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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心不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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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和家庭地址，是汉森常用的主题词。
案发后，安全专家通过系统日志和历史记录部分地复现了汉森扫描网络的行为，
但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是，在此之前，FBI 居然没有对员工使用计算机情
况进行监控和记录的内部管理机制，许多事因此无法查证。
根据FBI 所述，汉森是在放置“货物”时被捕的，地点是离家不远的一个公园，
那是他和俄方交换情报的秘密联络点之一。特工人员从他当时携带的废品包装袋里
找到了7 份秘密文件，内容包括从ACSS系统下载而来的FBI 反情报部门的对俄工作
部署，以及一封发给俄方联络人（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的某个人）的加密信件。
FBI 破译了这封经过加密处理的信件。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在搜查汉森的个人物品时找到了以前信件的备份并成功恢复，其中就包括汉
森为保证与俄方联络的安全性而传送的加密密钥。此外，反情报官员还在汉森的汽
车里、在他的办公室中（FBI 和国务院各有一个）发现了几十份从FBI 的计算机系
统中下载的涉密文件。
在汉森的鼹鼠生涯中，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文件被下载，目前没有人知道，也许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从理论上讲，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然后利用程序重复地自动搜索FBI 的ACSS系统并下载，可以把系统里的整个数据库
全部“当”下来。对FBI 来说，那不啻于末日降临。
由于美国国务院的非保密计算机系统是与公网相连的，利用软件缺陷或干脆植
入“后门”程序，汉森可以在系统管理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埋设一条秘密“隧道”，
让俄国人轻松地进入国务院的数据库。
1991年，在绝大多数FBI 员工还没有在万维网上冲浪的经历或是开通自己的第
一个电子邮箱时，汉森已向俄国人提出建议：在华盛顿城区租赁一间房屋，“那样
我们就可以享受新技术的便利，直接用计算机网络交流了”，FBI 在其书面陈述中
说。
对于使用新技术，汉森确实比别人多一份敏感，在去年发出的一封信中，汉森
建议俄国人使用更为复杂的系统 Palm Vll Op－nizer ，以“提高加密信息的传输
速度，在大容量数字文档的传送方面，它的表现更为出色。”
FBI 对汉森的程序设计能力深为忧惧，它专门向法庭申请了许可证，获得同意
后，将汉森的所有计算机设备送入评测实验室进行检查。这样做的理由是：“考虑
到汉森在计算机方面的专长，以及他突出的自我保护和反侦察意识，我们有理由怀
疑他为自己的计算机加载了自毁程序。如果他的的计算机失控，系统的自毁程序将
自动启动，抹去那些对他不利的信息。”
保守秘密的中情局长
陆培俊译
理查德·海尔姆斯是个极为谨慎周到的人，保守秘密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可他
却在大量的公开报道中结束他的生涯，这无疑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有关他的书籍大
量出版，以他及他为之谨慎保守的秘密为素材的电视系列片在参议员委员会面前抖
露出来。
海尔姆斯1947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是中央情报局资格最老的冷战老战士之一，
但他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他从第一手资料中看到苏联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时，决定
他们也必须尽一切可能同其进行斗争。他因此介入了格伦组织的在柏林废墟上为欧
洲进行的狂暴的，常常是残忍的秘密战争。
就在这个时期，秘密成了他的格言。被招回在华盛顿任职后，他被证明是个能
于的管理人员。他不赞成当时时髦的浮夸秘密行动，这似乎注定他在中央情报局的
前途只能是处于中等级别。但在他的上级和潜在的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调走后，于1962
年接替比斯尔担任“行动计划处处长”，1965年成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年后提
为局长。他的提升同约翰逊总统对越南战争高涨的热情同时并进，这实在是他的不
幸。
更大的不幸是紧接着约翰逊和越南战争、尼克松和水门事件。问题出在海尔姆
斯或许只是个很好的副手，他需要从别人那里接受命令。因此他接受他所服务的总
统的命令，甚至他都知道他所要求做的事情违反了中央情报局的规章制度，违反了
他在情报部门工作一辈子精心养成的谨小慎微的原则。
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水门事件的侦破工作，即使对中央情报局人员来说，这只是
提供外围帮助，但当海尔姆斯知道对他所钟爱的情报局可能造成危害时，他竭尽全
力给予保护，这被尼克松看来是种背叛行为。因此在1973年2 月2 日，在担任中央
情报局局长6 年后，理查德·海尔姆斯被解除职务。为谋求和解和好感，尼克松任
命他为驻伊朗大使。但这只是麻烦的开始。在以后的4 年里，他被从伊朗招回至少
13次，以给调查水门事件和中央情报局的各种委员会作证。他竭力保守秘密，但中
央情报局的许多“家宝”，非法和不道德行动的详细情况还是一点点被人抖露出来。
海尔姆斯的名字同其中大多数事件都有牵连。海尔姆斯搪塞推倭，编造歪曲，转弯
抹角，尽量不泄漏任何东西，以免情报局遭受危害。
海尔姆斯已经走得太远了。1973年他告诉对外关系委员会——按惯例，该委员
会正在审查他去当伊朗大使是否合适——中央情报局从不曾企图在智利推翻萨尔瓦
多·阿连德的政府。中央情报局这些新任官员为清除情报局过去的行动忙开了，他
们发现这一情况不真实，将报告传到了司法部。
4 年后，海尔姆斯这位曾权极一时的人物，被发现犯有伪证罪，于是被罚款2000
美元，判处两年缓刑，法官向他严正指出：“你带着耻辱站在法庭面前……如果公
务员因为错误和不良的邪念故意违反和无视我们国土上的法律，或认为他们应尽的
义务和必须考虑的问题已过时，那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危险的。”
海尔姆斯不思悔悟，仍坚定地认为他对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尽了他的责，即使
没有逐字逐句地遵守法律。他最终被开除了公职。
1983年10月，总统给理查德·海尔姆斯授与“国家安全奖”，说这样的奖是授
与情报工作人员的最高荣誉，他“早该这么做了”。这标志着这位70岁前中央情报
局局长名誉的恢复，那些为海尔姆斯这样坚定的忠诚者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中央
情报局特工人员也对此表示赞赏。
海尔姆斯当时任中东投资政治风险顾问，他说：“我认为它与政党交替执政有
关。我并不觉得懊悔或是种免罪。”
美国“情报学之父”——沃特
韩峰
在庆祝沃特80寿辰的宴会上，来自英、美情报界的百余名人士，将由32位情报
学者合著的、由4 位前中央情报局长分别作序的巨著胭情报之名》为礼物送给沃特
老人，并为沃特播放了因故不能亲自前来的里根和布什祝贺他生日的录相。膀大腰
圆、红光满面的沃特感叹道：“不虚此生！”并当场宣布：“所有的收藏将于死后
捐赠给母校——耶鲁大学。”
出身书香世家的沃特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
国空军情报上校，战后任中央情报局法律顾问，其间为中央情报局建立了有2 万多
册藏书的“情报图书馆”。任空军情报官员时，沃特虽然买过几本情报方面的书，
但是真正开始搜集情报文物是在他读了老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后。那封信中
有这样一句话：“搜集好情报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其实我要补充的是，必须严格
保守机密，因为保密是情报成功之关键。缺了它，只能饱尝苦果。”沃特以高价买
下这封信后，才算正式踏上了搜集情报书籍之路。
1967年沃特一家迁入水门公寓前，特地将地板重新加固，以防藏书过多压坏地
面。此后他家的窗帘一直处于半闭状态，因为沃特先生担心艳阳会把自己那万余本
书籍给晒坏了。有不少藏书是他变卖家产换回的。
沃特认为同事们称自己为“情报学之父”是过奖了。他说：“从纯情报的角度
看，我的藏书中百分之八十是垃圾。”
冷战结束后，东欧情报界的文物和特种器材大量流入西方，成为拍卖场上的新
宠。沃特自然又有不少新的收获。他承认，自己虽在情报文物方面是全美的权威，
但对情报“玩具”的收藏，远不如好友凯西。凯西是位历史学家，也是位情报器材
的设计者，他曾走遍全球搜寻。如今在凯西8000平方米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别墅里，
珍藏了3000样“宝贝”，其中还有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单人潜水艇。
一份未发表的悼词
淑芳译
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父亲在我生日的那天送给我一本意大利著名作家乔瓦尼约
利的名著《斯巴达克》。从这天起，也正是这本书使我“迷恋”上了意大利。世界
上我最想见到的是那用白大理石建造的大斗兽场。热爱自由的、多情的斯巴达克在
这个舞台上开始了自己通向自由的悲剧道路。我的脑海里常清楚的浮现出那座充满
阳光的广场，耳边则回荡起斗兽人的脚步声，以及数百人共同的吼声：“悄撒，皇
帝，誓死如归的人们欢迎你！
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刚14岁，可我已在X 光工厂当上铣工。一年后企
业疏散到哈萨克的阿克久宾斯克市。在那被上帝遗忘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向同车
间的同事多次讲述过《斯巴达克》的故事。由于当时劳动力不足，我的这些同事大
多都是战时提前释放的刑事犯。
能想办法打发漫长无聊的夜晚时间的人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对我说来，我从
这些被释放的刑事犯听众那里积累了聪明智慧，这对我以后的侦察工作不无益处。
最主要的是我学会了用第六感觉区分好坏人，并且用拳头凑那些狗崽子。
战争结束了。我结束了十年制学业并升入莫斯科外贸学院，再次萌生了赴意大
利参观大斗兽场的愿望。在金融财政系学习期间，我在高深的经济科学方面取得了
好成绩，而且获得了基础课老师贝斯特罗夫教授的青睐。
毕业考试后，贝斯特罗夫教授把我调到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并且立即让我
当上他的高级顾问，几个月后便被派往国外短期出差。而所要去的国家正是意大利。
由于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了现实，我简直是欣喜若狂。工作期间我竭尽全力，尽量不
辜负领导的信任，超额完成了实习计划。特别是我写的意大利半年经济述评使苏联
商务代表索洛维耶夫非常满意。大概过了三个月，商务代表要求我以高级经济学家
的身份重返罗马。我当然没有反对。
此后在商务代表处工作的4 年间我更深地爱上了意大利。由于工作需要，我有
幸参加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商务经济谈判，认识了许多意大利国务和政治活动家以及
商业巨子。毋庸掩饰，我的表现引起了当时苏联驻罗马间谍头子的注意。由于信任，
他有时请我到饭店共进晚餐，此人从我这里得到不少无报酬的咨询，那都是些最复
杂的金融财政问题，是“情报来源”，也就是间谍提供的。对了，也就是这位好心
人把我引见到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国外干部管理局的。
我带着“表现出色”的评价返回外贸部后，便开始在西方国家贸易局工作，同
时准备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对外经济联系》。
1960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好友、当时的部党委书记萨·图图申紧急把我叫到他
那里去。他在办公室的门口迎接了我，并低声说一句：“好了，你们谈吧”，说完
就消失了。我看到在图图申的办公桌旁坐着一位完全陌生的人，他有着一张非常呆
板的面孔。他的脸毫无特色，过一天就想不起来，只记得他叫阿库洛夫。
阿库洛夫同志请我坐在他的对面，以便光线能照到我的脸上，开始了开诚布公
的谈话。他先是向我详细地谈了我个人简历，并—一列举了我父母两个系统祖宗三
代的亲属。然后指出，我是一个优秀的、有教养的外贸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一个纯
正的工作人员，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苏共党员，除此之外还是一位积极分子和社会
工作者，不停地向我们的国外“机关”提供了帮助。总之，是一位完全可以信得过
的年轻人，对方把话锋一转，问我是不是愿意搞对外情报工作。我问他是否可以考
虑几天，他惊讶地说：“为什么？外贸部长已经在调令上签了字。您有什么反对意
见吗？我回答说：”哦，不是，但是……“”所有的‘但是’都放到以后。现在你
就准备去我们的侦察学校去学习。“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侦察生涯。
101 侦察学校位于森林深处。在这里我的身体强壮了。我学会了出色的射击、
摆脱跟踪，以及跳降落伞等。还学会了热爱政治局所有成员、不怕花费巨款、装成
什么都不在乎的老实人，同时象爱惜眼睛一样地珍惜自己为数不多、但却是经过多
年考验的真正朋友。
遵照组织分配，我来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欧洲方面的某处，并立即明白了101
学校教师的遗训“你知道得越少，你就活得越久”这句话有多么正确。因为即使在
最普通的材料上都印有《机密》字样。老实说，在那里我养成了遵守“过分严厉”
制度的习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什么都不要留下，千万不要忘记：要是丢失了什
么，上帝是不会保佑你的。
在工作期间，我抽空继续准备论文答辩。论文中当然抛开了我关于意大利国家
资本主义经验对我国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益处的见解。我在苏联报刊（包括《消息报
》在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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