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节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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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来访使我受益匪浅：但愿上帝使他们的灵魂也得到这种回报，因为他们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我猜想他们今天已经故去。我也常去尚贝里看望他们，渐渐地同他们熟悉了，我便利用起他们的藏书来。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幸福的时日时，必定联想到耶稣会，以致我因前者而喜欢上了后者，而且尽管我始终觉得耶稣会的学说是危险的，但我从来也没能从内心深处真正地憎恨它。　　　　
　　　　我很想知道，别人是否同我一样，有时候心里会产生一些天真的想法。在我忙于学习和过一个所能过的无邪的生活中，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我心里总是害怕下地狱。我常常寻思：“我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如果我立刻死去，会不会下地狱？”按照冉森教派信徒们所说，那是必定无疑的，但根据我的良心，我觉得又不是这样。我总是这么战战兢兢，而且总是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为了摆脱烦恼，我便求助于最可笑的办法。要是我看见有谁也像我这么干的话，我真会把他当成疯子给关起来的。有一天，我一边想像着这个烦死人了的问题，一边机械地练习着朝树干上扔石头，照我平常那个笨样儿，我几乎是一次也击不中的。我这么练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竟然想以此来占卜一下，以消除我心头的疑虑。我自言自语：“我要用这块石头砸正对着我的那棵树，要是能击中，就升天堂，击不中，就下地狱。”我一边这么念叨着，一边用颤抖的手把石头扔出去，心跳得非常地厉害。但巧极了，石头击中了树干正中。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专门挑了一棵又粗又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就相信我能升天堂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不知道是该笑抑或是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一定会好笑的，那你们就庆幸自己吧，但请别嘲笑我的可怜，因为我向你们发誓，我感到自己是很可怜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只有到死幸福才会终止

　　　　这些惊慌和惶恐也许是与虔诚分不开的，但毕竟不是经常如此的。通常，我是比较平静的，想到不久于人世，我心里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平静的忧郁，其中甚至包含着温馨。我刚刚在故纸堆中又找到我为劝戒自己而写的一篇东西，我在文中庆幸自己能在有足够勇气面对死亡的年岁死去，而且，我这一辈子，身体或精神都未经受过大的痛苦。我说的多么在理呀！我预感到活下去要受苦受难，所以很害怕。似乎我预感到了晚年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命运。我只是在这段幸福时期才与明智贴得很紧。我对往事无可悔恨，也摆脱了对未来的挂牵，心中经常占着主导的想法就是及时享乐。虔诚者通常有着一种小小的、但却十分强烈的欲火，使他们喜形于色地品尝允许他们享受的无邪的欢乐。世俗者则认为他们这是犯罪，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如说是我很清楚，他们在嫉妒别人享受他们已不感兴趣的那些普通的快乐。我就有这种兴趣，而且我认为能心安理得地满足它则是一件美事。我的心洁白如纸，对一切都是以一种童趣投入其中的，我甚至敢大言不惭地说，是怀着一种天使般的欢乐的，因为实际上，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有着天堂般的宁静的欢乐。在蒙塔纽勒草地上午饭，在绿廊下晚餐，摘果子，收葡萄，同仆人们一起梳麻熬夜，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如同节日一般，妈妈也同我一样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两人单独散步更令人神往，因为可以更加自由地敞开心扉。尤其是有一次散步，我印象特别深刻，即妈妈的命名日圣…路易节那一天，晨曦微露，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士来到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主持弥撒。我俩做完弥撒之后，早早地便一块儿外出了。我建议到我们对面的那座山上去，因为我们还从未去过。我们已经让人先把吃食送过去了，因为要玩一整天。妈妈尽管有点又圆又胖，但走起路来却不困难。我们翻过一道道山岗，穿过一座座树林，有时走在太阳下，而经常是走在浓荫之中，我们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地走了有几个钟头了。我们聊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结合、我们命运的甜美，并为永世如此而祈祷，但却并没能心想事成。仿佛一切都在为这一天的幸福在效力。刚下过雨，没有一点尘土，溪水潺潺，清风吹拂着枝叶，空气清新，万里无云，天空像我们的心一样地宁静。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同他们全家一起吃的午饭；他们衷心地在祝福我们。这些可怜的萨瓦人真是善良极了！午饭后，我们来到一些大树罩起的浓荫下，我在摘拾干枝生火煮咖啡，妈妈则高兴地在荆棘丛中采集草药。她还拿着我在路上为她采集的花束，让我注意它们结构上的许多新奇的东西，使我感到非常地高兴，这本该使我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的，但时机不巧，我当时正因其他过多的研究而分心。一种使我感触很深的思想转移了我对花草的注意力。我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说、所做的所有一切、使我印象深刻的所有事物，全都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清醒时，在阿纳西所做的、而且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种梦想。两者多么地相似，每当想到这事时，我便会激动得流下眼泪。我在动情时，拥抱了这位亲爱的女友，满怀激情地对她说：“妈妈，妈妈，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除此而外，我别无所求。多亏了您，我才如此幸福。但愿能永远这么幸福！但愿能永世如此，此情永驻！只有到死幸福才会终止。”　　　　
　　　　我的幸福时光就这样地流淌着，而尤其令人幸福的是我看不到有什么干扰它的，我的确认为它将只会同我的生命同时结束。这并不是因为我忧虑的源泉已完全干涸了，但我看见它在改道，我在尽力地把它引向有益的事情上，从而使我得到它的治疗。妈妈当然喜欢乡下，她的这种喜好没有因为同我在一起而有所减退。她渐渐地对田间劳动有了兴趣，喜欢利用土地增值，而且，她在这一方面是个内行，也乐意加以利用。她不满足于那点宅旁地，不是租块田，就是租片草地。总之，她把心思放在了农事上，没有在家赋闲，而是在大干一场，很快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太喜欢看她这么扩展，尽可能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相信她还会上当的，而且，她那豪爽、慷慨的秉性总是使她入不敷出。但想到这种收益至少会有这么一点，不无小补，我也就心有所安了。在她所能干的各种事情中，我觉得这件事是风险最小的，我并没像她那样以为这会有多大收益，而是把这看成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可使她摆脱糟糕的事情和骗子。这么一想，我便急切地想着恢复健康和增强体力，以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而且，我因此要跑前跑后，当然就常常丢下书本，也不去想自己的有病之身，反而身体渐渐地好了起来。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了几本书，其中有邦坦比的《音乐史》和邦齐利神甫的《音乐论文集》，使我对音乐史以及对音乐的理论研究产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好几个月前就算是已成年了，我决定第二年去日内瓦要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在得知我哥哥的下落之前，至少先领回我应得的那一份。事情就像决定好的那么办了。我去了日内瓦，我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没人找他的麻烦，尽管对他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勇敢很佩服，对他的正直很尊敬，所以就假装忘了他的那件案子，而且，政府官员们正忙于不久即将实施的重大计划，也不愿让市民因回忆起往日的不公正，而过早地激怒他们。　　　　
　　　　我担心有人因我改教而刁难我，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的法律没有伯尔尼的严厉。依照伯尔尼的法律，但凡改教者，不仅丧失其身份，而且连财产也保不住。我继承的财产并未引起争议，但不知怎么搞的，变成很少的一点了。尽管人们几乎肯定我哥哥已不在人世，但却没有任何的法律证据。我缺乏足够的资格来领取他那一份，因此我毫不遗憾地把它留给了父亲，以补贴他的日常花销；父亲一直享用到去世。我一办完法律手续，拿到我那一份，便花了一些钱买书，然后带着余下的钱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一路上，我的心欢快地跳动着，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中时，我觉得比拿到这钱时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无所谓地接过钱去，就像所有灵魂高尚的人那样，他们对这类事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激动。这笔钱几乎全用在了我的身上，用的时候仍旧是那样地无所谓。如果这钱是从别处弄来的，她也会这么使用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面若死灰骨瘦如柴

　　　　然而，我的健康没有一点起色，相反，却明显地恶化了。我面若死灰，骨瘦如柴，脉搏跳得吓人，心跳过速，常常感到胸闷，最后，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弹，稍走快点便喘不上气来，一弯腰就头晕，手无缚鸡之力，像我这么好动的人，什么也干不了，真是活受罪。肯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神经过敏，这是幸福的人的毛病，也正是我的病根。我常常好端端地会落泪，树叶和鸟的声响也能吓我一跳，生活宁静安适，情绪却不稳定，这一切都表明我对可以说是让我多愁善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那种舒适的厌倦。我们很少是生来就为了在世上享福的，所以当心灵或肉体不同时受折磨时，就必须让其中的一个受摧残，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几乎总要有损于另一个。当我可能在欣喜快乐地享受生活时，我那糟糕的机体便阻止我去享受，而且也说不出到底是哪儿有毛病。后来，尽管我已届垂暮之年，真的患了一些严重疾病，可我的身体反而恢复了活力，以便更好地感受自己的不幸，而且，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60岁高龄，各种疾病缠身，但我却觉得，这受苦的晚年，体力和精神比年轻那会儿享受真正幸福时更加充沛。　　　　
　　　　后来，在顺便读了点生理学的书籍之后，我开始研究起解剖学来，并反复琢磨构成我机体的多种零件及其运动，准备着每天都能从身上找出许多毛病来。我压根儿就没有对我的半死不活感到惊奇，而是对我还能活着觉得惊诧，而且每当我看到对一种疾病的描述时，便认为说的就是我。我敢肯定，即使没有病，研究了这该死的学问之后，也非得病不可。由于我在每种疾病中都发现我的病症，所以我以为自己什么病都有，而且还染上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加严重的疾病：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要患此症。我由于反复研究、思考、比较、便想像我的病根是心脏上长了息肉，而且萨洛蒙似乎对这一想法也挺震惊。按理说，我应该根据这一判断坚持我先前的决心。我没这么做。我挖空心思地去想怎样才能治好心脏上的息肉，决心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治疗。在阿内去蒙彼利埃参观植物园并看望其技师索瓦热时，有人告诉他菲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息肉。妈妈想起了这事，并告诉了我。我一听，立刻想去找菲兹先生看病。治好病的希望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给了我力量跑这一趟。日内瓦带回的钱正好可以当路费。妈妈非但没劝阻我，反而催促我去，因此我便前往蒙彼利埃了。　　　　
　　　　我用不着跑那么远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因为骑马很累人，我在格勒诺布尔换乘了一辆马车。到了莫朗，有几辆马车随后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的像《马车队》那个喜剧故事了。这些马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的新嫁娘的。同她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女子，名叫拉尔纳热，没有科隆比埃夫人年轻美貌，但与她同样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而拉尔纳热夫人则需要继续赶路，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很腼腆，一定想像得出我是不会很快就同有身份的女人及其周围的人热络起来的，但最后，由于同路，住的又是同一家旅店，又不得不同桌用餐，所以必须与她们结识，否则就会被人看成是乖戾之人。因此，我们就认识了，甚至比我所想的要早认识，因为周围的吵嚷对一个病人，尤其是像我这种性格的病人不怎么合适。但是，好奇心使那些妩媚的女人变得十分狡猾，为了能认识一个男人，她们先开始把他搞得晕头转向。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科隆比埃夫人被她的那些美少年缠得分不开身，没工夫来挑逗我，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但拉尔纳热夫人则没有多少人纠缠，需要找个人在路上为她解闷。因此，她便笼络起我来。再见了，可怜的让…雅克，或者不如说，再见了，寒热、气郁、息肉！在她身旁，所有这一切都无影无踪了，只剩下她不愿替我治愈的心跳。我的病体是我俩结识的第一个媒介。人们看出我有病，知道我要去蒙彼利埃，但想必是我的神态和举止不像一个浪荡公子，因为后来很明显，大家并没怀疑我是去蒙彼利埃治性病的。尽管对一个男人来说，有病是得不到女人们青睐的，但是这两位夫人却因此而对我发生了兴趣。早上，她们派人来问候我的身体情况，请我同她们一起喝巧克力饮料，还问我夜里睡得好不好。有一次，我好像习以为常地那样不加思索地便回答说不知道。这个回答使她们以为我是个傻瓜，她们便仔细地打量起我来，这倒对我毫无害处。有一次，我听见科隆比埃夫人对她的女友说：“他不懂为人处事，但却挺可爱。”这句话让我心里很踏实，所以我便尽力做到真的挺可爱。　　　　
　　　　人一熟了，就得谈谈自己，说说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这使我挺为难，因为我深感在上流社会，又是同高雅女人在一起，新改教这个词是很难说出口的。我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竟想装起英国人来，自称詹姆士二世党人，大家还真的相信了。我说我叫杜丁先生，大家也就称呼我杜丁先生。在座的有一位该死的托里尼昂侯爵，同我一样，也是有病的人，而且人老脾气大，竟和杜丁先生攀谈起来。他同我谈到雅克国王，谈到觊觎王位的那人，谈到圣…日耳曼