打。这场混乱是故意制造的，一种完美的恫吓方法。晕头转向和被途中的痛苦挫伤了勇气的人们服从着命令。当所有人都下了车厢时，行李被没收，尸体被抛出火车——那些没有能熬过前往奥斯维辛的地狱之旅的人们。这些工作必须由犯人们做，骷髅头刽子手们不想弄脏自己的双手。被放逐者的命运在站台上就决定了。女人们和她们的孩子们被分开了，男人和他们的妻子被分开了，家庭在几秒钟之内就被拆散了。党卫军成员不让人们有告别的时间。因此，对于很多幸存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