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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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过期时，他去了叙利亚——同样是落难纳粹的避难所。这位凶手在大马士革住了下来，成了狡猾的商人，包括军火生意。当布鲁奈尔最后于1960年被叙利亚的情报机构雇佣时，他可以不必被引渡。　　　　　
　　　　布鲁奈尔，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至今都逃过了惩罚。在战后的德国，司法的磨坊无聊地转动的时间太长了，公正很大程度上都失败了。德国的侦查也是拖拖拉拉。科隆检察院于1984年签发逮捕令，随后是要求引渡，结果都不了了之。其他人显然很清楚布鲁奈尔藏在哪里：1961年6月，当布鲁奈尔在大马士革的总邮局打开一个寄给他的小包裹时，一颗炸弹爆炸了。他受了重伤，虽幸存了下来却失去了左眼。20年后，1980年7月，另一颗包裹炸弹炸掉了他的两只手。当这位被寻找的战犯于1985年鲁莽地在大马士革接受德国画报《彩色》（Bunte）的记者采访时，在布鲁奈尔的受害者中掀起一股愤怒的浪潮。联邦德国的司法部门未采取任何措施，它甚至连一张通缉招贴画都没有印过。已经多次有传言说布鲁奈尔死了——但仍在通缉他。这种案例要讲起来有很多。它是一种后果严重的过去政策的一部分：通过搁置协助逃亡。　　　　　
　　　　德国一开始就抗议过“胜利者司法”和盟军的非纳粹化运动。随着冷战的尖锐化和朝鲜战争的开始，“清洗”在战胜国眼里也不重要了，它们打算重新武装联邦共和国，让它融入西方。主要是党卫军老兵俱乐部“静静的援助”在关心纳粹战犯的幸福。在多年的暗地工作之后它于1951年11月15日正式成立。由前高级党卫军军官同新教和基督教会的高层人士领导。俱乐部的第一任主席是海伦…伊丽莎白…冯…伊森堡公主，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步兵之母”。　　　　　
　　　　这位健壮的女基督教徒，她曾被纳粹党地方小组归为“政治上可靠”类，一心扑在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盟军战犯监狱中的犯人们身上。这里总共关着约1600名犯人：纽伦堡附属审判中被判刑人员，其中有党卫军突击队、盖世太保、德国参谋总部的成员和重要实业家。这位公主甚至不知疲倦地为“胜利者司法受害人”亲自找到罗马教皇——有力地支持了汉斯…乌尔利希…鲁德尔的“战友要塞”。这一联系让人们怀疑她是协助纳粹逃跑组织的一部分，“敖德萨”的一部分。她和国际党卫军小组——如斯堪的纳维亚的——的接触助长了这些传闻。无论如何“母亲伊丽莎白”非常成功：在联邦政府及“静静的援助”的说客们的强大压力下，斯潘道战犯监狱里的犯人慢慢地几乎全部获释了。在美国高级特派员约翰…麦克克劳的特赦令之后，剩余的被判刑的142名“兰茨贝格人”中有92名被释放了，而在德国的愤怒浪潮中最后7名战犯于1951年6月7日在兰茨贝格被绞死。　　　　　
　　　　但德国党卫军战友们的阴谋活动还在继续。于是党卫军组织“相互帮助组织，前武装党卫军军人联合协会”建立起来了，简称“互帮组织”（HIAG）。党卫军成员在这个协会里可以心平气和地赞美纳粹国家，颂扬战争经历，表演他们的智慧助兴：“生活就是战斗，各种形式的战斗——世界非常无情，不会理睬每个不愿意接受这一生活法则的人。”1956年，互帮组织作为协会也获得承认。该协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起了一张拥有数百个地方和地区性小组的网络。主席多年都由武装党卫军将军库尔特…迈耶尔担任，他的手下亲热地叫他“坦克迈耶尔”。直到1961年去世他都在争取武装党卫军的平反。


“敖德萨”神话第87节：和时间赛跑

　　　　互帮组织认为，武装党卫军成员和所有的其他人一样也是军人，同普通党卫军的罪行毫无关系。“我们对那些恐怖行为一无所知。”互帮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道，“我们感谢当时国家的保密工作做得很成功。”直到70年代这个党卫军协会都对军人和传统组织及政治党派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一位前成员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坐在联邦议院里：汉斯…维色巴赫，互帮组织的一位代言人。互帮组织虽然于1992年被解散，但它的会刊《志愿者》（Freiwillige）仍在出版。1952年，为了保障“褐衫”后代，参照希特勒青年团成立了“维京青年团”。它直到1994年才遭禁。　　　　　
　　　　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似乎给了德国人一个误以为能了结的求之不得的机会。康拉德…阿登纳总理认为，纳粹政权许多追随者的介入是重新建设的前提。总理认为：“如果没有干净水，就不泼掉脏水。”于是前纳粹精英也在年轻的联邦共和国里得到了官职和荣誉。1952年，随着所谓的“131号法”的颁布，前纳粹官员，包括盖世太保成员，就已经可以被接受进国家机关了。高潮是1954年的免于惩处法。历史学家诺尔伯特…弗雷认为，该法律意味着5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人还有必要害怕“国家和司法部门是否会发现他的纳粹过去。几乎所有人现在都开脱了罪责、无罪了”。大赦正在渐渐到来，虽然联邦议院1965年用20年的时效期废除死刑，但它1960年确定了杀人时效，1968年甚至批准了协助杀人的时效。为此，针对约300名前帝国中央保安局成员的诉讼不得不中止，虽然艾希曼的机构组织了大屠杀。如果不是在以色列而是在德国审判艾希曼的话，他极有可能不会被判刑。最积极的是路德维希堡的跟踪纳粹罪行的中央办事处，它在德国协调对纳粹的刑事调查。战后虽然处理了10万桩刑事诉讼，但只有6500人被宣判，其中12人被判死刑，163人被判终身监禁。许多罪犯得以逃脱。他们中不少人仍然自由地生活着。　　　　　
　　　　由于不能忍受这种情况，纳粹追逐者在全世界活动，要将战犯们最终绳之以法。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1960年将阿道夫…艾希曼绑架出阿根廷引起了轰动：“最后解决”的这位案头工作者在以色列被判处死刑枪决了。塞尔格…克拉斯菲尔德和比特…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也以追逐纳粹罪犯为终生任务。他们不屈不挠的调查使克劳斯…巴比于1983年被捕。另外，70年代在一起针对塞尔格…克拉斯菲尔德的炸弹袭击之后出现一封“敖德萨”的声明书。纽约私人侦探史蒂文…兰邦姆自称是一个业余纳粹追逐者。但他很成功：他的侦查使党卫军军官尤利乌斯…费尔于2001年被判刑——因为在波希米亚他大肆屠杀盖世太保的犯人。最具传奇性的纳粹追逐者大概是集中营幸存者西蒙…魏森塔尔。据他自己讲，他的文献中心将1200多名在逃纳粹罪犯送上了法庭。　　　　　
　　　　耶路撒冷的西蒙…魏森塔尔研究所的所长、魏森塔尔的接班人埃弗赖姆…左洛夫说，寻找纳粹罪犯是“和时间赛跑”。案犯们渐渐死光了。左洛夫看起来不像是个纳粹追逐者，更像一名办公室职员：笔挺的西装，领带，标准的侧分头，淡色眼镜。他认为自己是个案头追缉者，他精确、无情，如果必要，会连续几年追踪过去的罪行。当在逃的纳粹案犯引起轰动时，很多时候都有他的参与：是他发现，和所有的传闻不同，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孟格勒是在巴西死去的。眼下左洛夫主要是在东欧活动：“大屠杀是一种欧洲现象。”他还根本不想放弃：“仍有纳粹罪犯活在世上，他们杀的人估计要比本…拉登多上六倍；他们也应该被判刑。”最近几年，追逐最后的纳粹罪犯出现了新的突破。连德国追查者也表现得越来越坚决。1987年，曾任波兰一座集中营领导人的前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在阿根廷被捕，1992年他在德国因多起谋杀被判终身监禁。2002年，前热那亚安全警察头目弗里德利希…恩格尔因在1944年5月残杀意大利犯人被判7年。魏森塔尔至少曾经将他无情地追逐罪犯的动机概括成了一个喻言：“在来世我们犹太人将和大屠杀的受害者们相遇。受害者们会问：‘你们生前干什么了？’有人会说：‘我是律师。’另一个会说：‘我是教师。’而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敖德萨”神话第88节：寻找纳粹流亡者

　　　　“褐衫团结”至今不肯忘记作案人。古德龙·布尔维茨代表着党卫军协会“静静的援助”的灵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这位女儿是新老纳粹活动时的明星，定期在活动场所出入：比如每年在施利尔湖畔的安娜山上举行的“志愿军和奥勃兰德联盟”的战友纪念会或奥地利克恩滕州乌尔利希山上的党卫军老兵聚会。每年10月，老老少少的纳粹从全欧洲前往从前凯尔特人的圣地朝圣，去朝拜“褐衫”偶像。希姆莱喜欢叫他的女儿“小丫头”，在她的眼里，父亲至今还是一位英雄。1999年终于被取消的“公益组织”“静静的援助”奉行着党卫军的口号“我们的荣誉叫做忠诚”，它至今还在支持狱中的战犯，为家庭成员寄钱和找律师。前党卫军大队长安东·马洛特也享受到了该组织的善举。1948年，他就因屠杀集中营犯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判处了死刑，从此全欧洲就在通缉这位警察监狱“特蕾西市小城堡”的前看守。正如现在查明的，从1988年起，他就不受德国司法机构的打扰，在“静静的援助”的支持下，平静地生活在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直到2001年他才被判终身剥夺自由的处罚。“静静的援助”至今还在关心他，它也一如继往地支持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和埃利希·普利布克这样的“受害人”。普利布克自1998年意大利的宣判之后就受到软禁，“静静的援助”称：“普利布克是位真正的军人，他向世界表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是什么样的。”　　　　　
　　　　如今，寻找纳粹流亡者越来越变成了追逐幽灵：阿洛伊斯·布鲁奈尔今天都90岁了，“盖世太保穆勒”102岁。可是如果有谁相信，随着最后一位案犯的死去党卫军的网络也将断裂，那他就错了。老的党卫军协会及时找到了“褐衫”新生力量。1979年创建的“国家主义政治犯援助组织”（HNG）以“静静的援助”为榜样关心狱中的新纳粹。


“敖德萨”神话第89节：维京青年团

　　　　根据立宪保护法，他们着重关心那些“出于政治信仰犯下火烧难民申请人住处、人体伤害和其他罪行的”犯人。“照顾”是招收新战士的一个完美的托词。他们也支持过去的榜样，如党卫军成员埃利希·普布利克和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一位有过多次前科的新纳粹克利斯蒂安·沃尔希有一回承认道：“‘静静的援助’对右派活动总是起着榜样的作用。”前德国少女联盟女领袖格特鲁德·海尔和她的养子、极右派律师和新纳粹领导人尢尔根·里根尔一起积极发展新生力量。他们共同创办了多个可疑协会，建起了宪法保护分级为“来自国内外的新老纳粹的最重要的德国训练场所”的俱乐部。作为女演讲者她可以用她的观点教育她的弟子们：“在奥斯维辛没有犹太人被用毒气毒死，根本就没有毒气集中营。”　　　　　
　　　　作为遭禁的“维京青年团”的替代物，非常秘密地建起了“乌尔利希·冯·胡滕之友”。当年的创建人是曾经的德国少女联盟女领袖丽斯贝特·格洛利奇和曾任“大德国”看守营指挥官的奥托·恩斯特·雷默尔。该协会至今高举党卫军的理想，特别重视培养新生力量。它公开散发好战的宣传材料，组织极右分子集会，用它的掩护组织覆盖德　的目标。”不管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这种宣传多么无足轻重；但它表明，有毒的党卫军思想至今都存在——首先是在青少年中结出了果实。今天英特网里还有数千个美化党卫军的网页。今天年轻人还效仿党卫军脚穿弹簧靴在街上行走。至今大街上还有人被折磨或他们的房子被纵火焚烧——如1992年在罗斯托克的里希滕哈根所发生的，暴徒们叫嚣了三天，将一座外国人的住房点着了，而邻居们和警察却在一旁观看。至今人们还被称作“犹太人”受到公开羞辱。党卫军“战友”至今还被理解为共同从事的暴力。只要德国的一部分成了“外国人”的陷阱，只要在安乐死的国度里残疾人受到虐待，精神的纵火犯谩骂民主的价值，只要像“集中营逐鼠”这样的电脑游戏降低了障碍门槛——只要党卫军不吉的幽灵尚未消失，党卫军的历史就是历史的一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