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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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都和他一样。他至今都还认为，“希姆莱的训练一支精英部队的想法非常理智。为一种伟大的思想献身，这吸引了我们。这就像是生活在一个有着我们可以之为榜样的君主的国家里一样。”里德维格后在和苏联的战争中被招募为武装党卫军的外国志愿兵。　　　　　
　　　　但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幌子背后，希姆莱继续为最后一轮权力斗争做试验。他将党卫军从希特勒的亲卫队变成了无所不在的党的警察。在早期，1929年一次坐火车时他讲得最为明显，汉堡党区负责人阿尔贝特·克赖布斯后来回忆起了这次坐火车的经历。希姆莱说，政治中重要的是秘密状态。要弄清冲锋队领导人康恩为何起了个令人想到犹太人科恩的听起来有犹太味的怪名字，或区队长洛瑟作为前银行职员是否依赖犹太人的资本，这些都很重要。克赖布斯听到的是“军人的自吹自擂、小资产阶级的酒馆闲聊和一个教派布道者的狂热预言的混合物”；但他却和很多人一样，忽视了希姆莱想以多大的忍耐力不顾一切地实现他的目标。　　　　　
　　　　党卫军自创建始就随意收集党内的情报，希姆莱于1931年夏天收纳了因“不合格”而被海军开除的情报官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从此这种随意收集就变成了精心策划的间谍体系。新成立的“IC服务处”的情报汇总在慕尼黑的“褐衫大厦”里，它是要揭发潜伏在党内的“敌方的间谍”。古老的忠诚在这里不顶用。现在党卫军谨遵希特勒的意图，也开始向表现很不可靠的“自己的兄弟”下手了。　　


权力斗争第9节：同性恋的冲锋队首脑

　　　　恩斯特－罗姆的其他措施也几乎没能缓和形势。冲锋队内部的革命情绪仍然酝酿着不满，这位冲锋队参谋长本人也在助长这种冲突。罗姆毫不隐瞒他的同性恋倾向，他最亲信的部下的同性恋倾向也早就不是秘密了。在致柏林医生海姆塞特博士的信中罗姆相当坦率地写道：　　　　　
　　　　“我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先生，这位愚蠢的道德健将，进行着最尖锐的斗争。他的文章主要也是针对我的，因为我不隐瞒我的看法。您从中可以看出，我必须习惯国家社会主义圈子里的这个罪恶特点。”　　　　　
　　　　罗姆和一位名叫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柏林舞男的关系曾经在法庭上公开过，这位冲锋队头目曾经指控那位舞男偷他的箱子。在城中地方法院的记录里写道：“1925年1月13日晚，罗姆邀请西格斯蒙德在柏林的马林恩赌场喝一杯啤酒，然后去了这种接触谈话之后习惯去的地方。”西格斯蒙德在记录中承认道：“当我们还穿着衣服坐在酒店房间里时，罗姆先生从他的包里拿出一盒香烟，我注意到，这时有一张纸落到了地上，就将它捡了起来。大约半小时后我离开酒店房间，因为罗姆先生要求我进行一种令我厌恶、我无法同意的性交方式。直至回到街上我才发现，我在房间里捡起的那张纸是罗姆先生的一张行李单。”　　　　　
　　　　冲锋队的下级军官公开嘲笑他们的上司是同性恋。纳粹党领导层的一封传单里建议在冬天使用罗姆做“褐衫大厦”的“取暖器”；匿名作者们要求罗姆的哨兵穿“裆宽175（影射第175条的同性恋条目）、拉链功能正常的”马裤作为制服。同时罗姆的朋友们渐渐占据了施泰奈斯的骚乱后冲锋队里空缺的职位。这些人不仅赞同他们的总指挥的政治观点，也和他有着相同的同性恋爱好。慕尼黑和柏林流传着荒淫和有组织性爱服务的谣言。希特勒还将对冲锋队领导层的放浪生活的抱怨作为“无理要求”极其严厉地挡回了。　　　　　
　　　　后来，1932年4月，来自自己阵营中的一场反对罗姆及其朋友们的可疑的行刺阴谋引起了轰动，这是纳粹党的最高法官和“道德卫士”瓦尔特…布赫组织的。冲锋队高层领导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命，向警察抖出了纳粹“同志们”的威胁——对于本想将一切掩盖在党内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来说，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背叛”。策划者受到了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舆论界获悉了更多的不愉快的细节。党内的道德卫士们觉得这太过分了。布赫的女婿马丁…鲍尔曼在给鲁道夫…霍斯的一封信中抱怨道：“真是闹翻天了。党内一位最有名的领导当着最厉害的敌人的一位同样有名的领导人辱骂……辱骂同样是党领导的自己的党内同志为猪猡。”相反，鲍尔曼望着“褐衫大厦”里的亲卫队写道：“您看看党卫军吧，您认识希姆莱的，您认识希姆莱的能力。”冲锋队的这群粗人知道领导层越显得放纵，严格领导的希姆莱的队伍的团队精神就越是明显。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权力斗争的决定性时刻已为时不远了。　　　　　
　　　　1933年1月30日的亢奋掩盖了党内对手之间深深的裂痕。通过近几年的街头斗殴，罗姆的队伍上升为新权力的明显象征，举着火把从总理府窗外游行走过。但它的没有宣传策划的行为无法同希特勒的合法获取权力的战术抗衡，希特勒暂时还依赖于和保守力量的联合。这一天对于冲锋队等于是一个阀门，他们等待它打开已经很久了。他们觉得自己现在不再受市民法律的约束了。酗酒的冲锋队员专横地检查和殴打行人。着褐衫制服的队伍要求“24小时自由时间”；这无异于是向政治对手报复。他们在犹太人的商店门外大喊口号，为党搜刮或为自己勒索钱财。充满仇恨的复仇狂欢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在新的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近10万人消失在了冲锋队的地下室、车库和其他隐蔽的地方。到处建起了“野蛮”营地，部分“冲锋队酒馆”被改造成了刑讯所。　　　　　
　　　　早在1933年3月，在柏林北部的奥拉宁堡的一家老啤酒厂的场地上就出现了一个营地，要将被捕的反政府分子集中关在那里。这座早期集中营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阿尔诺…豪斯曼回忆道：“看守们将一位新来到集中营里的流浪汉拿刷子刷了那么长时间，直刷得他的皮肤一块块地挂了下来。一天后他就死去了。”冲锋队称这是“保护性拘留”。它管理着这座位于娱乐酒馆旁一个住宅区中央的营地。　　　　　
　　　　这场公开恐怖化的高潮发生在柏林的科佩尼克城区。臭名昭著的冲锋队第15分队的总部刚好就设在初级法院里。它从这里组织对政治对手和那些“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的人们进行迫害式追捕。最多时，冲锋队在仅几平方米的囚室里塞进了20人。当一支褐衫队伍闯进他父母家里时，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员安东…施茂斯惊慌中开枪打死了冲锋队员。报复残酷得难以形容。父亲施茂斯当场就受到拷打，被吊死在他自己家里。他的儿子先是逃脱了，被捕不久就被冲锋队的子弹从背后打死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500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被强行关进了科佩尼克冲锋队的酒馆及地方法院的监狱里，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一位目击证人报告说：“当打死3名冲锋队员的消息传到时，他们在我们犯人中间进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杀。他们拿椅子、皮鞭和刺刀殴打我们。约35名工人在教堂大厅里倒在了他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被剥掉衣服，冲锋队拿靴子来回踩他们。血肉被扫到一起，拿桶拎了出去。”至今不清楚这个血淋淋的一星期夺去了多少生命。有名有姓的有23人，但真正的数字大概在100人左右。


权力斗争第10节：火并前的较量

　　　　如果希特勒想将保守的精英们笼络在自己周围，新国家里就容不下这些褐衫营，如果这还需要最后的证据的话——冲锋队的过度恐怖在纳粹上台后还在提供证据。冲锋队头目将这一潜在的冲突推到了极端。早在夏天，罗姆就要求在进行完国家主义革命之后必须进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在狂热的突击队浪漫中梦想着一场大炮和步枪的革命，要在一个“长刀之夜”迫使旧秩序崩溃。这一切都没有成功，罗姆对希特勒和旧势力的联合深感失望。更有甚者，大批的冲锋队员还在等着大肆许诺的对“战斗时代的牺牲”的报答。冲锋队员中仍有一大批人失业：他们的坏名声是有害的介绍信。而他们的总参谋长认为，冲锋队应该接管国家的重要岗位。1933年5月22日罗姆给纳粹党领导写了一封信：“党继母似的对待应该结束了。”为了强调它的要求，显示它的实力，冲锋队在安娜贝格（12000人）、利格尼茨（16000人）和布雷斯劳（8万人）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　　　　　
　　　　恩斯特…罗姆有着一个特殊的梦想：他认为冲锋队是新的德国民兵的核心，小小的职业军队德国国防军应该并进冲锋队。当然由他担任最高指挥官。罗姆完全是详细参照一支军队来组织他的“冲锋队”的。规定依据的是陆军的规定，冲锋队分队的编号按照的是旧普鲁士王朝统治的编号。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尉对德国国防军的军官团仍然持有反感，在公开场合他有时都不和他们的代表握手。他认为1918年的失败应由他们负责。“将军们是死脑筋，他们不会有新思想。”他自己喜欢吹嘘，“我就是新军队的沙恩霍斯特。”罗姆将希望寄托在群众的力量上，他认为民兵是未来的军队。“钢盔团”；特别保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组织，已部分合并进冲锋队了。毕竟有450万人公开提出服从罗姆指挥的要求。另外他还想要指挥东部边防军的权利和控制东部德国的武器库。　　　　　
　　　　但无法控制的冲锋队对希特勒的成功构成了威胁，他为他同军队和企业的脆弱联合担心。1933年7月6日他解释道：“革命不是永恒的状态，它不可以成为一种持久的状态。必须将自由化的革命潮流引导进安全的河床。”希特勒用燕尾服和大礼帽取代了褐衫制服。在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亮相中，他在波茨坦站在年老的兴登堡总统身旁，假装对宪法忠诚。他还必须考虑围绕在这位年老的国家总统周围的顾问们的愿望。他还必须料到会重新失去一切。一旦国内的政治危机激化了，兴登堡随时都还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将执行的权力委托给德国国防军，从而排挤掉国家总理希特勒。只要兴登堡还活着，希特勒就不能不小心。　　　　　
　　　　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对冲锋队的粗暴冒犯做出反应，向行政部门和经济界发了一封通函：行政部门空出来的位置要继续先由比嗜权的冲锋队成员更懂行的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员担任。虽然罗姆在政府里得到了一个职位，但是个不管部长——这样冲锋队就只是个摆设。他真正感兴趣的惟一职位，国防部长的职位，牢牢地掌握在一位保守派军人手里。语气听起来是同志式的，但到1933年年底形势就一触即发了。希特勒在一封信里“怀着真挚的友谊和感激的敬意”向他的“亲爱的参谋长”做出了一个狡猾的妥协：“如果陆军必须对外保证国家的安全，那么，在国内保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保证国家社会主义的和我们民族利益的持续，这就是冲锋队的任务。”希特勒向6个月后自己派人将之杀害的罗姆保证道，“我可以将你这样的人当作我的朋友和战友，我是多么感激命运啊。”同时他又委托秘密国家警察局的负责人鲁道夫…迪尔斯收集针对罗姆和冲锋队领导层的材料。“这是您的最重要的任务。”　　　　　
　　　　不足两个月后希特勒就让他的参谋长和军方进行所谓的沟通。1934年2月28日，他邀请冲锋队和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来到国防部铺着大理石的协议厅，恳求这些对手最终讲和。布洛姆贝格部长和罗姆当着希特勒的面不得不同意新的任务分配，德国国防军单独负责保卫国家、战争动员和进行战争的准备，冲锋队负责入伍前和退伍后的训练——不过是按照国防部的标准。在冲锋队柏林总部的香槟酒早餐时，对手们庆祝表面上的和解。但军官们刚一离开餐厅，罗姆就怒不可遏了：“希特勒！要是能摆脱这个人多好啊……这位可笑的二等兵讲的话，管不了我们……希特勒不讲信用，至少应该休假去。”　　　　　
　　　　罗姆以为他的冲锋队领导人都很可靠。在这种酗酒的气氛中他发火道：“如果他不一起干，我们就甩掉希特勒自己干。”罗姆的发火未能保密。一位不知所措的冲锋队大队长将参谋长的大话传了出去，先是传到赫斯耳里，后传给了希特勒。维克多…卢泽的背叛得到的回答很简洁。“我们必须让这件事成熟。”希特勒回答道。即使行动犹豫——就像他在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时常做的那样——他耐心等待，等绞索被打得既精巧又能置人于死命时，他将绞死他的老战友及其暴动的冲锋队。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利用国内的两支惟一独立的队伍，德国国防军和冲锋队，争取一个支持自己，牺牲另一个。所谓面临的恩斯特…罗姆的“出卖”成了一场残酷“清洗”的借口，它的执行者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段时间里，海因里希…姆莱让他的党卫军对外表现出一副调解的神情。在慕尼黑，他请实业家、军官和科学家参加一场报告。客人们习惯了在街头斗殴的尖利腔调中被指责为“市侩”、“颓废”和“听命于犹太人”，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们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没有攻击。“党卫军国家领袖”呼吁他的听众，成为一个新的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希姆莱寻找在场人的合作，让“不同的传统潮流能够汇合在党卫军里”。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群精英，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它就是党卫军。希姆莱说，党卫军必须“在优秀人种的土壤上将真正的军人传统、高尚的观念、德国贵族的行为和良好教养及实业家的创造力同时代的社会要求”结合在一起。　　


权力斗争第11节：恐怖初现

　　　　希姆莱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后来回忆说，此次活动后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加入了党卫军。作者海因茨…赫奈说，这个插曲证明了“希姆莱多么善于巧妙地展示他的党卫军”。“党卫军国家领袖”的所谓朋友圈子包括从弗利克到厄特克尔、从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到西门子…舒克尔特公司总裁，以及所有这些对褐衫无产者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